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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铭:数字法学:定位、范畴与方法——兼论面向数智未来的法学教育

更新时间:2022-06-03 17:02:12
作者: 胡铭  
阶段二,根据既有的数据条件,首先采取通用化算法尝试,以便从中对比和发现问题。阶段三,依据所采通用算法的性能,并结合所定义场景的特点,改造模型结构以提高模型的性能、实现专门化改造。当前,在法律人工智能领域中优化模型性能的方法多为使用领域知识进行模型改造,如在量刑预测中利用罪名和量刑的依赖关系,用罪名预测结果以提升量刑预测器的性能。此为一套围绕模型优化展开的基本工作流,目标是解决法律场景的具体业务需求,衡量创新性的重要指标包括模型准确率、响应时间等性能指标。在数字法学跨文理学科人员的全面整合中,至少需初步了解上述计算机背景学者工作的流程、追求的目标,才能够深入理解学科间思维的异与同,在求同存异中寻求跨学科合作的契合所在。

   其次是认识法学背景学者参与合作的优势。基于前述工作流程,法学研究者的参与至少能够为模型设计工作提供三点支持与便利。其一,界定真实的法律场景需求。模型设计的起点如未能准确定义业务的需要,则工作的效能和创新将大打折扣。相对而言,法律人长期浸润在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中,对把握司法、执法工作痛点与难点存在天然优势。其二,提供数据和标注支持。技术人员虽然擅长算法优化,但对于从具体的法律场景中提取哪些数据、如何甄别与实现人工的一定数量标注等事务,显然需要法学学者提供底层数据获取的支持,借助法律知识实现标签体系构造的协助,具体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投入一定数量的法律人士进行标注等。其三,借助业务知识实现模型性能优化。衡量技术工作优劣的重要指标,如前所述是模型的各方面性能,在人工智能涉足法律场景之初通用算法即可满足创新性的要求,但如今需进一步提升模型性能,则要注意贯彻数据驱动+知识融合的思路,通过知识驱动实现模型更加契合真实的业务操作流程。

   再次是发挥技术专家与法学学者跨学科合作的效能最大化。技术背景学者的参与,对数字法学的研究贡献显然是重大的,包括但不限于(1)提供不一样的数字思维。如前所述,万物可测量、万物可连接、万物可计算是数字化思维的基本内涵,毋庸讳言此为传统法律人较为陌生的思想。吸引技术背景学者的积极参与,有望为法学教育和法律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与方法。(2)便于准确把握数字技术的基本原理。即便进行的是偏传统的规范研究,数字技术也能成为数字法学研究的起点之一,以便为法律规范的重构与解释提供有力支撑。(3)为服务法律实践提供新的工具。法学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尤其关注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痛点与顽疾。同样,数字技术也非坐而论道,数字技术赋能法学研究提供了将法律业务难点转化为模型输出的解决问题新思路,进而提升了数字法学赋能社会治理的综合能力。

   2.法学+数字:发挥法学背景学者主体作用

   数字法学的学术共同体,短期来看仍以法学学者占多数,因而不仅应当对外吸引更多技术背景学者,还应当对内激发更多的法学专业人才投入其中。与以往发展科技法学、卫生法学等新兴法学领域所面临的社会形态变化不同,数字法学正处于根本性的社会形态变革之中,法学知识有可能获得全面、彻底而不是局部、浅层的更新。正因此,法学学科体系内部应做好充足准备以期应对数字化、智能化等重大变革的冲击。与此同时,数字法学终究落脚于法学,法学院系才是承担数字法学建设的最终责任主体。经由知识的深度融合、人员的全面整合所产出的创新理论与实践成果落脚于法律问题的解决,因此法律人应当在数字法学研究中发挥主体作用。

