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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法学是科学吗?——德国法学界的史诗性论辩

更新时间:2022-06-05 22:15:54
作者: 周永坤 (进入专栏)  
他指出,“着眼于经济理解法律”的社会学法学,存在对“经济学与法律的关系的误解,甚或完全错误的观念”,称它“全然没有满足这种对一致的社会秩序观的探求”。对于主张“活法”的社会学法学,施塔姆勒认为,他们的研究“全都属于特殊司法问题的范畴……只是如何在个案中纠正某种法学努力的具体结果”。施塔姆勒同样不认同比较法的科学性,认为人们并不能借比较法“获得科学的法律研究的根本方法……比较不同法律体系的内容,既不能向我们提供‘法的概念’,也不能向我们提供具有本质重要性的‘正义理念’”,即比较法既不能获得科学研究的方法,也不能获得法律概念,不能获得正义理念,因而毫无科学价值。

   那么,法学未来会走向科学吗?施塔姆勒的回答也是否定的。他指出,法学的方向是正义理论,而不是科学,虽然他有时也用“法律科学”一词,但是,这里的科学显然是“比喻”意义的,其实质语义当是“学科”而非科学。

   我们可以将施塔姆勒对法学科学性的批判归结为四点。

   第一,现实中的法学都不是科学。施塔姆勒将德国的法学分为两种:技术法学和理论法学。技术法学是一种关于实在法结构的知识,它以自身为目的,止于描述理解实在法,理所当然不是科学;理论法学是把法视为服务于人类目的的一种手段,它将技术法学作为客体之一,研究法律实践活动中的正义,但是,“法律实践者的正当活动是一种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艺术”。这就是说,“止于法律”的技术法学的目的是实用,没有统一概念,不是科学;而具备统一概念、研究正义法律实践的正义论法学,则是一种艺术,同样不是科学。

   第二,法学作为科学有两个难圆的逻辑问题。其一,无法回答“法是什么,法又应该是怎样的”,因为从出于经验的法律规范的“实然”中无法给出“应然”的理由,这其实是古老的休谟问题;其二,历史法律理论无法对法的概念进行演绎推导——它是历史地生成的,但它已经将法律概念作为其前提,这就无法回答“如何能够由违法之中重新生成法”的问题,即科学之“法”存在“不法之法”的逻辑矛盾。

   第三,法学科学性的知识学难题。作为新康德主义法学的代表,施塔姆勒强调“形式与质料之分,是一切基于批判的科学的必要根据”。他将意识分为知觉和意志。知觉产生原因和结果两个概念,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意志产生目的与手段,属于目的科学概念。在此知识分类框架下,法学属于“目的科学”。对于目的科学的法学,施塔姆勒强调两点:其一,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法学方法具有独立性”,即法学与科学的方法不同;其二,法学概念具有形式的本质,它来源于意志,但“不依赖于法律材料”,即是说,法学不具备作为科学(纯科学)的两个基本条件——科学的方法与实证基础。

   第四,法学不具有科学意义上的规律。纯科学是寻找规律的,但是,“社会生活规律不可避免地与自然现象的规律区别开来。一个社会事件就其内容而言,如果它是达成某种客观正义目的的适当手段的话,它是符合规律的,这里规律这个概念只意味着,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意识内容必须本着某种根本统一体的精神予以安排和引导,这是自然材料与社会材料唯一共同的东西。但根本统一体自身在两种分析模式中是有区别的。因此,在社会历史中寻找自然现象统一体意义上的规律是徒劳的”。这就是说,自然科学与法学是两个不同的学术“统一体”,这两个不同“统一体”内各自的根本范畴——规律——一语的语义是不同的,前者是客观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后者只是在所“关注的意识内容必须本着某种根本统一体的精神予以安排和引导”的意义上才是“规律”,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表达,而是意识形态的正确表达。

