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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 等:中国独特的价格双轨制改革道路的成因

更新时间:2022-06-03 16:31:58
作者: 华生 (进入专栏)   张宇   汲铮  
价差收入留存石油部门。自此,原油 价格进入双轨制价格并存的阶段。因此,在中国石油人的改革回顾文章中,都是将1981年,而不是 莫干山会议后的1985年作为价格双轨制的开端。1982年,国家又启动了天然气包干和超产加价 自销改革。1983年,国务院允许部分出口原油“以出顶进”,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在国内生产销售成品 油,这样原油与成品油都出现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并行的局面。只是由于国家对石油工业的高 度垄断性,这个领域的双轨制价格当时还不被认为是计划和市场的双轨,而是被人们普遍称为“计划 平价”与“计划高价”。也是在1983年,国家为了刺激煤矿生产,对22个(1984年扩大为37个)矿务 局实行超核定能力生产的煤炭加价25% —50%的定价制度。

   应当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实行的部分高档消费品双轨制是在计划经济的绝对统治下,由 国家垄断供给的,没有任何转卖和投机的可能性。而1979年的农副产品的超购加价,就已开始出现 有人抢购紧俏农产品或国家的收购价超过对城市居民的销售价时的投机转售现象。1981年先后开 始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双轨制价格改革则更大不相同,由于它们都是基础原料燃料,被广泛用于 各个加工工序或加工产品,因而计划指标内外高低悬殊的双轨价格会很复杂地传导到后续的各个环 节,使原本统一的计划价格体系开始受到普遍冲击。

   (二)学术界对价格改革的研究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和价格松绑的实践发展,理论界的学者们也开始思考中国的计划体制与价格改革 问题。

   1978年,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文,提出计划也要尊重价值规律。但在这一阶段的学术期刊 上,经济学家们讨论的更多是传统苏联政治经济学范畴内的成本定价,还是生产价格定价的问题。

   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了近400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价值规律讨论会,时任国家计委研 究室研究员的徐景安在会上提出:“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销售,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这一观点包含了接 纳市场价格和多重价格体系的思想。

   1981年汪祥春进一步提出,价格改革应既包括价格结构的改革也包括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而 改革物价管理体制的关键,在于扩大企业的定价权,国家只应保留少数商品的定价权,大部分商品的 定价权应放给企业。

   1979年5月,张纯音敏锐地预感到粮食收购价双轨制的问题,提出“同一种粮食长期存在的两种 不同的收购价格不好,价格的双轨制必然带来行政上的麻烦。解决的办法是把偏低的统购价按超购 价调高,使两种收购价格统一起来。”不过这里指的双轨是国家计划价格的高低不同轨,建议的办法 也是用传统国家调价的办法让两个计划价统一起来。因此,除了名称上的类似以外,这与后来中国 实行的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在本质上还是不同的。但从已检索到的资料来看,这篇文章应当 是首次使用了“价格的双轨制”来定义同一产品的两种价格制度。

   1982年,刘国光提出计划经济为主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和价格的 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从而想为计划分配和计划价格的 改革和松动打开空间。这个提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也引起了一些强调计划经济为主的人士的 质疑和批评。1983年起,介绍和讨论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并借鉴来考虑中国价格改革的文章批量 涌现。

   1984年,讨论中国价格改革的路径和方案的文章也开始出现。楼继伟、周小川依据他们的研 究论证,提出用模型测算与小步快调相互结合反馈的办法来使计划价格不断逼近供需平衡的市场指导价。

   张维迎则严厉批评了传统的政府觉得可控而习惯的计划调价办法,大胆提出了可以用分批 放分步放的办法来形成双轨制价格,从而用放的办法完成价格改革。张维迎的双轨制价格已经包 含了计划轨与市场轨,成为后来放调结合价格改革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不过,他的文章虽然是登 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的内部参考资料上,却完全没有面对政府已经广泛推行的能源价 格双轨制的有关情况,再加上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因而没有能在学界产生影响和引起进一步讨论。

   (三)1984年中:改革大潮兴起,价格改革寻找突破方向

   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和农副产品的丰富涌流,给起步的城市改革增添了动力和喜庆的氛围。

   1984年的两会上,代表和委员热议城市改革的各项议题。3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福建省55 名厂长、经理呼吁给企业松绑的公开信。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 市、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接着5月1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 的暂行规定》,即企业扩权十条,允许企业在完成计划指标任务后,可以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超产 的产品可以一般在不高于20%的幅度内自主定价销售,从而将计划幅度内的双轨多轨制价格推到了 所有工业企业及其产品。

   当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将计 划经济为主的口号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全会公报还明确指出,价格体系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 败的关键。

   改革快速疾行,严重扭曲造成供需脱节的价格体系成为关键的拦路虎。计划经济运行的特点是,由于加工产品随着时间和需求变化,品种总还是会慢慢有所更新,在更新品种的重新定价中,就 可以多少考虑成本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因素。而基础原料燃料等物资,品种规格固定,因而计划 价格也长期不变,这样其价格就与价值严重背离,与市场供求关系完全脱节。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 农副产品和一般工业消费品的价格改革,无论是抓大放小,还是在物价上涨控制范围内,按市场供求 关系不断调整放开,进展都很顺利,但基础工业品的调价牵一发而动全身,于是就陷入价格越扭曲越 难调、越不调越扭曲的恶性循环’由于计划物资短缺,各地均广泛组织经济协作来串换和溢价获取 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改革开放以来,从农产品到原油、成品油、煤炭等超产超购加价政策,虽然调 动了农民和企业超产的积极性,但这种计划牌价与超计划指标加价、高价的并存,既导致了计划价格 体系的混乱,又还不是真正的市场价。

