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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扬定 倪腊松:“越南问题”与19世纪中后期清廷的处变策略

更新时间:2022-06-03 09:41:02
作者: 章扬定   倪腊松  

  

   摘要:19世纪中后期由于法国侵略越南而引起的中法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涉,是近代中法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清政府内部对于这个既牵涉到传统宗藩关系又牵涉到近代中国与列强关系的越南问题的认识、态度及主张极为复杂。这些主张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或着眼于近代国际政治和中西关系的实践,或溯源于传统、传统观念乃至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传统宗藩关系和中外关系的实践;或积极,或消极;或反映了中西体制的冲突,或体现了传统体制本身的矛盾。从这些纷纭复杂的主张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清廷的处变策略。

   关键词:越南;清廷;宗藩关系;处变策略

  

   19世纪中后期由于法国侵略越南而引起的中法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涉,是近代中法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及其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觊觎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40年代,法国军舰就到越南沿海挑衅,此后又陆续占领了交趾支那地区。起初,法国人注意到了清朝和越南阮朝之间的宗藩关系,看到“安南政府为法国的债务国,又为中国的属国”①,不少人主张法国在经略北圻、通商云南的行动中采取“兵不血刃而安享其成”的平和方式。②也有人认为,“我法国尤宜助其早开风气,守局外之分,以望其常有自立之权,不受北俄南英之侵逼,则我法人亦交相利益,东方商务可倍徙其利矣。”③在他们看来,法国应以谈判来“获得整个安南帝国的保护权,并成立一个较为自由、较为有利的通商制度”来达到“保证法国直接接近中国市场的目的。”④1874年3月,法国向越南施加压力,迫使越南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据约,越南国王的对外政策要“适应法国的对外政策。”⑤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意味着越南已将“对中国的忠顺转移向法国。”⑥但事实上,条约签订之后,越南仍保持同清朝的封贡关系,越南缔约时也没有接受法国“保护”⑦。到了1875年,法国驻北京公使罗淑亚将此情通知清政府,要求清朝允许法国通商云南,从越南撤回清朝军队,禁止中国军民进入越境等⑧,在清朝政府面前俨然一副越南保护者的姿态,完全无视中越之间的传统关系。1879年6月,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Turque)进一步宣称:“法国必须占领东京……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到中国腹地的人。”⑨至此,法国侵吞全越、通商滇粤的双重目的就注定了法越问题势必将成为中法问题。

   本文所指称的“越南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本文旨在还原这一时期“越南问题”的来龙去脉与清廷内部的处变策略,从一个侧面呈现传统宗藩关系和近代中国与列强关系的复杂纠葛。

   一、清政府对法国侵略越南的最初反应

   如上述,法国侵占交趾支那的活动长达几十年,清政府不仅未予过问,甚至知情甚少。事实上,鸦片战争前中国(包括清朝)与邻近国家的关系主要是以朝贡为纽带维系的宗藩关系,处理对外关系的信条是“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者不勤远略”⑩,“强国战兵,王者战义,帝者战德。”(11)明清两代,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越南是中国的属国,中国在名义上有干预属国的权利、义务与惯例,但实际上又基本是维持既成局面和不干预政策。乾隆皇帝训诲广西边官时所言“固我边隅,示彼大义,毋轻动,毋喜功”(12)几乎成了有清一代处理中越关系的座右铭。而越南自身长期具有强烈的独立情绪,他们完全认识到宗藩关系形式上的等级性质,因法国的行动尚未最后威胁到它的存亡,所以其并未将法国侵略事入告清政府。

   这种情况到同治光绪两朝之交有了转变,由于危及疆圉,清政府开始对法国侵略越南的局势表示关心。1873年(同治十二年)刘长佑指出:“……越南之患,法国为最,黎裔次之,白苗与黄崇英等似无足深虑。……臣窃谓黎裔为患,越南受之;法国为患,不仅越南受之。”(13)此时,对于法越之间的一些往来,如法越会剿各匪之议、同治十三年法越议和等事,尽管越南并未入告,清政府也是知情的。(14)1875年5月,当法国驻京公使罗淑亚将法越条约通知中国时,恭亲王在照覆中声明:“法越两国和约之副本谨收领矣,然约文中有承认越南为独立国之语,为中国所不解。越南自古为中国之属邦,故中国政府不能公认此条约。”(15)并指出云南不是对外开放省份,不能停靠外国商船,中国军队有义务入越援剿土匪等。