   四、拉伦茨:法学——法教义学

   1960年,德国法学家拉伦茨(KarlLarenz,1903-1993年)在他的传世之作《法学方法论》中力主法学科学说。又过了6年,在基尔希曼的历史性演讲的同一论坛上,拉伦茨向基尔希曼“隔世”开炮。拉伦茨再燃“法学科学性论战”的战火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他感受到了后纳粹时代德国法学界对“法学思考的确信之丧失”。许多人认同司法“选择何种方法多少具有任意性”,强调利益衡量“需要以价值判断为基础,而一般认为,对于价值判断不能以科学的方法来审查”。因此,他要在科学的基地上重拾法学失落的知识自信。拉伦茨的论证策略可以析为三步。

   首先,精减“科学”的内涵,拓宽其外延,使它足以涵盖法学。拉伦茨提出了新的科学定义,以替代严格的“纯科学”定义。他说:“如果一个人将科学的概念限定得如此狭窄,以至于它只包括独立于经验性前提的逻辑和数学,以及仅仅致力于量的研究并且其结果可以表示为数量关系的自然科学,那么他尽可以不把法学或者任何一门人文科学当作真正的科学……我认为这种限定是没有道理的;我更倾向于认为,科学是任何可以用理性加以检验的过程,这种过程借助于特定的、为其对象而发展出的思考方法,以求获得系统的知识。在这种意义上……法学也是一门科学。”他认为,流行的立基于自然主义的纯科学概念失之偏窄,他将科学重新定义为立足于特殊过程、方法的系统知识。在这样一个宽泛的定义下,科学便向法学敞开了大门。

   其次,提出“狭义的”法学概念,借以将“各种与法有关系的”非法学剔出去。上述重新定义的“科学”,在包容法学的同时也对其他众多知识门类门户洞开,若用来定义法学无疑会使法学失之宽泛,且使法学的科学性更难证成。因此,拉伦茨进一步对“以法为研究客体”的知识群再作分类,将其中一部分剔出法学。他指出,研究“法在社会演进中的角色,法的发生、贯彻及其实效性的社会条件,法的‘力量’及其‘无力”等问题”的学问是法社会学;对于在历史演变中进行的“过往对法的持续影响”的研究,是法史学;研究法规范“效力主张的根据及界限何在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研究“法规范本身的‘意义’为何、实现法规范之行为的意义为何、法的‘存在方式’(其‘效力’)的问题,以及赋予意义的原则(大家名之为‘正义’或‘法律思想’)为何的问题”的学问,是法哲学和法理论学,这个“法理论学”是“以法教义学(即拉伦茨笔下的法学——引者注)为研究对象的纯理论”。拉伦茨认为,上述“各种与法有关系的学科”都不是法学。

   那么,拉伦茨所指的法学究竟为何呢?他称之为“规范科学”,即法教义学(Rechtsdogmatik)。这个法教义学是指,“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法学的任务之一,就是使规范及其所规定的生活关系发生联系,从而使规范可以正当地运用于生活关系,而生活关系对于法的规定而言也可以理解和规范。”具体来说,拉伦茨的法学“包括比较法、法学方法论、法的一般理论”,这个法学的任务有三项:“解释法律、发展法律以及——或许可以这样说——整合法律资料”。

   厘清了科学概念及界定了法学以后,拉伦茨“法学是科学”命题的证成还面临两大挑战。

   其一,如此定义的法学是否经得起他本人所主张的、科学概念必要要素之一——“统一的知识”的检验?如前所述,拉伦茨的法学是立足于一国实在法,解决相应的法律实践问题的学问,具有明显的“地方性”。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学最多是科学处理的材料,如何成为“统一的知识”?对此,拉伦茨的回答是,不同的制度设计、不同的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只是其表象,它们可以作为法学处理的材料。法学通过不断地批判、比较来超越时空,达致“真理性”认识与正义性实践,即它们最终会“殊途同归”。

