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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 等:中国独特的价格双轨制改革道路的成因

更新时间:2022-06-03 16:31:58
作者: 华生 (进入专栏)   张宇   汲铮  

  

   内容提要:

   所谓双轨或双轨制价格一般是指经济中同一种产品存在着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迄今人们一般认为双轨制价格开始于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后的改革尝试。其实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建立计划经济即计划价格比重的不断扩大、市场价格范 围不断缩小,后来又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历史上本来就长期存在程度不同的双轨制价格形态。

   改革开放初期,价格市场化的产品品种和比重从边缘迅速扩大,从1981年开始,国家就积极采用20世纪60年代初尝试过的超计划定额高价的方式来调控经济和推动改革,因而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时双轨多轨价格已成燎原之势,正是由于计划内双轨多轨制价格内生的后续扩张冲击,推动国家采纳了用因势利导、“放调结合“的方式推进价格改革的建议,使中国正式走上了独特的价格双轨制改革道路。但其中 历经艰辛和反复,最后在1990年初清理整顿及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后,意外地不用闯关就顺利过关。

   时至今日,在生产要素和若干公用事业产品和服务价格上,双轨价格还继续存在。回望70年历史,可以让我们对双轨制价格形成的历史和演变、对中国独辟蹊 径的价格改革道路,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和评价。

   关键词:

   双轨价格 计划双轨制价格 放调结合 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价格改革的重要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 期,中国用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基本顺利地完成了主要产品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过渡,完成 了通常被认为是转轨经济中最惊险的一跃。国内外普遍认为这是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创造。对于 价格双轨制实行期间所出现的问题和混乱,也有许多批评和讨论。中国的价格改革为什么既不是如 一些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那样,在长期动摇徘徊中耗费了改革的资源而失败,也不是如有些国家 采取的“休克疗法”,造成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冲击和动荡,而走上了此前闻所未闻的“价格双轨制”改 革的道路?过去人们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的特殊背景去分析,而普遍忽略了双轨制价 格形态,即在同一种产品中存在计划与市场这两种不同的价格,实际上长期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的经济生活中。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经济社会条件,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计划经 济和计划价格从来没有覆盖整个社会,因此,一直存在着计划和市场的双轨价格。自陈云在20世纪 60年代困难时期首创计划高价商品的双轨制先河后,国家从改革开放伊始就广泛采用超计划加价的 双轨多轨制价格,并将其作为调节经济和推动改革的重要方式。这是后来莫干山会议提出放调结合 的价格双轨制能够被采纳的基础和前提,而价格双轨制实施后的艰难、摇摆和反复以及最后似乎是 在整顿清理中出乎意料的突然成功,更有太多值得挖掘的宝贵经验。本文从双轨制价格形成的历史和演变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剖析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走上和走成价格双轨制改革道路的背景和逻 辑,并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制度和价格形态演变,提供新的认识视角。

   一、改革开放前双轨价格的生成与演变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般被认为是我国在长期战 争年代后的市场废墟上建立计划经济的过渡时期。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社会本来长期天然地存在 着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生产、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和价格体系。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连年战 乱和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崩溃和市场混乱,刚刚执政的共产党人为稳定经济和物价,1949年7月就成 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中财委通过诸如抛售实物平抑物价、依靠国营贸易公司、控制 国营经济的生产支出等措施,利用高度统一的管理机构和强有力的计划手段,有效地扼制了通货膨胀。

   随着经济与财政状况的稳定,以及国营经济力量的增强和管制金融的经验积累,政府开始着手 推进按照苏联东欧模式建立起计划经济的体制。到1951年,计划商品有161种,计划商品的价格则 由中央贸易部统一制定。同时,国家通过对商品收购、销售等渠道的管控,逐步开始建立我国计划 经济的商品调拨和定价制度。

   195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在全国各级政府建立计划委员 会。10月16日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实行统购统 销政策。1956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大改造”)的完 成,进一步为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运行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公有制的统一管理与生产模式下,国家的计划经济制度全面加强,国家对商品的调拨分配制 度全面建立,计划的固定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当然,中国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未被 完全消灭,农副产品的自由交易长期存在。自由议价的集市贸易一直存在。当然在这一阶段,总体 上是计划轨价格的覆盖面不断扩大,而市场轨价格覆盖的范围急剧萎缩。

   从1957年到1977年中国大体经历了 20年完整的计划经济时代,但从一开始就遭遇了急于求成 的“大跃进”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事与愿违,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了产品 的极大匮乏和恶性通货膨胀。