   然而,此时清政府对法越条约无视中国的宗主权极为不满,但对越南问题的态度受到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越南照旧贡华。清政府出于中国对越南的传统政策,故示恩德以羁縻越南,不惜劳师糜饷应越之邀助其剿匪;对越南内政外交既不置之度外也不有意干涉,即便对越法之间的活动也未予过问,同时还担心若不援助,“越南不支,必借师于法人,以后为其所制,而两粤之外障益隳”(16),深恐越南倒向法方。另一方面是清政府与列强对抗信心不足而尽量避免冲突,不愿与法交恶。法国此时也对中越之间的交往采取了观望态度,使清政府对法国保护权的实质认识模糊。1875年9月18日,罗淑亚再次向总署抄送《法越通商章程》及其补充条款,公然提出越南的对外贸易及税务均归法国管理,清政府未予过问。同年10月,清将赵沃在剿匪时俘获7名法国炮匠,未及审明究竟是何来历,便将其送往河内(17),以示清朝无意失和。总之,清政府是尽量做到“既可纾越南之怨望,更可释法人之嫌疑。”(18)清政府没有承认1874年法越条约所指越南为独立国的新情况,其暧昧态度使法国人产生了某种误解,以为中国已默认由1874年条约造成的越南新格局,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19)

   二、对法宣战前清政府内部对“越南问题”的议论

   探讨清政府对时局的应变,当首先考察清政府卷入“越南问题”前中国外交领域的变化。

   19世纪60年代后,鉴于太平天国的震荡和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耻辱,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提出“自强”的口号,幻想能够中兴王朝,这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一方面,清政府竭力避免与列强发生冲突,强调与列强保持和平;另一方面则认为建立自己的力量有助于维护这种和平。一些官员提出,应使“朝野内外以庚申之耻常悬目前”,以“持久之精神”,致力“自强”,以“待来日之角逐”(20)。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对于中国当局来说,这种能力的恢复似乎是不可能的。”(21)然而,左宗棠奉命入疆,很快平定了阿古柏叛乱,恢复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这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在接下来的对俄交涉中,曾纪泽议改崇厚签订的《里瓦基亚条约》,收回伊犁九城,他自己也感到“吾华自翻改俄约之后,声威较前日增。”(22)对许多官员来说,“这一事件证明中国能有效地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抵抗外来侵略。”(23)

   清政府中的一些人对国际形势的变化的认识,特别是周边藩属普遍受到侵略,边疆危机四伏,使他们不能不思索中国的出路。光绪五年(1879)三月,曾纪泽与日本驻英公使吴雅娜谈及高丽、琉球诸国时说道:“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息兵安民最善之法。……吾亚细亚诸国,大小相介,强弱相错,亦宜以公法相持,俾弱小之邦足以自立,则大者亦暗受其利,不可恃兵加以凌人也。”(24)旅欧不久的曾纪泽,表现出对当时欧洲那种表面安定的国际秩序的羡慕,并认为亚洲国家也应援引国际法建立这种秩序。同年五月,他在同万国公法会友土爱斯谈论万国公法时说:“公法不外情理两字,诸事平心科断,自与公法不甚相悖。至于中国之接待边徼小国朝贡之邦,则列圣深仁厚泽,乃有远过于公法所载者。西洋人询诸安南、琉球、高丽、暹罗、缅甸之人,自能知之。”(25)他认为,中国与周边小国那种建立在名分、道义基础上的封贡关系不但与万国公法不相悖,而且远过于公法所载,是维护国际和平的理想办法,有继续维持下去的必要。

