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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柱:技治时代的隐私困境与危机超越

更新时间:2022-06-04 11:20:26
作者: 王金柱  

  

   摘要:技术是人的生存方式,新技术的普遍应用正在不断结构化现实生活。随着技术生活的全面展开,风险社会却逐日临近,隐私风险渐成其重要论题。技术对现实生活的全面建构,日益形成对隐私的持续而全面的透视与控制,可能招致“透明社会”的产生,继而引发主体性危机。然而,随着隐私危机的不断蔓延及技术批判向度的缺失,一种无助文化正在滋生,进而引发生存危机。面向困境,反思无助文化,审视生存危机,需要在思想和行动层面积极准备,正视危机以化解风险。为此,不仅需要恢复批判向度,唤醒主体性,更要有保护隐私的社会主张和行动,努力开拓技术发展的民主化方案,通过制度力量对抗异化,进而使人在技术与隐私之间的张力及其微妙的平衡中实现自由发展。

   关键词:技治主义;隐私困境;批判性;主体性;技术民主化

  

   隐私是实践的重要维度,保护隐私旨在维护特定的价值。在技治主义盛行的当下,特别是随着智能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智能化不断加快,生存结构日益技术化,现实抑或可能的现实是,一方面产生无界生活,另一方面出现透明世界,隐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无边界和透明化的生存境况,使主体性不断消解,隐私危机无边放大,正在衍生出一种无助文化,招致生存危机。审视现状,我们正进入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阶段,既已见证技术带来的巨大价值,亦正面临着文明的巨大危机。隐私危机与无助文化要求我们慎思现代技术发展。人类的发展进程总是伴随对未知的探索,面对未来,没有前车之鉴,只有历史脚本。恢复批判性,唤醒主体性,开拓技术民主化或是超越危机的可能方略。

   一、技治格局与隐私困境

   现代科技从变革力量逐渐异变为工具理性,正在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随着技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技术的社会作用由决定性的演化为统治性的,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技术统治的愿望,正役使权威国家的明显统治让位于技术管理的压力。(参见哈贝马斯,第64页)因而,我们所说的技治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指现代社会的技术决定(统治意义),另一方面指因循技术理性的社会治理(治理意义)。一般而言,后者总是立基于前者,并维持和加强前者。一定程度上讲,技治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实践,技治格局正在不断全面构建。作为正在生成的现实架构,其总体性势必需要哲学反思。审视技治主义,若以技术理性应用于社会领域,试图把现代社会建为“科学之城”(参见刘永谋,第94页),那么,或将不可回避风险社会的来临。正是在这样一种进程中,隐私风险凸显为核心论题。

   隐私,作为当今社会的核心概念,早有重要哲学文献聚焦,初见于英国哲学家斯蒂芬的著作《自由·平等·博爱》(参见斯蒂芬,第112页),继见于沃伦和布兰代斯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隐私权》(cf.Warren and Brandeis,pp.193-220),问题从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关切发展为对“独处的权利”的关注。随着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隐私的认识超越了单纯独处的权利,转而扩展为信息自决权,即主体有权决定哪些信息可以和他人交流。信息隐私侧重于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积极决定权和支配权,保护信息隐私就要限制接近私人及获取私人信息的方式。(参见艾伦、托克音顿,第40页)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的存在方式不断信息化,主体的存在状态亦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以自我为核心的信息圈层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人类走向全息时代,隐私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随着社会的不断技术化和技术的不断社会化,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日趋融合,如何应对私人领域公共化带来的隐私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当下如何实现和维护主体自由及其价值的重要论题,以下将揭示我们正在面临的三种隐私困境。

   (一)认知困境

   隐私认知,是在特定环境下对隐私进行概念化,亦是解决法律和政策问题的关键步骤,和关系到隐私权能否实质性被享有并获得保障的奠基性工作。自亚里士多德提出有关公私领域的划分之后(参见亚里士多德,第3-42页),西方多围绕“隐私即私人领域”的概念内涵展开辩护,这一观点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至今,私人领域仍是隐私概念的核心内涵。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隐私泄露日益成为普遍且严重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首先就在于隐私的认知困难。

   1.技术扩张

   智能时代的主张是通过技术对社会系统的各个要素进行智能化改造,使寓居其中的人类以更便捷、高效和精确的方式生活。初衷无疑甚好,然而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各类智能设备时刻记录着生活的微观样态和细节,如影随行;它们产生并收集海量数据,将生活轨迹变为数据足迹。人类进入了全新的世界:技术在我们的周围、身上、手中甚至是体内,我们被纳入“物联网”和“网络化”,被全天候的监测和服务包围,拥有了一个新的数字身份。关键是,我的数据却不由我支配,数字的我甚至时刻辗转于公共领域,个人身份的窃取、滥用和欺诈等犯罪现象泛滥。公私边界日益模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不断趋同,公私难辨,遑论隐私保护。隐私的认知困难就在于“私人领域”的边界模糊,个人信息不断跨越自我边界,在公私领域间任意流通。

   2.数字生存

   智能技术的普遍应用,结果之一就是公私边界的不断位移、互渗甚至消失。一方面,技术的普遍应用使社会管理越来越细致,特别是城市建设努力实现万物互联,智能技术全面立体覆盖,半推半就渗透进所有生活领域,如,指纹解锁和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应用于上至国家安全机关,下至小区安保系统甚至出门入户所有环节,不断生成实时数据,使个人身份与行踪时刻处于掌控之中。技术对个体无微不至的“观察”,使个体边界不断坍缩。另一方面,便捷的巨大吸引力使技术简直无所不在。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却又极大延展着个人边界,私人空间与网络空间不断扩展且日趋融合。出于便捷,个人信息被提供,隐私被让渡,更有人甚至主动分享私密生活以求获得社会关注。智能与数据依赖构成了新的生活方式。