   面对经济的严重困难,1961年1月,经中央批准,负责财经工作的领导人陈云同志等制定了一个 特殊政策:对生活必需的商品实行定量供应,定量供应商品价格不提高,同时在全国各地逐步敞开出 售高价糖果、糕点等消费品,在大中城市、重要矿区开设高价饭馆、出售高价商品,以回笼货币和满足 少部分有钱买不到东西的人群需要。计划平价限量供应和计划高价平抑需求的价格双轨制政策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高价商品政策的实施,回笼了大量货币,减少了市场供应的压力。陈云同志设计 的对同一商品实行的既有平价又有高价的双轨制价格政策,虽然在性质上并不同于计划和市场的双 轨价格,但同一产品的计划内高价实际上是对能够平衡市场供求关系的市场价格的一种逼近和模 拟,也具有积极意义。只是当时的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消费品计划双轨制价格的成功实践,后来 被移植到生产资料中,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价格改革的主要起步模式。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在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20世纪60年代初,党内一些同志以国家主席刘 少奇为代表,提出“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包括鼓励农民开荒自救。其中的自留地政策在经济严重困难、粮食短缺的时代成为了农民的救命地。农民白天到集体生产队出工,早晚就忙自留地。 自留地生产的农副产品除了满足自家的需要,剩下的就可拿到市场上去买卖。这就为中国广大农村 的市场价格轨始终留下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同时,1958年在所谓权力下放中,国家一度将大部分商品的定价权下放到地方政府,但“一管就 死”后的“一放就乱”,导致在1961年又将下放的权力大部收回中央。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部放 放收收,后来仍有规模较小的反复尝试。总起来说,权力向地方的下放,一般会增加计划和价格的 多样性和灵活性。特别是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毛泽东主席要把公社办成“农、工、商、学、 兵”五位一体的综合体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大办农村工业的热潮,一时涌现了大量社队企业。1959 年的统计,全国办了 70万个农村企业,500多万人就业,农村工业产值1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总 产值的10%。社队企业按照市场需求自主发展、自生自灭,生产的产品要自己去出售交易,产品价格 自然就有很大的灵活性。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遭遇到严重困难,政策重新调整收紧,农 村企业就停滞、萎缩了。不过,这也为后来经济恢复、国家计划管控再度松弛时期,农村社队企业再 度在狭缝中顽强生长复兴留下了一定基础和火种。

   在计划经济时期,尽管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在20%以下,但国营企业仍无法提供充分的就业 保障,这样各地就都成立了一大批城镇集体企业。这些各种类型的城乡集体所有制企业一般游离在 计划经济的边缘,并不能够被包括在计划经济保证供应和销售的产品调拨系统内,而需要自己去寻 找原材料和产品销售的渠道,因而企业产品的价格自然也处于灰色状态。这就产生了中央国营企业 与地方国营、全民与集体、大集体与小集体的层层分解。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 的正常运行秩序被打乱,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受国家计划直接控制的城乡集体企业,自发 地适应市场的需求,填补计划经济的部分空白。以农村集体工业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为例,到 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全国就已有社队企业152.4万个,职工2 826.5万人,总收入431.4 亿元,占当年农村经济总收入的29.7%。可以想见,这么大体量的城乡集体工业生存在计划经济 的边缘地带,其交易行为和定价方式既受占主体地位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又不可能不带有市场轨的 色彩。

   二、改革开放初期多轨价格的发展与探索

   计划价格是计划经济的核心要素。因为没有计划价格,计划调拨体系就无法运转。因此当时在 工作中长期被奉为政策教条的是所谓“计划第一,价格第二”。

   这样,对计划经济任何真正的触动和 改革,也必然从价格改革开始。所以鉴于先行改革的东欧国家的经验,当时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经济改革的失败一定是价格改革的失败,而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一)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与城市的双轨制价格改革

   随着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同时,“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 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 0'随即,国家对油、棉、生猪等各类农副产品的收购价都相应提高,并实行 30%左右的超购加价,从而在全部农产品收购上实行基数和超购计划价格双轨制。

   随着全国农村集市贸易的全面复兴,农副产品实际上同时通行三个价格农副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与农村土地家庭 承包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显现出勃勃生机。

   在城市经济的改革方面,按照中央精神,国务院于1979年7月下发了《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 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首次提出了生产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以外,可以对自己补充生产而国家 不收购的产品按国家价格政策自行销售。其实企业由于自身的利益导向,一旦拥有自销权,自销部 分产品的价格变动就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甚至可以用附加其他销售条件的补充条款来绕过价格 政策的限制,将产品卖给实际出价更高的。

   因此,自销权的存在自然就会对原本固定僵硬的计划 价格产生冲击。

   农副产品超额加价双轨制,在1981年被拷贝到亿吨石油大包干配套的价格改革中来,这是改革 早期似乎不动声色但却影响深远的大手笔试验,成为价格双轨制在生产资料领域的正式起航。1979 年我国原油产量首次突破一亿吨后,产量开始徘徊不前,成下降趋势。当时国际油价受两次石油危 机影响价格已近40美元,而国内原油计划价格只有100元人民币。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外汇极端珍 贵紧缺的情况下,原油稳产高产、节约使用关系重大。

于是经中央批准,石油工业部在完成一亿吨原 油生产包干任务后,可将超产原油按国际市场价格在国内销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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