   如天然气出厂价名义上是分为“计划内气”和“自销气”的双轨 制价格,但“计划内气”并不是只有一个计划价,而是按不同用途不同,油田对化肥、居民、商业和其他 用气,实行政府分类定价,而“自销气”也要遵循政府指导价’再以煤炭价格为例,当时就存在着农村 乡镇企业小煤窑生产的用市场价销售的煤价,国家统配煤矿的计划牌价、超指标加价、非统配煤矿的 各部门各地方的主管部门定价、各类生产企业不同渠道的超产价和商业物资企业各层次的转售加 价。由于利益导向作用,企业普遍存在用各种方式尽可能减少平价供应的物资,变相加量加价以高 价出售的现象。

   一些行政性单位也通过设立各种挂靠的皮包公司,在规定的浮动幅度内多环节反复 循环加价,使浮动限价形同虚设。因此,一物多价的计划多轨价格既活跃了经济,也给国民经济的运 行带来极大的困扰和冲击。传统单一的计划牌价是肯定回不去了,但计划外的生产资料市场和真正 的市场价格又没有形成。价格改革的下一步突破究竟从哪里选择,成为当时决策者面临的紧迫问题。

   三、莫干山会议:适逢其时的临门一脚

   正是在改革突飞猛进的大背景下,1984年9月,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理论研讨会(也称“莫干山会议”)。会议最初是由朱嘉明、黄江南、张刚和刘佑成酝酿发起,由多家媒体出面组织,但很快就引起了中央和国务院众多重要部门的关注,其中,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为会议的主要资助者,其代表王岐山成为会议的实际领导人。

   这次会议讨论的议题和 成果很多,但其中关于价格改革的讨论和建议,由于很快被中央采纳,对推进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莫干山会议以论文选,但限于当时条件,论文并不印发,只是根据研究领域各个入选代表被分 进七个组。各个组也不安排代表宣讲自己的入选论文,而是围绕会议预先拟定的当时国家经济改革 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进行讨论攻关。其中第一组即宏观组的核心议题就包括了当时中央最关切的 关于价格改革的实现路径问题,结果与会者又恰恰在这个核心议题上发生了极为激烈的碰撞和论 战。争论最初是围绕价格改革究竟是“调”还是“放”展开的。

   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的价格改革思路是放开不重要的小商品包括小品种的农副产品,而对 所有重要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则采取计划调价(包括超计划加价)的方式推进。因此各方面讨论比较 多的,都是大调小调的利弊得失与可行性。在当时的价格体系中,问题最突出的是生产资料,尤其基 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极度偏低,供求失衡导致整个价格体系严重扭曲。因此国务院从改革开放之初 就专门设立价格研究中心进行了论证、测算和准备。在价格组讨论中,来自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 常务干事田源首先带来了他们的方案,主张对严重失衡的价格体系进行大步调整,介绍了这种调整及方案测算和不同力度方案的比较。他的介绍带来了 中央一级的研究成果,总揽全局又有理有据,令大家耳目一新。

   会上,当时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李剑阁则介绍了周小川和楼继伟及他本人提出的另一种方案,就 是用小步快调的方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既可以减少价格改革过程中的震动,又可以逐步逼近市场 均衡价格。他们提出,在市场发育不全、非完全竞争的国情下,不能简单靠市场,而是要以“供求平衡 指导价格”为目标,组合使用价格政策与税收、财政补贴政策等相结合,控制总需求,逐步上调初级品 价格,使价格体系合理化。

   为此,他们使用了现代经济学供给和需求弹性的概念,进行了动态线性规 划模型、投入产出和按国情改造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对比测算。应当说,他们的模型和论证,在当时是 非常前沿的现代经济学包括数理经济分析在中国的引进和运用,也很引人注目。

   打破调派一统天下局面的是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虽然与会者大多数是首次在会 上见面,但张维迎因一年前的8月20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引起讨论,因而比 起一般参会的在校研究生更有知名度。张维迎认为不能寄希望于价格调整,那至多是宴会前的 一点零食,不解决根本问题。关键是放开价格,让市场起作用。他把计划价格比喻为装了不锈钢 的温度计,僵死过时。

   价格放开,搞市场化是给这个温度计换上水银,能根据市场供求灵活反映。 因此,他主张采用放,包括分批、分步、分类放、放完为止的办法,完成价格改革。张维迎大胆的市 场化思路,令与会者耳目一新,但是也遭到很多人的质疑,认为完全没有现实的可行性,也不可能被政府接受。这样,大调小调的调派和以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两种观点相持不下,在会上产生 了激烈的争论。

   宏观组关于价格的激烈争论引起了会议各个组的关注。由于年轻人精力充沛,不同组的代表相互串门,经常讨论直至深夜。在调放两派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来自中国社科院和人民大学的研究生 华生、何家成、张少杰、高粱、蒋跃经相互讨论争论碰撞出了新想法。

此时莫干山会议议程已经过半, 为了使悬而未决的价格改革讨论能够有所斩获,宏观组创造性地采用晚场对外开放、公开挂牌辩论的方式。宏观组召集人马小冈回忆,当晚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挤入了上百人,几乎变成了莫干山会 议120多名代表的全体大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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