   当然,其时中国的周边属国普遍受到侵略,为了国家的安全和上国的荣誉,中国对属国问题的关心是普遍的,行动却又是无力的,70年代中日关于琉球问题的争执就是在朝廷上下的议论中不了了之,前述清政府对法国侵略越南的最初反应也是例证。由此,面对法国制造的“越南问题”,在与法交涉的过程中,清廷内部呈现出几种应对策略,表现在:

   1.主和弃藩论

   越南问题牵涉到中国与列强、中国与周边藩属双重关系,发表政论不能不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李鸿章说:“中法交涉动关全局,是以谋划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26)至于对法战争,李认为对中国有诸多不利,“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27),对于当时占上风的移师关外、出舰巡海以使法有所顾忌的主张,他认为:“我以虚声嚇之,彼未必即相震慑;我以重兵临之,则内地益情空虚,似非两全之策。”(28)而对于那些激烈言战的言论,他分析道:“一朝决裂,全局动摇。战而胜,则人才以磨砺而出,国势以奋发为强;战而不胜,则日后之要盟弥甚,各国之窥伺愈多,其贻患更不可言也。”(29)极力主张勿与法失和。

   然而,当时中法“和好”只能以中国满足法国要求来实现,而这便意味着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与强邻划界分守,开放云南通商,所有这些都是清政府所不情愿的,而李鸿章认为这一切都是可许的。李列举了越南的种种“悖妄”之端,如道光二十九年越南总督(原书如此——笔者)阮登楷竟与上国妄云“邦交之礼”和逃避封贡之言;割南圻予法,亦未具报;同治十三年又私自与法立约,“乐为自主之国,不愿为中国统属”,以及后来种种“昧于趋向,首鼠两端”的行为。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因此,李说越南“今为法人所逼,始效秦庭之哭,求助上国……衡以大义,即使废置其君,灭绝其国,与汉之弃珠崖等耳。”(30)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于西方列强不得不“曲体其情,俯就其议”(31),即便是不平等条约也不敢不遵守,这不免使中国的一些外交官在遇到中西体制冲突的事情上感到棘手。对于越南问题,早在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就表示担忧,“越南羸弱已甚,事事求助法人,既立有约据,恐非中国所能劝阻。”(32)光绪九年(1883年)五月李进一步指出:“西人公法,谓彼于所属藩邦,皆有大臣监守,中国于越南政事、外交,一切不问,但受朝贡而已,与泰西诸邦不同,强词夺理,似非笔舌所能遽争。”(33)因为1874年条约明示越南为自主之国,在这种情况下,申称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无疑是与该约相抵触的,而要改毁此约在当时是难以做到的。法越顺化条约之后,清廷上下态度大变,而李在给总署的一份函稿中更进一步提出暗含放弃对越南宗主权的主张,“西人公法,以两国订立条约为重。其年七月,法越新约虽由逼胁而成,然越南国王自为一国也。其君相既允行,各国无议其非者,岂中国所能代为改毁?今若声罪致讨,须为改毁此约,则必自量兵力能驱逐河内、西贡等处法人否。(据在津陪臣范慎、阮述等密称:陈、阮久阿附法人,甲戌约阮文祥主之,今新约陈亭肃主之,而阴受命于阮文祥。二人皆该王左右大臣,名为逼胁,实则诚顺,列强是从。)非办到以上两层,则法人不能屈从,约不能改毁,揆之目下中国人才兵饷,皆万万办不到者也。”(34)

   曾国荃亦持类似观点,他在给刘长佑的信中说:“越南近事,据各地报称,越主张在议和。……以地势而论,关外最先吃重,人力、财力均难展字小之策,尽在高明洞鉴之中。”(35)接着在给岑毓英的信中说:“朝廷恩深字小,故无不保之屏藩,惜乎鞭长莫及,若其主不能自强,则又爱莫能助耳”(36),言语虽委婉,弃越之意甚明。后来,他致书李鸿章说:“执图越之说者,以为攻其必救,鄙意仍须视我力之所能攻不能攻,彼人之屑救不屑救。”(37)在他看来,中国自身既力有未逮,越南又朝秦暮楚,“下国”既不行“事大”之礼,“上国”即不屑“字小”之仁。

与这种弃越论相彼此的是代理粤督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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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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