   数字法学作为具备学科交叉性质的平台,应当为参与其中的法学研究者提供支持。就研究团队目前的实践摸索情况看,数字法学作为学术平台能够提供的首先是多元化经费支持。通过整合跨文理学科人员的团队申报自然科学项目,能够为参与的学者提供较传统文科项目更加坚实的经费支持。同时,以数字法学学术平台为起点,法学研究者基于中国数字法治实践的成果已经在域外期刊发表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实现了有关数字法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互动,还可能为国际法治体系提供中国话语与中国方案。数字法学的研究成果还可转化为可测试、可使用甚至可推广的软件及其系统,切实有效的回应法治实践需求。也正因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法学学者参与到数字法学相关的研究和实践中来。

   当然,真正实现跨文理学科主体间的会聚整合绝非易事。重点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由谁发起合作邀请,或者哪一方应当更加主动。笔者认为应当由法学研究者积极、主动承担对接任务。实践证明数字技术虽然具有相当程度的通用性,但是其在法律领域的应用却不如在金融、医疗、交通等其他领域那么顺畅。至少在技术层面,如大数据挖掘技术面临法律数据标注困难,算法透明难以实现,人工智能在建模证据推理、法律解释模型中遭遇社会知识概括与价值选择困难等。以上难点多汇集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多义性与复杂性,法律人应当先向前迈一步,主动帮助实现与数字技术专家间的互通互信。二是以何种形式建立跨学科研究团队。当前国内各高校大多以课题、项目为抓手吸纳跨学科人员推进交叉学科研究,尚未将类似数字法学的交叉平台构建成实体组织,相比于一起办公,更有效的做法是一起做事,以问题为中心组织与协调研究团队。三是及时调整、适应学科间差异的科研评价制度。根据笔者调研,法学学科与计算机学科各自存在一套截然不同的科研评价体系。以科研发表为例,法学学科强调中文法学专业类的期刊,而计算机学科的高质量成果主要收录于英文计算机专业类的高水平会议论文集。如果无法及时调整、适应或者认同学科间的科研评价体系,则可能对交叉研究的长期良性循环产生较大阻碍。这些评价体系差异所导致的合作成果难以互认的现象,将是今后配套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

   三、数字法学的主要范畴

   (一)数字技术对象论:数字技术作为规范的对象

   1.对象论的三个层次

   第一,要素层。算法、算力与数据构成了驱动数字时代发展的三大基本要素,被称作“智能三螺旋”。数字法学面向以上对象可分别开展研究:(1)针对“算法”,研究关注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和算法权力等问题,并试图应对算法对个体的隐私、自由与平等保护的潜在挑战。(2)针对“数据”,研究聚焦于为数据的采集、加工、共享与交易等行为主体设定不同的权利,既可规范与保护个人民事权利,又可保障数据的安全有效流通。(3)针对“算力”的研究相对较少,不过基于当前分布式云计算日益普及的背景,正有大量值得关注的问题陆续出现。

   第二,平台层。作为收集、处理和应用以上各要素的主体,平台是集信息汇集、要素生产、资源配置、规则制定为一体的新型中枢。典型的数字平台、互联网平台或网络平台,既涉及互联网企业等私权利主体,也涉及政府部门等公权力机关。目前对平台展开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平台一般性质的研究,或称为通用基础理论型研究,如引入公共性适度干预平台私权力行使的规范思路,结合公用事业管制与反垄断法对平台进行管制的监管思路,转型传统数字平台监管方式的创新思路等,归根结底在于平衡平台的私利性和公共性这对矛盾。另一类是针对某一专门平台的研究,如对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安保责任的界定,搜索引擎平台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条件,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方式等,面向更加具体的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

   平台代表的是数字时代商业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传统的商业模式为一步一步创造传递价值的“管道”式,新型的商业模式则是连接外部供应商和顾客、创造价值互动的“平台”式。不只是作为新兴要素组织者的互联网企业,传统商业巨头也正在向平台化发展,比如家电业的海尔、零售业的沃尔玛等。数字法学的平台研究动力正是建构于传统商业模式下的法律体系面临失灵危机,相关研究还关注到了平台背后是政府与市场关于权力的重构,以及在个体私权和产业发展、公平和效率等多方之间的博弈和取舍。

