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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乾威: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新发展观:政府角度的分析

更新时间:2022-06-03 23:02:15
作者: ​竺乾威  

  

   【摘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需要一种新的发展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新发展观的顶层设计。五个方面的建设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的互动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国家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推进新发展观需要在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政府协调与合作治理、激励机制与能力提升、规范约束与改革突破、问责制度与绩效评估、完善结构和流程改进等方面进行一些策略性的思考。

   【关键词】:新发展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策略思考

  

   一、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

   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一个命题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一社会矛盾新的变化为政府确立新的发展观提供了基本指导,如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事实上成了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务,成了政府发展的重中之重。

   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与改革的战略有关。改革初期,我国确立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实施的是经济上的赶超战略,选择的路径是差异化,也就是梯度发展的策略。这一策略的基本点就是先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各方面条件均较好的东部地区,然后逐步向西部地区推进。集中有限的资源首先用于改革能尽快产生效益的领域,然后再推动其他领域的发展。选择这一战略的出发点是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与这一战略相适应的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政府优先选择了效率,改变落后的经济面貌是首位的,因为效率涉及的是生产,而公平涉及的是分配。要分配,就要有资源,在没有资源分配的情况下,公平几乎就是一句空话。

   因此,进行经济建设在改革的前期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发展才是硬道理。GDP成了政府工作的首要追求,成了衡量政府绩效的最重要的标准,也成了评价干部的一个重要指标。在经济体制发生转变后,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模式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成功,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今天,中国在短短的三四十年时间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平心而论,这与改革之初选择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模式密不可分。

   进入新世纪,这一发展模式面临着一次转折。在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之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凸显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进行了初期的资源积累后,分配的问题尤其是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其次,政府对经济增长发展的关注导致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忽略。2003年爆发的萨斯集中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里极为尴尬的状况。再者,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民众收入之间的差别开始凸显。最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的需求也随之提高,公共服务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短缺(如教育资源、卫生资源、医疗资源等涉及民众基本生活方面的优质资源的短缺)已经成为发展的一个短板。所有这些表明,经济建设强调的资源生产的重要性在相对减弱,而资源分配的重要性在逐渐增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的职能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从原来的对资源生产财富创造的重视开始转向对资源和财富分配的重视,一个标志性的转折就是从2004年开始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以及强调政府的四项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并把后两项职能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政府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开始转向公平。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进行了多年之后开始转向中低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一新常态对长期以来的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这意味着与原有的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告别,也意味着政府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经济发展以外的方面。

   这一简单的回顾表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历史条件的,这一矛盾的凸显恰恰发生在社会获得了繁荣发展之后,发生在大部分民众基本上满足了生活的必需之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这表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是不断的,在满足了一定的需求后往往会产生一个更大的预期,这一需求是无限的,而且随着生活的提高会有放大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满足这一需求的发展永远是不充分和不平衡的。这一不平衡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就需求来说,需求本身具有不平衡性。尽管需求有共同的一面,比如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大家都是一样的,但在需求的层次上有不同。比如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前者的需求更多的可能还在物质层面,而后者可能更多地转向了精神领域。这意味着两点:一是需要在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的基础上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二是需要逐步缩小层次之间的差别,走向共同富裕(当然这也是相对的),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从供给的角度讲,完全满足需求是不可能的,也是做不到的,因为用于满足需求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这两个方面对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对政府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简单来说,就是要在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之间取得平衡。满足需求首先意味着需要有源源不断产生的新的资源的供给,这是生产要解决的问题,因而对政府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如何在更高的水平上提供满足民众需求的资源。其次,有了资源,就要考虑如何缩小需求的差别层次的需要,这是分配要解决的问题。强调资源生产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显然无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无法解决越来越凸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一种新的发展观。

   这一新的发展观就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提出这一发展观,其原因在于,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发展策略以及采取的发展路径相比,今天面临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之初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因为当时社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尽快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面貌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因而当务之急是进行财富的生产和资源的积累。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一发展策略是成功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一个明证,而这是任何其他发展的一个基础。就这一点而言,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怎么说都是不过分的。但是,在强调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相对忽略了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建设,这导致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略甚至侵犯了民众的权利,以至涉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维稳成为社会管理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对必要的和公正的分配的忽略,导致民众享有的公共资源的紧张,看病、上学、住房、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民生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导致贫富差别的扩大和地区差别的扩大;片面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以及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的泛滥。所有这些表明,原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面临的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新的基本矛盾,以及由这一基本矛盾衍生的其他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核心是五位一体的发展,也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3]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有联系也有区别。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需要经济发展作为基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需要经济发展来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延续,它不是对经济建设的否定或排斥,经济建设是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它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新的发展。两者的区别在于,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更强调资源和财富的生产,那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则强调资源和财富的生产和公平分配并重,强调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培育并重,强调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环境建设的同步发展,并在这一全面的建设中逐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均衡的、包容性的发展,是一种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发展带来的成果的发展,而这样的发展才是能给社会带来长治久安的可持续性的发展。

   二、五位一体:新发展观的顶层设计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发展,也就是五位一体,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一体的发展。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本身就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布局的演变背后的逻辑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改革之初主要强调以经济建设发展为中心或经济现代化,这也可以说是“一位一体”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基于对当时认为的社会基本矛盾,即“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一种认识,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事实上,后来的发展表明,原先对这一基本矛盾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尤其是对先进的生产关系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定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此外,生产关系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反之就会起阻碍作用。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是真,而先进的生产关系则未必。生产关系涉及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后来表明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而恰恰是后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才真正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从而带来了中国经济几十年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动的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突破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进入21世纪后,十六大报告开始提出“三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发展,增加了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十六大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看法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把这一矛盾定位于“人民的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4]。“三位一体”的发展看到了在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后带来的民众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的增加,而现有的生产力事实上无法很好地满足这一需求。这一点在2003年的萨斯中表现得很明显,因而自此之后开始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并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两项最重要的职能。但是,“三位一体”的发展更多对应的是当时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三个代表”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方面就是经济、文化和政治。共产党要在这三个方面的建设中发挥其先进作用。到了十七大,则提出了“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发展,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社会建设。十八大则提出了“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而十九大则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定位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生产力已经不再落后,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而这一发展是一种全面性的发展,因而它囊括了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五个方面的建设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其中一个问题的解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几个方面的问题的解决?二是每一方面的建设目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辛向阳的说法是“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这五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5]。这个说法当然是可以接受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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