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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远征:跨越俄乌冲突陷阱:重新思考以规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更新时间:2022-06-02 19:54:08
作者: 曹远征 (进入专栏)  
系统性地抬高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价格。这种油气和农产品螺旋式成本推动,不仅使全球滞胀形势更加棘手,而且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政治经济危机,甚至人道主义危机。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许多中东国家是俄乌两国小麦的进口大国。2011年埃及曾因小麦价格上涨带动的通货膨胀引爆了“颜色革命”,由此陷入危机和动荡,令埃及民众尝尽切肤的“失序之痛”。如果国际小麦市场再度发生当年那样的困难,包括中东各国在内的粮食进口国是否会重蹈覆辙?

   (二)经济全球化逆转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相对于冷战而言的。在冷战期间,全球在经济金融领域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对立的体制,由此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之间的经济冷战。而冷战的结束表现在经济金融领域,就是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两个对立体制和两个平行市场因之消亡,经济冷战因之结束。全球经济体制的一致性极大地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全球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可贸易程度得到极大提高。在土地和劳动力难以跨国流动的情况下,生产要素贸易首先表现为资金的自由流动(即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三方面变化。一是因投资自由化,资本可以遵循最小成本原则寻求与其他廉价生产要素结合。大批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与其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了全球生产力配置。区别于传统的垂直或水平国际分工,这种新型全球生产力配置根据不同国家各自的自然禀赋,将不同产业环节配置在不同国家,整个产业链条横卧在世界各国之间。这一产业链条因其物理及产业性质形成了一致的制造标准,推动各国市场标准的统一,使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更加深化、细化、机制化。

   二是产业链条上所有环节几乎都可以外包代工,代工厂又可以将其环节再细分成零部件外包出去,这尤其突出地反映在电子产业上。例如苹果,无论其电脑还是手机,苹果公司主体仅负责研发和设计,其他环节均分包给不同厂商或服务商代工。这种几乎可以使产业环节无限细分化的生产与服务外包,不仅需要精准的生产管理,还需要精确的供应链管理,由此推动管理标准化、流程化,而契约精神又是其基础。

   三是全球经济被结构化地整合成一个整体。在全球生产配置的布局和产业链供应链的整合下,世界经济形成三个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板块:包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在内的亚非拉资源出口板块,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制造业经济体板块,以美欧为代表的服务经济板块。资源出口板块将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纳入全球化,为全球尤其亚洲制造业提供能源和原材料保障。亚洲板块将其低廉且素质高的劳动力资源纳入全球化,为全球尤其欧美提供物美价廉的制成品。欧美服务经济板块则将其服务业优势,尤其是研发和金融服务业优势纳入全球化,不仅引领着全球产业的技术进步,而且还为其提供融资安排。从产业链的角度观察,这三个板块各自将其禀赋优势纳入经济全球化,用供应链串联了彼此,使世界经济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这意味着,各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制定,特别是制度规则安排需要相互协调,不能一意孤行。

   由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经济变化既是格局的变化,更是机制的变化。体制的一致化、规则的系统化及操作的细腻化,使世界各国经济日益融为一体,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了增长质量。相较于此前,冷战后全球经济增速提高了一个百分点左右,这正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增速快于经济增速,而代表国际投资的国际金融增速又快于国际贸易。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尤其投资状况的改善,使产业链持续向发展中国家延伸,并使更多低收入人口进入工业化进程,实现收入增长。世界性的贫困现象大大缓解,即使在人均收入最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发生率也在大幅下降,中国则在2020年消灭了绝对贫困。这一切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全面制裁,正在颠覆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扰乱长期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威胁与之相适应的供应链安全。出于安全的需要,产业链会重组,供应链会缩短,国际政治甚至意识形态会成为全球生产力配置的第一考虑。久而久之,经济全球化会逆转,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将碎片化,重返由地缘政治倾向决定的“团团伙伙”的区域经济安排,甚至倒退到闭门造车的孤立状态。目前这一调整已初见端倪,未来还会进一步加速,这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新的风险。特别是在滞胀局面日益恶化的当下,供应链断链、产业链重组将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进而加剧贫富分化等国际社会既有的政治经济矛盾,给世界和平蒙上阴影。

   俄乌冲突挑战的中国应对

   (一)捍卫经济全球化

   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国际制裁的经济后果是去全球化。而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这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多边治理体系中的捍卫者立场和改善者行为,构成中国面对俄乌冲突的基本态度。

   建立在雅尔塔共识基础上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先天性地含有东西、南北问题。东西之间是和平问题,虽然表现为两种体制和两个平行市场,但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对立,核心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南北之间是发展问题,虽然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但本质上是现代化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核心是工业化的问题。