   第三,产出层。数字技术最终在实践中的落脚点,是直接服务于用户的产品。从市场来看已有一些落地可用的智能产品引起了数字法学研究的关注。一类研究关注单纯的线上服务,如智能投资顾问系统的责任承担主体问题,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确定问题等。另一类研究则关注软硬件相结合的产品,该类产品以有体物形态出现,其内核由智能技术驱动,典型的代表是自动驾驶汽车,研究围绕其是否应该赋予法律人格,并且对自己的致损事故自负责任等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数字产品作为新生事物,给既有法律秩序带来不同程度的挑战,导致侵权等一系列法律责任。产品层的数字法学研究的共性在于关注谁是责任的承担主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等问题,数字产品一旦面世便难以回避这些问题,亟待法学家基于对数字技术基本原理的理解而予以正面回应。

   要素、平台和产出构成了数字时代从抽象到具体的不同层次,数字法学研究已然都有所涉猎。不仅如此,数字法学还就一些抽象性的、基础理论问题展开了争鸣,如数字时代是否构成“第四代人权”已有较高水准的学术对话。这些现象均已经表明,数字法学在对象论方面,既有细微处入手的作品亦有宏大叙事的成果,该领域兴起的时间虽不长但已经初具规模。

   2.主要研究贡献

   数字法学在对象论层面的研究,新的理论贡献源于研究者及时捕捉到了社会数字化、智能化巨大变革下所产生的新问题,予以总结、解决并积极回应数字时代如何保持良好的社会法律秩序这一基本命题。就此来看,数字法学存在立法动态、司法案例、市场变化等发起研究的动力源,数字新事物的法律定性、规制思路、新权利设置等都可能是此类研究所产生的主要贡献。探究对象论兴起的原因,有助于总结数字法学对象论研究的主要贡献。归纳既有的对象论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四点原因导致上述议题成为研究热点:

   其一,新的数字立法出台。其中,存在争议或尚且抽象之处需通过解释才能适用的情形可引起对象论研究的兴趣。相关成果中,如关于网络借贷平台研究的背景是《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监管新规的出台,贡献在于对监管新规的绩效和外部性予以科学评判和针对性完善;又如关于电子商务平台的研究背景则是彼时《电子商务法》的新出台以及针对该法第38条第2款所规定的平台经营者相关责任的不明晰,力求对该法律具体适用问题的厘清。上述成果代表了数字立法出台为驱动的研究,主要贡献在于解释、评价和完善相关规范。

   其二,数字特征的司法案件。当下对象论研究大多建立在既有司法案例基础之上,并遵循法学研究传统中熟悉且擅长的分析路径。在数字法学研究中,新兴领域跻身司法视野本就能激发研究者的兴趣,具备相关数字特征的司法案例成为法学学者切入该新兴领域的窗口。如杭州互联网法院挖矿机一案就是数字货币领域直接相关的案件,多数相关研究成果即在该案件前后出现;京港澳高速公路特斯拉车辆追尾事故索赔案,此后自动驾驶的责任主体问题受到了更多的学术关注。

   其三,数字产品的新问世。这种情形在产品层比较典型,谨慎的学者一般不会虚设一个对象做过于超前的研究,而往往会对已具实际形态、但仍处不断成熟中的数字产品展开研究。典型如数字货币,国内外早已有比特币、挖矿机等相关实体或虚拟物的存在,这便需要研究其法律属性到底是商品、数据、证券、货币或者其他。又如无人驾驶、智能投顾等也是类似情况,均在不同智能程度的产品落地后,由于出现法律地位不明确、责任划分不清晰的问题,相关领域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其四,数字实践活动的新动态。此种情形作为兜底,具体指在未有新的立法或司法案例情况下,在政策、舆论等方面就数字领域的某一具体问题有了新变化的情形,该变化有可能引发研究的新热点。比如针对搜索引擎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学术成果,其背景则是互动百科针对百度提交的反垄断申请书,当当网宣布停止百度广告和搜索引擎投放等一系列事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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