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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玲玲:政治极化与西方民主困境

更新时间:2022-06-04 23:50:35
作者: 祁玲玲  

   选区选民意识形态的结构变化也会影响政党精英,特别是国会中政党领袖在政治极化中发挥作用。大量的研究表明政党领袖在议程设置,策略性运用国会行为规则,委员会的分配以及各种政策制定和两党互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也不无条件。这就是广为人知的“有条件的政党政府”(conditional party government)理论,在选区选民意识形态同质化程度高且党派之间日趋极化的情形下,国会政治会出现强政党影响效应。当选区内选民的异质化程度高时,国会中的政党核心人物协调不同代表之间的诉求以取得政党内部团结的能力会被削弱,选区代表就更加倾向于减弱政党精英的干涉从而获得更多的自主以更好地回应选民诉求的多样性。尽管也有学者不认为政党影响的强弱是连接选区与代表之间关系的关键因素,认为政治极化是选区意识形态变迁的直接结果,但政府中的政党作用基本是被实证研究确认的。因此,选区选民意识形态结构不仅可能通过中间选民理论的机制直接影响政党代表的取向,而且还可能通过钳制政党进而影响政治精英的行为。

   相对美国政治极化研究的“繁荣”,比较视野的政治极化原因探讨仍有相当的学术空间。现有的研究沿用了美国政治中关于政治意识形态差异、中间选民理论等基本框架,但相关讨论不仅仅限于政党或选民之间的意识形态、党派认同“差距”,还直接延续了比较政治学中政党研究传统,这主要体现在关于激进左右翼民粹政党的分析中。这些研究除了追踪各国激进左右翼政党在选举中沉浮的基本事实之外,主要致力于探讨推动民粹导向的激进左右翼政党崛起的背后力量。纵观各国,激进的民粹势力在选举中的表现主要受制于两大维度,即所谓的需求侧以及供给侧。前者是学术探讨的重点,主要关注全球化带来的各国国内经济与社会阶层分化,经济危机冲击下窘迫人群的艰难以及全球化流动中的移民问题带来的经济与文化冲击等;后者主要指各国不同的政党体系、选举制度、媒体等因素提供的制度性可能。从选民的需求角度来看,激进民粹力量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败者,在全球化、技术进步中逐步边缘化的工薪及中低收入阶层看不到主流政党改变的可能之后会转向,支持激进力量,这样的转向往往会随着经济危机而加剧。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同时还推动了以自由、平等、自我表达的诉求为特征的后物质主义文化发展,这同样也会引起文化保守主义的反弹。然而在看似繁荣的研究中,各国不同制度安排、多样的社会结构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政治极化国别差异仍然是未知的比较政治学议题,而至于细化到以选区为分析单位进行制度主义分析的研究更是未曾出现。不过,最近几年有一个视角的分析在比较政治学与美国政治学领域展示出齐头并进的势头,即新媒体的出现与政治分化之间的关系。

   从逻辑上来讲,社交媒体与政治极化的关系分为三种,即造成政治极化、无影响或可以减弱政治极化。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三种实证结果都已出现,但认为社交媒体会造成分化的研究结果更为丰富。公众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政治讨论中的极化在各国、各时间段研究中得到证实,而且新近出现的实验法、神经网络等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还在不断被用来展示社交媒体中的极化格局。社交媒体有可能增进政治极化的内在机制主要源于社交媒体中个人偏好、算法推送、平台个性化设置等所导致的“信息茧房”,在大量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的政治讨论中则产生了“回声室效应”,于是极端的观点在螺旋上升中不断得到加强,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假新闻的传播与特定意识形态之间产生的关联。但是,该效应并不稳定,被发现只有在社会运动中发生,而不能长时期存在。更多的反对声音认为,社交网络加大了接触随机信息的可能性,有利于建构“弱联系”,是拓展异质性社交网络的重要途径,在多元对立信息的辩论中可以减弱政治极化程度,比如,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脸书实际上缓解了选民的极化。两个理论的争论仍在进行,最新研究认为或许网络的异质性或同质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负面沟通(negatively toned language)的信息更容易产生极化效应,而且通过协商、改善算法等可以减弱极化取向。更细致的研究开始挖掘极化效应在不同党派中的不对称状态,认为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社交媒体的极化效应更强,而保守主义的回声室效应不明显。总之,社交媒体与政治极化的研究在近两年可谓“欣欣向荣”,但日渐精致化的研究如何在理论上实现突破,并与广泛的政治行为相结合是该研究领域需要突破的重点。

