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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我是大正之子”: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

更新时间:2022-06-03 17:47:19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始终有“人”,这个“人”,不是受到物理学因果律支配的“机器人”,也非深谙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收益的“经济理性人”,而是具有活生生情感、意志的“个性人”。

   一个有情感和意志的“个性人”,仅仅凭传统观念史的理性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运用心理的方法。在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分析过程之中,他用“逻辑与心理”的双重方法,解剖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结构”与“心理基础”。比如丸山分析了南京大屠杀中的日本士兵,他们在国内都是卑贱的平民,一旦奔赴战场,作为皇军与天皇制的神圣价值发生了联系,便处于一种无比优越的地位,将平日被压抑的欲望,在更弱的敌国平民身上暴力发泄。丸山的政治学和思想史研究,无疑有一种深受日本文化传统熏陶的感觉主义气质。

   丸山思想史研究,不仅有抽象的观念,还有观念所赖以存在的肉身,即有欲望、激情和情感的鲜活个体。苅部直引用席勒的话说:“‘一旦灵魂开口说,啊,那么灵魂自己就不再言说。’灵魂是来自心灵的声音,而观念只是大脑的分泌物。在丸山看来,思想一旦离开了思想家的骨肉,化为‘客观的形象’,便开始了孑孑独行。原本蓄满的内在张力变得松弛,其棱角被磨平而变得圆滑,原来生气勃勃的矛盾被‘统一’起来,或者,原来一体两面的矛盾仅有一面被继承下来,使矛盾丧失活力,僵化不变。”在这方面,丸山与哈佛大学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巨擘史华慈颇多相似之处:同有“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旨趣,同样将观念、人物和语境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三位一体”,也同样注意时代思潮内在的多重面相。东西两位思想史研究大匠,可谓心心相印。

   实证与逻辑的思想史只是按照可靠的证据和坚硬的逻辑“呈现”研究者的思想,然而,丸山对经验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是怀疑的,酷爱音乐的他,常常用音乐来比喻思想史研究。除了著名的“执拗的低音”之外,他还将思想史研究比喻为音乐的演奏,是“一种再现艺术”,正如不存在所谓对乐谱的客观解读那样,思想史研究也是一种再创造,虽然不可能随心所欲,却有很大的自我理解空间。“思想史家的工作也并非思想的纯粹创作,而是一种二次创作”。他的福泽谕吉研究,被不少研究者批评为不够客观,只是丸山视野中的福泽,但就像史华慈眼中的严复那样,反而比所谓客观的福泽更有个性和思想活力,是一种“永远的现在”。

   丸山说过一句很有意味的话:“最具个性的思想,往往是最具普世性的思想,因此才最值得学习,同时也最不易‘学习’。”人类一切伟大的思想遗产,都是最富有个性的先知与伟人创造的,而那些由意识形态或科学程序演绎出来的绝对真理,不是正确的废话,就是破绽百出的谎言。当富于个性的人所创造的精神历史形成一种“民族精神”的时候,作为“大正之子”的丸山,对此的态度是有点矛盾的,他相信“民族精神”与“个性人”一样,能够给予自我以足以安身立命的安定,但他也警觉到其虚妄性,他指出:“浪漫主义者们一方面指责启蒙主义的非历史性,另一方面又经常用历史素材打造出远比启蒙主义的历史叙述远为非历史的‘民族精神’或‘国民性格’。”而丸山本人,对非历史性的绝对主义,无论是以普遍的理念面貌,还是以集体的“民族精神”出现,都怀有深深的警惕,他毕竟经历过那段走火入魔的黑暗时代。

   思想是复杂的,真理也是多元的,具有相对主义的多元面相,因此丸山从来不化约研究对象的思想,也不视自己的知识立场为唯一正确。他说:“不仅要把他者归根结底作为他者来对待,还要把他者放在‘异在’的环境里来理解。”有他者才有自我,个人的主体性是建立在倾听和尊重他者声音的基础上的。丸山认为,缺乏他者的感觉,也就无法建立现代性的个性主体。而这个他者的感觉,需要内化为自己内部的声音,自己与自己对话,将自己所讨厌的东西放入自己的精神内部,想象一个似乎是喜欢那样的东西的自己,以另一个他者与自我进行内部的对话。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的丸山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重视卡尔·施米特的理论,他从强大的对手那里寻找和弥补自己思考中的短板,从而完善自己的政治理念。

   丸山深有感慨地说:“尽可能地与和我们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接触,同不是自己集团的人进行交往,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思想,增强自己的思考方式对不同思考方式的抵抗能力,这才是要做的事情。”一个学者的伟大,并非取决于自身,而是他所愿意对标的对手是否足够强大。丸山以自己所尊重的“敌手”为对话者,这让他的思想富有多重的底蕴,得以站在国际思想界的前沿,拥有与各种思想流派对话的能力。这种虚怀若谷不仅是因为丸山有足够的知识自信,更重要的是他对真理的理解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他借助对福泽谕吉的解读,如此说:“无论是什么思想,什么世界观,不管其内容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只要其无视自由的辩证法,谋求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单一化统治,那就是人类进步之敌。”丸山超越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以有道德底线的多元主义立场,坚信真理在流动的时间之河之中、在无限的敞开性与无穷的对话性之中。真理是相对的,但又处于一个连续的精神谱系,因而也是普遍的。

   丸山是有雄心的,他继承的是明治维新时期思想家的精神传统,指出福泽谕吉、冈仓天心、内村鉴三“不甘心只做东西世界的启蒙架桥人,他们将自己对日本的使命与日本对世界的使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了终生背负强烈‘天职’意识的思想家”。他特别提到自己最心仪的福泽谕吉,认为他一生所欢迎的欧洲近代文明,绝不是指其自身的绝对理念。文明这个观念本身的价值应该置于相对性的制约之下。文明是普世的,但依然有其相对的特殊表现,而当某一种内含了普世文明的特殊文化上升为普世的人类价值之时,这个民族便成为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民族”。日本虽然未必会成为“世界民族”,但思想永远飞在肉身的前沿。丸山真男,不愧为一个具有世界价值的普世思想家。

  

   (《丸山真男:一位自由主义者的肖像》,[日]苅部直著,唐永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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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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