   其二,法学中的价值评价何以科学?拉伦茨的法学是规范学。什么是法规范?“法规范乃是人类据以决定其彼此间的行为模式,以及衡量其行止之规则的整体。”毫无疑问,这一法规范定义与价值是属于同一序列的概念。因此,要证明立法学的科学性,必须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价值处理的科学性问题。对此,拉伦茨的论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以方法为“桥梁”将法学的价值评价纳入科学范畴。他认为,韦伯的价值无涉的知识论并不能排除在一定“体系范围内”,对价值作“正确性陈述”的可能。实际上,“法学的确创造出一些价值导向的思考方法,它应该足以与原则上‘不受价值影响的’学问并立”。借助这些方法,“可以理解及转述既定的价值判断,而进一步的评价行为,其至少在一定的界限内,必须以这样的先决的价值判断为准则”。也就是说,拉伦茨的价值研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陈述价值;二是价值评价。在这两个层面,价值都不是纯主观的言说。不过,他承认,“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结论,其可靠性以及精确性绝不可能达到像数学上的精确程度”。(2)法学批评的“体系内性”。拉伦茨认为,法学的批判不是立足于伦理的批判,它“乃是由法学本身借着不断检讨其于实证法秩序中一再遭遇的法律思想及评价准则而发展出来的”。他称这种批判为“体系内的”批判,即这个批判是由法体系支撑的、“在价值导向的思考范围内作出”,因而能够形成可验证的“系统的知识”。(3)直接反驳基尔希曼的“惊世危言”。要证明立法学的科学性品格,基尔希曼是无法回避的。对此,拉伦茨通过对变动的实证法作整体、历史的理解指出,在具有相当确定性、连续性的法律原则、事物结构等一系列概念的规制下,加上人们追求正当化的努力,实证法是具有一定的确定性的,“不是所有的法律问题均如此”易变。

   五、考夫曼:法学——诠释性科学

   与拉伦茨的论证理路不同,考夫曼称法学界所秉持的单一的科学概念为错误的“信条式”科学概念。他指出,这种概念以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来评价作为人文科学的法学科学与否,这就使法学科学与否的争论陷入“乞题谬误”,进而得出法学非科学的错误结论。考夫曼进一步指出,“信条式”科学概念还产生了二个消极后果。一是何为“法学科学方法”的认知错误。基于“信条式”科学概念,人们将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套用于法学方法,将法学方法理解为“为了认识客体(不需要是实体)的一种合乎计划、理性的程序”。二是这种错误的方法将司法“局限在最简单也最确定的三段论法、包摄、演绎”,不会再去合理分析“归纳、设证、类推、决断、权力运用”等事实上常用的方法——视它们为“非科学的”行为,从而将它们“隐藏起来”,同时包摄本身也被“非理性地操作着”。考夫曼通过分析在德国司法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典型个案,证明这种错误的方法“不具合理性,如同其实际运作一样,情形不胜枚举”,结果使许多法律论证沦为“表象论证”,“法律技术”成为一种“借口”。这样的方法显然不具科学性。

   那么,什么是科学的法律发现呢?考夫曼说,“法律发现过程的科学性不在于把这个过程化约成为包摄的逻辑推论,相反,它的科学性只在于,澄清这个过程的复杂性,而且合理地反思所有在该过程中不是以形式逻辑得出的一切事物。”法律发现的“本质并非逻辑推论”,而是“比较、等置”,重要的“在于比较点,比较的第三者,而这不是一个纯粹认识的行为所能确定,而是一种决断。必须借由权力来作成……如果我们不认清这种结构,这个程序是没有科学性可言的。法律发现的科学性只在于反思其真实的结构。”这个结构的关键是引入在“包摄”模式下被刻意忽略或隐藏起来的“先前理解”,介入“先前理解”后的发现法律结构就形成了一个诠释学循环。通过这个类推、设证、归纳、演绎的“环绕漫步式的解决”过程,作为“原始材料”的案件与规范得到加工与分类,并最终形成判决。这就是考夫曼所说的科学的法学。

   六、结论

“法学是科学吗?”是个现代性问题。古希腊罗马由于知识的欠发达,法学与科学似乎两不相干,中世纪法学依附于一统神学。自牛顿以降,科学开始垄断知识体系,法学便转隶科学。随着法治理想的普及与法律权威日隆,这个原本的知识分类及知识属性问题便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性课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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