   “二战”后初期,东西、南北问题搅在一起,但东西问题占主导。在冷战的同时,美苏双方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一“中间地带”扩展势力范围,并出现“代理人战争式”热战,时代的主题呈现为“革命和战争”。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也不得不做出“要准备打仗”的应对。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争霸对美苏两国自身的消耗,尤其是一大批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冷战出现了趋势性缓和。对中国而言,这既预示着不会再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也使中国可以从“备战备荒”的战时经济准备转向正常的经济建设。

   当中国一旦转向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先要改革经济体制,中国由此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所谓改革,就是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由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转向由市场引导的普遍工业化;所谓开放,就是按国际惯例办事,将工业化进程纳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摒弃计划和市场“姓社姓资”的对立思维,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原则,以经济发展论体制短长,在理论意义上消解了东西对峙的经济体制根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还为此前同样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东国家以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榜样,鼓舞着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全球的深化,从而在实践意义上瓦解了冷战的经济体制基础。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意义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崛起,更在于推动经济体制东西对立的终结,促进了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使中国国情能为世界所理解,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创造了前提条件,中国因此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使中国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贡献者。一方面,中国已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此次全球新冠疫情危机中,中国制造业的世界作用得到特别的彰显。中国出口逆势而上,2021年出口同比增长29.9%,出口份额占全球比重已达到1/7左右,支持着许多国家渡过疫情难关。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也是居民收入提高的过程。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385元人民币,用当时的汇率折算约合156美元;2021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8.1万元人民币,用现在的汇率折算约合12551美元。更重要的是,这一增长过程也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以及绝对贫困的消灭,使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几乎与世界第一大消费国美国相若,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贡献着最为稀缺的市场资源。

   正是由于深化改革开放的巨大努力,中国也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因此也是利益攸关者。国际上流行用外汇储备的多寡来衡量一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获益程度。在加入WTO前,中国虽通过多种政策鼓励创汇产品的生产与创汇产业的发展,但外汇仍十分紧张。加入WTO后,2004年中国外汇储备就超过1万亿美元,此后不断跃升,高峰曾达到4万亿美元,目前维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一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是中国经济深深嵌入世界经济的结果。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中主要的生产中心,并因此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产业环节之间的零部件(中间品)的贸易量十分巨大,并随着产业的细分和链条的延长而与日俱增。结果,中国成为开放程度最高的世界大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曾一度高达67%,目前仍维持在34%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世界工厂是全世界投资的,中国的外汇储备是由全世界在华企业的出口顺差形成的。因此,中国经济超越了传统民族经济的范畴,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

   这意味着中国国家利益已与全球化绑在一起。维护并改善以规则为核心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推进经济全球化包容式发展,既是在维护和改善人类福祉,也是在捍卫和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构成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立场,也应是应对俄乌冲突及相关制裁的出发点。从目前的态势看,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俄乌尽快停战都是最佳解决办法。区别于某些国家一味诉诸制裁,中国应成为促和者,避免无理性轮番制裁对规则的破坏,防止对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及经济全球化造成过分伤害。

   (二)重构国际治理体系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使俄乌停战,恢复和平,世界也回不到过去了。全球性的多边国际治理,很可能因地缘政治倾向的引入,而分化为由大国主导的区域政治经济安排。这一局面的出现,不仅是因为俄乌冲突给国际体系留下的伤疤使其破镜难圆;更重要的是,俄乌冲突使国际多边治理体系中原有的缺陷更加暴露无遗,也使其不能破镜重圆。

   现行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发达对不发达基础之上的,南北差距既是治理的依据,也是治理的对象。由于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其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经验就成为经典,变成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循的圭臬。国际治理规则依此逻辑,形成了治理的单向性。与此同时,由于这些规则如此重要而不可违背,对离经叛道者需要加以制裁,而非我同类,其心必异,则需要除之而后快。这种非黑即白的治理方式,构成了治理的不包容性。国际多边治理体系中的这种单向性和不包容性,很大程度上正是冷战的西方根源。由此,以“向前看”的视角,摆脱历史的恩怨纠缠,从全球化的角度超越冷战思维,以和平与发展为原则,巩固现有国际多边治理的阵地,尤其是区域治理平台,从不同类型国家平等竞争出发,改善在现代化道路上各国交流合作机制,以实现共赢、巩固经济全球化成果——这些才是面对俄乌冲突挑战,跨越俄乌冲突陷阱,面向未来的建设性态度。中国应该成为倡导者。

在俄乌冲突萌发前的2013年,针对现行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包容性不强的缺陷,中国就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治理理念:共商、共建、共享。这使“一带一路”超越了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桎梏,上升为一种具有中国智慧的新型国际治理安排。共商,是本着儒家“中庸之道”的传统,以和为贵。世上虽有矛盾,但谈比打好,通过协商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共建,是根据中国经验,“发展就是硬道理”,虽然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却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共享,既是人类的普遍追求,也是当今世界现实困境的解决之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和投资都自由化了,产业布局也因之全球化了,但劳动力仍不能自由流动。这正是经济全球化的收益无法在不同国家以及各国内部各阶层之间公平共享的重要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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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22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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