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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作为时空体的区域

更新时间:2022-06-05 22:32:01
作者: 汪晖 (进入专栏)  
现代化理论的突出特点是时间空间化,即在单线的时间框架下,按照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等等一系列区划在空间上规划南北关系,在地缘政治框架下规划东西关系,让这一空间划分服从于现代化的基础性的叙述。这一套知识事实上也有一套相应的政治经济的组织结构,如世界银行等等,与之配套。后冷战时期占据主流的市场化、民主化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应的政治经济范式均与此有关。

   这两个范式之间有区别,但也有共同点。1993年,我先后与沟口雄三、艾尔曼(Benjamin Elman)和李欧梵等几位教授做过对话,分别以《什么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谁的思想史》和《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上、下)为题发表在《读书》杂志上。这些对话涉及区域研究的方法论及可能的新取向等问题,后来全部收录于《别求新声》一书中。那一年,我从哈佛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研究,恰好沟口先生在那儿担任客座教授。早在1991-1992年间,我们曾在东京和北京做过对话,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聊天了,但话题有变化,其中之一是美国区域研究的限度和变迁。在这几篇对话中,与沟口雄三教授对话的那篇影响比较大,也可能是标题中“没有中国的中国学”的提法比较醒目之故。这个提法后来常被人提及。

   沟口认为,对于日本学者来说,中国是区域研究的一个对象,方法论上其实是西方中心的。他所说的没有中国的中国学与柯文等人所说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有重叠之处,但也有很大不同,因为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其实也是没有日本的中国学,或者说,没有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的中国学,即缺乏同时代性的中国学。这种对话关系与如今在历史学领域流行的“同情之了解”并不一样,前者强调主体介入,后者强调客位化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客位化也意味着对叙述者的主体地位的弱化或悬置。沟口受竹内好的影响,对中国革命有同情,但不同于竹内好,他对中国传统有某种原理性的关切,并试图从中国的经验出发反观日本本身。他的基本判断是:奈良时代、镰仓时代的日本吸纳同时代中国的文化,但性质是从高的文明向低的文明传播,而江户时代之后,情况发生变化,朱子学、阳明学传入日本,日本人不关心同时代的中国,而只关心宋、明时代或更古典的中国。近代以后,受到中国革命的影响,又否定清代以前的中国,认为都是皇权的、腐朽的文化,以一种颠倒的形式又回到了镰仓时代之前,即向先进的(革命的)文明学习,在方法论上其实是对江户时代的重复,即没有中国的中国学。他认为这两者都没有“客观性”。“客观性”这个概念在沟口这儿有同时代性、对话性的含义在里面。这篇文章在《读书》发表后,岛田虔次教授(编注:日本著名中国思想史学家、二战后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不能认同沟口先生的说法,并辩护说,他的研究是“有中国的中国研究”。我在回复岛田虔次先生的同时,也将他的意见转达给沟口先生。沟口先生回信表示承担责任,说由他直接与岛田先生解释,并半开玩笑地说,他在美国谈话时忘记了日本的规矩,晚辈是不能这样对前辈说话的。岛田先生比沟口先生长半辈吧。我不知道此后他们之间是如何沟通的。

   “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至少在某个层面说,所谓没有中国的意思就是在刚才提及的“空间时间化”、“时间空间化”两个主导范式下形成的基本框架。今天中国发展区域研究时,如何界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观察这些国家,还是同时把它发展成一个带有能动性的时空体呢?是仅仅在经贸和地缘政治关系中理解这些国家和地区,还是将这些地区理解为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脉络的社会主体?我认为这是需要在重新发展区域国别研究时提出的问题,并由此展开区域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将巴赫金的时空体转换到历史研究当中来并不是我的发明。在我之前,哈若图宁(Harry Harootunian)使用过这个术语,他将历史研究中的地方史转向称之为“空间转向”,即“将空间面向置于时间面向之上,将一个国家或文化置入一个地理位置之中,但甚少考虑到这个国家或文化与世界、与时间的关系。事实上,地区与区域被视为只有空间、没有时间的实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却不被认为属于这个世界。这种不受时间影响的区域概念也常被历史学家所强化,他们执着于传统或延续性的概念,以致这也如同另一种将空间置于时间之上的做法。”[1] 他进而批评与这一空间转向相关的主要范畴,如文化、文明、现代性、中心与边陲、全球与帝国,以及第三世界等等,“最后都落实于一种以整体概念处理一个区域(area)或地区(region)的研究方法。”[2]

   这些说法对我有很多启发,但我并不完全赞同其判断,因为他把前面提及的概念当作纯粹的概念,而忽略这些概念得以提出的时间性,即它的政治性。如同巴赫金将作者与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作为“审美事件”的参与者,从而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样,前述概念与其提出者、应用者之间也构成了一种“事件性的关系”。[3] 在这一事件性关系中,这些概念获得自身内涵并开始诉诸行动的过程,与提出这些概念、试图用这些概念概括或掌握对象的作者之间,构成了一个运动中的整体。我在尚未出版的《世纪的多重时间》的序言中曾经对此做过如下评论:由于他的批评聚焦于区域研究的空间转向,并没有展开讨论他所说的空间范畴的时间性,也因此放弃了对这些范畴的历史生成和政治性运用所包含的潜能的阐释。柯泽勒克(Reinhard Kosellek)说过:“历史运动总是发生在由多个活跃的介入者相互界定的地带,就这些地带而言,所有介入者同时作用于其概念环节。但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政治史都不会认同其概念的自我表述。历史只能在那些被概念所解释的材料与实际的素材(从方法论的角度说,这些素材是从前者衍生出来的)相互一致时才能被写出。”[4] 如果这些变动中的事物都有自己的时间尺度,任何空间的运动状态或任何事件发生的时刻都势必包含了多重的时间。“我们总是使用那些原先从空间范畴中构想出来概念,但无论怎样,这些概念都具有时间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讨论那些作用于事件链条上的持久因素的折射、摩擦和碎裂,我们也可以参考那些事件对于各种长久预设的回溯性的作用。”[5] 如果历史运动总是发生在有多个活跃的介入者相互界定的地方,那么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政治史,都不应沦落为学者熟练运用的概念在对象身上的自我运转或自我表述。