   个人不断向社会开放,由“私密”走向“公开”。万物互联的生活,使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线不断模糊,隐私认知的难度不断加大,隐私泄露的风险不断积聚,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冲突不断加剧。“个体”的数据化,特别是被不同主体(部门)造成的“身不由己”的数据化,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生活困境。在数字世界里,“个体”拥有不同的版本,并陷于“九龙治水”的困局。“个体”被无数“看不见”的“他者”注视,不断数据化,进入流通甚至消费领域;碎片化“个体”的边界意识极其模糊,陷于隐私认知困境。

   (二)认同困境

   隐私是实践的重要构成部分,事关个体和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技术化,技术活动空前增加,隐私纷争频出,必要的隐私共识成为解决隐私问题的基本前提,亦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智能时代的生活本身是数字化的,物理世界、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正在加速数据化并构建起一个新的世界——虚拟世界。在这个“混搭”的世界,不同领域相互叠加,不同数据相互交织,以技为媒,正在生成一个复杂的生活结构。正是这样一种生存状态,致使隐私问题层出不穷且日益复杂,解决这些问题既是隐私实践的迫切需要,亦是隐私研究面临的巨大挑战。

   1.认知位移

   隐私实践所面临的严峻风险挑战,不单是现代技术的密集使用问题,亦不单是隐私的认知困难问题。回到隐私实践的现实情境中,隐私共识绝非抽象意义上的隐私认知问题,或已演化为后真相问题;隐私认知问题已经发生位移,让位于关于隐私的价值博弈。

   隐私的认知问题演化为多极主体的弈局。不同主体选择各自立场表达对隐私实践的诉求,基于各自的立场进行判断和选择,在保护自由与安全之间,在曝光与隐瞒之间取得更有利的平衡。于是,隐私认知成为价值博弈。隐私安全不仅面临着技术风险,且被人们对隐私价值的不同态度左右,致使隐私问题的解决可能会脱离隐私本身。不同主体都恰当地表达了各自立场和诉求,结果却不容乐观,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在自由和安全之间取得人们普遍认可的平衡。显然,公众弈局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方是技术实证主义者,他们以不加批判的热情欢迎每一次监控权力扩张的提议;另一方是卢德派,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斗,抵制那些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都会扩散的技术。(cf.Rosen,p.17)在自由与安全的持久博弈中,技术却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2.全景监狱

   作为实践活动重要构成的隐私,触发了不同利益主体的活动。正向看,参与越多,可能越有利于推进问题的解决;反观之,却会引发更广泛和更深层的隐私危机。智慧城市是一个典型,以之为例,可见多极主体的弈局。智慧城市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方案,更是长期的城市转型计划,定义了公众希望生活的城市类型。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市民并非只能作为接受者,而应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参与设计,实施和评估相关方案,决定他们想要居住的城市类型。(cf.Gascó-Hernandez,p.57)因而,“人民之城”(cf.Angelidou,p.58)不仅要充分表达“民意”,而且要鼓励公众共同参与。但在公众参与城市管理和建设的同时,却引发了更广泛的和深层次的价值冲突。在城市发展中,对于政府和其他组织而言,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往往高于个体“微不足道”的隐私价值,可“当然”逾越。然而,当公众试图为个人隐私利益寻求合法保护时,却可能引发与公共利益的冲突。面对隐私破坏的加剧,尽管人们明确表达对自己隐私的担忧,但同时又缺乏适当的安全保障,个人表现出极大的无力感。风险在于,若个体生活可被随意监督和持续侵犯,不仅会威胁其主体地位,更会招致极权社会与透明社会的到来。如此,智慧城市将成为“全景式监狱”。(cf.Finch and Tene,p.126)

   (三)决定困境

   隐私保护,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和法律保障,更需要自下而上的自觉和自决,后者是前者的根据,前者是对后者的确认,后者推动前者不断发展。隐私自觉是自我发展的结果,而隐私自决是自由发展的需要。隐私自决是主体对隐私实践的控制能力,它保证“个人,团体或机构可自主决定何时、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将信息传达给他人”。(Westin,p.7)随着文明发展和个人修养的提高,人们的隐私自觉意识不断提升,隐私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无法充分保障隐私实践不被干扰和破坏。

   1.技术控制

   承认隐私,表明一个人可以把自我作为一个有目的的自我决定的主体,拥有对隐私实践的控制能力,特别是拥有控制个体信息的自由。然而,值现代技术境遇,主体的隐私自决意识却在不断地弱化,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极大的无力感。随着无力感的增加,人们将不断失去象征自由的自我控制感。一个十分悖谬的现象,就是技术越发展,我们对技术的控制越是困难。当技术构建起新的生活结构后,我们不仅无法把控技术,就连对自己生活的主宰都变得异常艰难,特别是在万物互联的信息化发展进程中,我们对自我信息的流向掌控更加表现出极度的无能为力。

自决,意在由我作出决定,但这在技术化的社会生活中是困难的。技术化的生活世界,意味着我们的生存是技术化的。因而,与技术的难解难分,致使我们不得不让渡部分自由以维系技术生存。特别是在信息化的技术生活中,隐私实践本身可能就是信息化的,以至于信息技术本身就已经完成了对隐私权的分割。只要我作出不放弃信息化生活的承诺,就已经是对自决的让渡。比如智慧城市中的智慧生活,使太多人沉浸在智能技术对其提供的即时服务的满足之中,无问西东,近乎遗忘自我信息失控的问题。在信息化生存中,信息不仅是我的,更可能隶属于他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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