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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勇 毕悦: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理论基础、实践价值与路径选择

更新时间:2022-06-05 20:49:05
作者: 董志勇   毕悦  
坚决遏制“大而不倒”现象的发生,杜绝巨头企业逃避监管处置的侥幸心理;在强化事前预防方面,则旨在确保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引导资本的适度集中规模,加强对各类资本特别是巨型资本的日常监管和约束,警惕系统性风险的集聚,切实防范和化解监管漏洞。

   (三)行为上:兴利除弊,划定规则边界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演进,资本的运作逻辑和行为也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态势。仅就证券市场而言,证监会2021年先后作出处罚决定多项,市场禁入多人次。这既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治理水平和力度的显著提高,也显示出现阶段资本违法违规行为问题仍非常突出。划定资本的规则边界,使其“有所为有所不为”,正是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题中之意。

   一方面,要规范资本在要素市场乃至经济体系内部的行为,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较短,监管制度和措施尚不完善,资本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并不鲜见。例如,资本利用信息优势,即披露不及时、不完整甚至虚假的信息,或利用内部信息操纵交易,模糊资产价格所传递的正确信号;再如,利用规则优势,加快资本与高端技术、数据的结合进程,形成更为隐蔽、不易识别的垄断优势,或以金融创新的名义进行融资套利;等等。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必须密切关注资本的前沿运作方式和动态,不断完善监管规则、优化治理方式。

   另一方面,也要规范资本在经济体系之外的行为,警惕资本背后的权力逻辑。“虽然在观念上,政治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奴隶。”资本的根本目的是获取利润,但随着其规模的日益扩张,也会通过向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权力的渗透,实现经济权力的目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有资本操纵政治和社会舆论的广泛表现。我国虽然在社会体制、经济基础等方面与前者有根本不同,但同样存在资本过度入侵社会资源的潜在表征,近年来在自媒体和流量经济裹挟下出现的舆论反转、概念炒作、民意操纵等现象不外如是。在此形势下,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坚决遏制资本在社会公共领域的恣意妄为,就显得格外迫切和关键。

   三、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实践价值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是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指导下我国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举措,不仅涉及宏观金融领域的长期稳定,更对引领自主创新、壮大实体经济、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先导和示范效应。

   (一)引领自主创新,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长期蔓延,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表征愈发明显,在不利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我国许多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日渐突出,极大影响了经济长期发展的韧性和竞争力。然而,产业创新并非企业家自身所能完成,更是一项牵涉政府、投资者、科研机构等多主体的系统工程,资本在这一全流程的链条中无疑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其一,产业创新要求资本的最低门槛规模。尽管企业家出于扩大再生产和获取超额利润的需求,往往将部分所得转变为积累基金,但要实现激活创新的目的,则要求资本必须“达到一定的最低限额”。其二,产业创新要求资本集中度即市场结构满足一定条件,以平衡竞争激励与创新红利这两种效应(Aghion et al, 2005)。

   上述关于创新投资规模和集中度的要求,显然难以通过资本的自由竞争和扩张而得到满足。这一点从我国实际发展情况即可见一斑。2021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27864亿元,比上年增长14.2%,与GDP之比为2.44%,科研创新投入强度不可谓不大,但资本流向的盲目性较强,投资领域的“过冷”“过热”现象非常突出。就“过冷”领域而言,许多涉及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的创新产业往往投资周期较长、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大,更难获得资本青睐;而就“过热”领域而言,诸如新能源、医药、芯片、人工智能等产业无不经历了资本的迅速追捧,甚至出现了资本攫取政策红利、利用舆论炒作概念、操纵市场信息等乱象,违背了产业创新的客观规律和承受能力,反而阻碍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正是为纠正投资盲目性、使资本配置更符合创新规律的应时之举。首先,从投资领域来看,这一政策通过对有助于国家科技实力提升的重点产业领域给予广泛而全面的“绿灯”支持,鼓励资本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政策的引导下,大规模、持续支持特定领域的创新活动,有助于加快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自主创新含量,夯实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循环中的地位;同时,通过对落后于行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产业领域适时给予“红灯”限制,约束资本的短视、从众行为,倒逼传统行业加快技术更新迭代,从资源粗放式经营转向集约式经营,进一步缩短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周期。其次,从资本规模和市场结构来看,这一政策着眼于国内外资本流动的全景,根据科技创新的长期发展规律和宏观经济的短期运行需求,灵活、有序引导各领域资本进入与退出,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产业创新所需的适宜投资强度和规模,进一步优化了市场结构,拓展了经济发展的潜在空间。