   历史只能在那些被概念所解释的材料与实际的素材相符一致的时候才能被写出来,这就是我们需要将历史中的行动者当作行动者来对待的原因。同时,这也带来了用什么概念去描述对于国家和区域,它的历史运动及其自我表述之间关系的问题。这在过去的区域史研究,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的那些基础范式的框架下很少涉及,只有具备广阔的知识视野和反思能力的学者才能提出这些问题。过去这些年不断有人用“作为方法”作为地域概念的定语,如“作为方法的亚洲”、“作为方法的非洲”、“作为方法的拉丁美洲”等等,或多或少是因为这些命题透露出一种对既往研究的方法论上的质疑,但如何由此产生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的研究,不是提几句口号就可以做到的,我也认为不是在书斋中玄想就可能做到的。

   在哈若图宁的描述中,时间是一个能动者,而空间仅仅从属于结构,他在巴赫金诗学的启发下所阐述的重新结合时间与空间而达成的“时空体”概念就是为了超越时间的空间化或空间的时间化吧。我曾建议使用“时势”这一范畴。时势不但综合了时间和空间,而且将其解释为一种不同力量之间相互角逐的、持续变动的进程,一切都是能动的,但一切的命运又都在时势内部。例如,许多学者批评将“西方”总体化,并将这一概念归结为一种纯粹的虚构,却忽略“西方”这一范畴所体现的时势内涵,丝毫不愿花精力分析那些运用这一范畴的人在“时间”的展开中力图改变这一时势格局的努力。从不平衡到薄弱环节,从薄弱环节到中间地带,从中间地带到第三世界,这些空间概念的序列正是时势的产物,每一个命题的提出都包含了对于相应的整体局势的判断以及能动地改变这一局势的动机。从这个角度说,哈若图宁所批评的第三世界范畴不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范畴中产生的政治概念,只是在第三世界政治逐渐蜕化并导致概念本身的去政治化的进程中,第三世界才会沦为一种单纯的空间概念,先是被组织在全球区域研究的结构范畴内部,最后经历被抛弃的命运。但是,在本书收录的若干对话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这个旧范畴所蕴含的政治性已经以新的方式进入了新的实践性话语之中。

   跨社会体系与跨体系社会

   这样也就带来一个问题,即区域其实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空间范畴,而是变化、融合、并存、介入、斗争、妥协的空间,危机得以发生和转化的空间,也是持续生产并推动自身变化的时空体。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到底怎么去讨论区域的变化?在历史研究,特别是社会史研究当中,一般来说可以区分出区域和区域化的概念,因为区域概念与历史地理有更接近的关系,但区域化更多的是动态的关系。事实上,无论是跨体系社会或是跨社会体系都是在持续的历史变动中形成的。在2021年12月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举办的“边疆:流动的历史空间”会议的主旨发言中,唐晓峰教授强调应该把区域和空间区分出来,空间包含更多的变动性,区域包含更多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与区域和区域化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参与过一些非洲、拉美或者欧美区域研究的学者倡导的一项工作。他们试图重新总结每一个地区在运动中发生的叙述及其概念,尤其涉及宇宙论方面的语汇。这些语词多半没有经过概念化,但活跃于日常生活世界。这些学者通过对这些概念的重新诠释,试图摆脱欧洲宇宙论和认识论的概念框架。这一努力多少可以类同于如何摆脱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这样的区域研究范式的尝试。如果历史真的只能在那些对概念所解释的材料和实际的素材相互一致的时候,才能够写出,或多或少也揭示了这个尝试的意义—虽然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历史书写并非如此。

   广义地说,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国家工程,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现象本身提醒我们一个基本条件:我们身处的时代不再仅仅是一个后殖民(post-colonial)时代,而且也是一个后中心(post-metropolitan)时代。我这里用了一个与都市研究中提出的“后都市主义”(post-metropolis)相似的英文词,但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这里的metropolitan指的是以伦敦、纽约等都会为象征的西方宗主国及其连带的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后殖民地相互关联的主从关系,故我将之译为与“后殖民”相对应的“后中心”。伴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经济崛起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后(西方)中心”时代开始了,传统的边缘区域对于中心区域的影响日渐增大,以致西方社会必须面对自己的“后中心状况”。我将这一变迁理解为跨社会体系持续变化、渗透、冲突和裂变所产生的新格局。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其他地区,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尚无系统性的知识框架与之相匹配。

   后殖民与后中心相互交织的时代也是剧烈冲突、蕴含着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正因为如此,这就要求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在设立或进入这一领域时就具备相应的反思能力。学科建设与反思性需要同步进行。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的话,我们会随即陷入一种循环——我不是说要否定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我们已经从中学了很多,还将继续学习。但我们需要在大规模推进的过程中重新设问:何为区域国别研究?谁的区域国别研究?当今时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如何区别于发端于十九世纪英国、壮大于二十世纪中期之后的美国,并在六七十年代遍布世界各地的区域国别研究?如何确立每一项研究背后的动力和目标?

大约十年前,我应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教授的邀请,在乌干达马卡尔雷大学做过几次演讲。马姆达尼教授对我说:他们对中国有强烈的兴趣和需求,但所有关于中国的阅读都需要经由美国的中国研究来完成。反过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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