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方宇军:“千古沉冤”话权利

更新时间:2022-06-05 19:57:58
作者: 方宇军  
让太多的中国法学家叩拜膝行,不敢申中华法系之家学了。

   中国古代的法律(直接说就是刑法)是否对民众的权利完全不顾?当然不是!说中国法律只讲义务不讲权利。更是大谬不然。中国古代法律(以《唐律疏议》为范本)主要针对两大块,即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伦理及生命财产。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对人们道德伦理关系及权利关系中恶的对立的治理。这两大块或两大方面,源自人类本性,是人类本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外显。当它们出现恶的对立时,法律应运而生,解决这些恶的对立,使事物向对立统一的方向发展,维护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平。这就是法律的目的,这也是道在法律中的体现。《唐律疏议》中关于道德伦理的部分,我们前面说得太多,这里不重复。关于生命财产的部分,是《唐律疏议》关注的另一重大方面,甚至可以说,除了道德伦理部分,就是生命财产部分,亦即权利关系部分。

   在上面的小节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关于权利关系的很多方面是包含在“礼”中的,权利关系的纠纷很多也在“礼”的机制中得以解决,这相当于现在的私法或民法。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在“礼”中的权利纠纷,其恶的对立的形式是微弱的,通常可以通过协商或调解得到解决,即使要通过地官来解决的权利纠纷,也只具有弱的恶的对立的形式。相反,在刑法中,权利关系中的对立表示出更为严重的恶的对立的形式,比如杀害、抢劫、偷盗等,所以需要法律这种权威性的强制性的专门针对恶的对立的手段来治理。我们在讲法律的起源时,特别指明恶的对立的出现是法律产生的最主要的推动力,这在世界法制史上都是同源的,在《汉谟拉比法典》中我们看到的多是刑事的惩罚;而在古希腊,最早的法律也只受理刑事案件;21在中国,刑起于兵,一开始就有强制性或恶的对立性。可以这样断言,各大原初文明的法律都是以刑法开始的,后来民法才逐渐渗入进来,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刑、民是合体的。只是中国的情况要特殊一些,由于有另一套系统来处理民事纠纷,民法就没有那么急切地进入刑法,不过民法渗入刑法的过程还是存在的,这一点我们下面就将看到。

   作了上面的分说,我们就来看《唐律疏议》对权利关系的重视与维护,可以说是触目皆是。不论是在名例律,还是在其它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中,随处都可见对人们生命财产的保护。这种保护绝大部分是用惩罚的手段来实施,即对犯罪人、犯法者施以精神、物质和肉体上的制裁,以期通过防止、制止、禁止恶的对立的出现,从而达到保护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

   有人或许会说:“对人们权利关系的重视与维护?怕是对统治阶级的权利或权力的重视与维护吧。”诚然,《唐律疏议》中有大量的内容涉及到皇家利益的保护。这是历史使然。22有三重理由可资解释:一、统治集团属于上层领域,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二、这里的皇家是国家的象征,皇家利益即是国家利益。三、皇家利益也是人们利益的一部分,也须得到保护。问题的关键是,是否只有皇家的利益,而没有民众的权利?民众的利益是否也得到保护?

   民众的权利当然也得到了保护!这方面的法规很多,一般的规定就不说了,举几条将官家与百姓一视同仁的。贼盗律279:“盗官私马牛杀”规定:“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杂律432:“烧官府私家舍宅”规定:“诸故烧官府廨舍及私家舍宅若财物者,徒三年;赃满五疋,流二千里;十疋,绞;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杂律441:“食官私田园瓜果”规定:“诸于官私田园辄食瓜果之类,坐赃论。弃、毁者,亦如之。即持去者,准盗论。”从这几条可以看出,不论官家(国家)还是私人的生命财产,都得到同样的保护。

   另有一些案子,也属于保护人们权利的,在现在应该作为民事案件来处理,但在《唐律疏议》中作为刑事案件来对待。如杂律397:“受寄物费用”规定:“诸受寄财物而輒费用者,坐赃论減一等。诈言死失者,以诈欺取财物论減一等。”又如杂律399:“负债违契不偿”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疋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疋加二等;百疋又加三等。各令备偿。”这后一条,是刑事惩罚兼带民事赔偿。

   再有就是一些上面说到的民事纠纷进入刑法的案例。如杂律420:“私作斛斗秤度”规定:“诸私作斛斗秤度不平,而在市执用者,笞五十;因有增減者,计所增減,准盜论。”这种案子,在《周礼》中是作为讼来解决的,由地官来处理,不入刑。又如杂律422:“罢奴婢马牛立券”规定:“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減一等。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內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这个案例《周礼》中也有提及,奴婢、马牛买卖所产生的纠纷属于“大讼”,也在地官管辖的范围,这里也转入刑法。

   应该强调指出,中国古代法律对人们权利的保护,表现出不同的形式。首先,刑法对犯罪人的惩罚,一般不带有对受害人的直接补偿,这是刑法的普遍特征,也是法律产生的元初形态。但是不能说受害人未得补偿,人们的权利就未得到重视,这里的权利保护是通过强对立的形式实现的,即通过对犯罪人的惩罚,进而防止、制止对人们权利的侵犯。某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法律中只有刑法,没有民法,没有民事赔偿,就认为中国古代法律不保护权利,这是极大的误解。其次,具有民法性质的权利保护,在中国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不是体现在法律中,而是体现在礼制中(参见我们上面对《周礼》的分析),具有更亲民更温和的表现。再有,宗法关系虽然对权利有稀释的作用,但同样重要的是,很多民事纠纷在宗法关系内部、在民间就得以解决,无须官府插手。这是权利保护的另一形式。最后,中国主流的传统思想具有崇义绌利的总体倾向,这除了视义与利二者相敌,从而有过犹不及的政策偏激;也源于对权利未作明确界定,只认为权利是来自经商所得的货财而加于反对,因此失之偏颇。但是,传统思想中的“重本轻末”“利能害义”主张未见得没有深远意义,如果抑末可以固本,绌利而能好义,我们就能在更宏远的背景下实现人民的利益。这一点我们后面还将理论。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444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