   三、政治极化作为自变量:政治极化与民主运作

   从当前对政治极化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来看,关切政治极化主要源于它给当前全球民主带来破坏效应,但实际上政治极化与民主运作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在非常极端的意义上,政治极化表明政党及其选民完全处于对立的两端,然而更多的情形下,这实际是表明各政党从中心往两端转移的基本趋势,也是意识形态分布多元化的过程,更清晰地表明了不同政党/意识形态群体的基本定位。党派间意识形态明晰可以带来诸多积极的效应,政党可以给选民提供更加清晰的政策纲领,展示更明确的立场,而清晰的线索可以帮助选民在大选中更便捷地进行判断,这为回溯性的投票以及政策问责提供了更大可能性。这还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政治动员过程,因为政党明晰的导向可以吸引更多的选民,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多样化可以动员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中的沉默者,有些政治候选人甚至会采用“策略性分化”(strategic polarization)进入选举。多国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政治极化的“双峰效应”可以带来更高水平的投票率,而政治议题的多元化与选民的支持使得代议制民主的联合政府更为稳定。政治极化还可能有助于形成更好的政治反对派,极化的过程是意识形态在党派内部趋于同质化的过程,这可以帮助克服诸多党内的异见,形成领导力强且边界清晰的政党,从而更好进入政治竞争。在政策领域,政党在一定程度上的极化状态还可以帮助遏制政府规模的扩张,因为意识形态分化下少数党进行“否决投票”的概率更大。因此,听起来似乎有悖于直觉,但政治极化的确可能带来更高质量的代议制民主,更高的民主满意度。然而,举目全球,当前西方国家政治极化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并没有提高民主运行的质量,反而从各个维度危害民主的运行,那又是为何呢?

   如果说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极化趋势带来了政党政策的明晰具有积极效应,那么当一个社会中各个议题、社会裂痕都不断叠加、固化到意识形态的双峰状态并日渐尖锐对立,党派认同中的分歧将会打破精英以及民众对民主价值的深层共识,造成撕裂。在民主制度的运行中,多元的利益表达是民主社会的应有之意,为了让民主运转起来,利益博弈中的政治妥协是其内核,日渐严重的政治极化会使多元利益之间的基本博弈与妥协无法进行,政治僵局直接导致政府效率低下甚至全面失灵。政治极化可能带来的各种破坏作用,增加了政治讨论、竞选中的不文明程度,造成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不满,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形成政策制定中的拉锯战格局等。当政治极化趋于严重之后,意识形态的极端化与过度的党派认同甚至会导致从精英到选民都无视民主价值的底线,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拒绝承认选举失败,以及此后其支持者对国会山的冲击就是个人及政党选举利益完全越过民主选举基本规则边界的典型例子,是政治极化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民主价值的重大冲击,也充分显示了在高度撕裂的社会中民主原则的脆弱性。当前一系列国家的民主规则遭遇的挑战表明破坏性的政治极化(pernicious polarization)对民主造成的困境已在各国蔓延,成为全球民主倒退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与展望

   本文梳理了当前全球政治极化的基本格局及其背后的动因。应该说,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一直与政党政治相伴,但过去十年全球政治的剧烈变迁把对政治极化的关注带入新的阶段。就目前相关研究的现状来说,我们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将是未来学术可以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首先,要大大拓展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政治极化实证研究。相比美国政治学领域关于政治极化研究的精细,比较政治学领域对该议题的关注完全谈不上系统化,还没有与比较政治学研究传统中的各个议题进行结合。虽然过去两年政治极化与全球民主困境有了一定程度的概述性讨论,但从学术研究的深入性、系统性来看都刚刚起步。比较政治学者们不仅要精确地描述当前各国政治极化的基本生态并勾勒出国家/地区的差别,更要细致地挖掘第三波新兴民主国家政治极化产生的原因从而解释国家间极化水平的差异。另外,在比较研究中纳入美国案例进行各维度的跨国比较将是检验所谓美国民主例外性的难得的学术机会。

   其次,要建构更为复杂的政治极化与民主之间的一般性理论。政治极化的状态从根本上挑战了唐斯(Anthony Downs)中间选民理论关于选民意识形态分布的预设,选民偏好的双峰状态对政党、政治候选人、选民的感知,以及选区内选民分布的格局都会产生影响,正催生更为复杂的选举理论。同时,政治极化在理论上可能改变多元利益结构下的博弈逻辑,这同时存在于民主体制与威权体制当中。政治极化既可能导向必要的多元化也可能导致(战略性)博弈中的对峙乃至断裂,究竟在何种社会制度条件下可能导致民主的崩溃以及威权体制下的断裂,都在呼唤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再次,引入全新的研究方法助力政治极化研究的全面展开。全新的社会研究方法包括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已经被学者用来捕获和解释不同视角下的政治极化现象,这也将是未来的趋势。新方法的运用不仅是技术更新本身,背后的根本驱动力仍然是对政治极化现象的复杂理解。在大数据时代,包括政治极化在内的各种政治现象表征在浩瀚的数据中,对数据的抓取和处理成为挖掘政治现象的多向度和理解复杂内在机制的重要路径。我们相信,多元方法论带动下的政治极化研究将有助于政治极化理论的拓展以及该研究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全面展开。

  

   祁玲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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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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