   (二)壮大实体经济,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巩固实体经济的核心地位和实力,是国民经济得以行稳致远的基石所在。近年来,我国经济“脱实向虚”倾向愈发凸显,许多非金融企业脱离主营业务、涉足虚拟经济,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成因(彭俞超等,2018)。就理论层面而言,生息资本、虚拟资本的膨胀都是由资本逐利的根本属性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而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创新更是催生了多种形式的虚拟资本,推动了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张。就现实层面而言,部分地区或群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存在一定的误读,认为服务业的比例扩张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主要特征,将制造业视为“夕阳产业”;而虚拟经济在环保、税收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以及高端制造业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瓶颈,也助推了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就是在这一理念的清晰指导下,意在促进资本要素紧密围绕实体经济建设,不断提升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从投资领域来看,在此前强调经济增速和数量的发展阶段,资本往往热衷于“摘低垂的果实”,避开制造业等投资周期长、产业升级步伐缓慢的领域,集中于互联网、房地产、金融等领域,这将进一步削弱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形成资本“脱实向虚”的负反馈机制。而通过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资本流向施加引导,将有助于激发实体产业的创新动能,培育一批引领性、示范性强的行业标杆企业,特别是符合专精特新发展要求的中小企业,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坚实的微观支撑。从投资规模和行为来看,近年来我国对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给予了相当的政策支持和保护,而这些新业态的出现也拓展了资本的活动空间,见证了一批“头部企业”的诞生。在此形势下,对包括垄断在内的资本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及时监管和处理,将有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方面的资本要素配置合理,不断夯实经济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基础。

   (三)厘清政府与市场权限,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是当前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是激发经济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举措。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各类资本的运作和发展同时受到政府和市场两种信号的影响;相应地,企业不仅与行业内外的其他企业发生横向联系,也与上级部门、当地管理机构发生纵向联系,二者共同构成了企业运营的社会资本(边燕杰、丘海雄,2000)。

   政府与资本的纵向联结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产生过显著的积极效应。已有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我国由计划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的非正式制度,是对正式制度缺位时的有效补充,政府的融资补贴、税收减免、司法保护等措施有助于资本的培育和壮大(林志帆、龙小宁,2021)。然而,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有必要重新审视政府与资本、与市场之间的边界问题,审慎评估社会资本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际影响。此外,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向纵深推进,工业、商业、金融、平台等各类资本形态日趋复杂化,倘若强化政府对资本的直接介入和管理模式,将更容易导致特定领域和行业的无效、重复投资,助长资本的无序扩张。

   政府制定的法规和政策、公共财政提供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都是特殊的社会公共资源(洪银兴,2014)。延续这一定义,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也是当前经济体制深化改革进程中政府所提供的一种特殊资源,然而与此前治理思路不同的是,这一举措从直接的政策资源转向了具有可持续性、可推广性的“规则资源”,为此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处理政企关系提供了可贵的参照和示范。为资本设置黑名单、白名单的规则,表层上是对资本行为和发展轨道的规约,限制了资本攫取不正当竞争机会的能力,深层上更是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向内改革”,同样约束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缺位、越位和错位。同时,从政策资源向规则资源的转变,也反映了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和遵循。单一或直接的资本管控政策往往容易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局,干扰资本的行为逻辑,反而引发了不必要的波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则是给予其明确、清晰、稳定的规则预期,是在进一步调动市场主体自主性和创新潜力的同时,增强监管和调控效果的可控可知性,实现宏观经济的稳中有进。

   (四)促进共同富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然而在现阶段,无论对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还是欧美发达国家而言,财富及其分配不平等趋势都非常明显。从全球范围来看,最富有的0.1%人群占据了全球财富总额的20%;而我国社会财富也在向高收入人群加速集中,收入差距已超过警戒线(程恩富、刘伟,2012)。近年来,各国迫于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趋势,纷纷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助推了资产价格上升和通胀压力,再次拉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对我国的共同富裕目标提出了严峻挑战。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正是为遏制社会财富的进一步分化、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的纠偏举措,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充分发挥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释放真实公允的价格信号。正确的价格信号是资本市场发挥功能的前提,也是引导资本流向的工具。向资本操纵信息、内幕交易、不合规披露等行为设置“红灯”,尽可能减少市场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才能使均衡价格向真实价值收敛,促进优胜劣汰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其二,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财富管理功能,提振投资和消费信心。当前我国已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居民的资产管理需求日益增长,这对资本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鼓励资本市场持续推出长期、可持续的资产配置方式和产品,有助于满足投资者多样化、多层次的资产管理需求,推动全民共享共治格局加速形成。其三,着力解决资本的违法违规行为,使广大人民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资本的无序扩张甚至垄断,是对社会总体特别是消费者福利的直接攫取和破坏。向资本的野蛮生长态势设置“红灯”,对头部企业和巨型资本实施管控,有助于提升总体消费能力,扩大内需空间,为加快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需要强调的是,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并不意味着遏制和消灭资本活力,更不是为了劫富济贫、实现平均主义。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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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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