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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从中华文化、中国精神两个维度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

更新时间:2022-06-02 19:36:51
作者: 王立胜  
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类存在理论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在一定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可以看作马克思历史观的中国化,也可以看作中华传统天下观的现代化,体现的是中国人恒久的精神追求。这两种趋势的汇流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觉追求,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

   中国精神中自作主宰、独立自主的面相,引导我们在时代大势中把握历史主动。百年党史就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指导实践的历史。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0页),“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同上,第666页)。这些重大判断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并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面对新的历史实际,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这一论断成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要理论依据,深刻把握了时代主题。进入新时代,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各方面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也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跃迁”。目前,中国面临着“两个大局”的“双期叠加”,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进入关键期的历史交汇。从国际范围看,当今世界面临着近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各领域相互影响和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如今,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弊端日益暴露,世界亟需一种超越现代文明的新型文明来解决既有的现代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世界向何处去”的有力回应。从国内范围看,当代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们业已迈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这“两个大局”是世界与中国的深度交互,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两个大局”于我们而言,既是动荡变革期,更是战略机遇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中国在与世界的互联互动中既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又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文明进步注入了动能。(参见王立胜,2021年)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百年变局中,西方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之间的矛盾显现,工业化社会与信息化社会的社会问题交织叠加。要解决“两个大局”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我们就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习近平,2017年,第62—63页),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去思考和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新特征,用中国精神提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

   自清末以降,古老的中国遭遇了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中国人民开始意识到仅凭传统文化解决不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开启了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思想探索与文化改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对各种主义、思潮的甄别,中国人民最终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危难之际,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在党的百年发展史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成果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激发了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团结奋斗精神、改革创新精神等,孕育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指引,使得中华文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征程中得以激活和弘扬。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历史性相遇,“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习近平,2016年,第9页)。一方面,从文化交流发展的规律看,一种异质文化进入本土文化的领域,必须吸取本土文化的要素,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方能在该地域生根发展。(参见钱逊,2018年)《决议》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96页)。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本民族的具体实际和历史文化,继承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智慧、价值理念和精神要素,并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传统文化养料。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也因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中华传统文化建立在以宗法制度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形态之上,它根植于农业文明,是在“成己”与“成物”的伦理实践中构建的“道德的人文主义”。因此,在面临西方工业现代化的冲击和中国社会原有阶级结构的改变时,中华传统文化无法提供适合的解决方案。毛泽东说:“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3—1514页)因此,要走革命与国家重建的道路,就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但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中国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新时代的实际出发,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化根脉和中国精神传统,使之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延续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及其历史演进的基因,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化注入现代性活力,对五千年文明史进行了话语转换和精神激活。

   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体之两面。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进入世界历史,中国社会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问题。对此,贺麟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贺麟,第5页)。伴随着近代历史的展开,中华传统文化也开始了被迫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但人们难以找到正确的发展之路。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唯物史观中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为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从而使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成为可能。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是怎么结合起来的?又是如何在结合中互相促进的?应当说,毛泽东正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现代化。他用中国人熟知的“矛盾”观念来阐释唯物辩证法,用“相反相成”说明矛盾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用“实事求是”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同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实践。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深刻理解,也是对中国哲学中知行问题的科学总结,既为马克思主义赋予了民族形式和民族内容,搭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框架,同时也使传统的中国哲学文化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入中华文化发展史的向度中加以考察,另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最新发展。

   综上观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实为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二者的双向互摄中,马克思主义通过结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获得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华文化通过转化、发展而获得新生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展现出当代价值和生机活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思想旗帜和固有文化的结合,前者是真理武器,从社会个体的维度追求自由与解放;后者以人文化成,从精神主体的角度寻求内在超越,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走向新境界、迈向全世界。《决议》分别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化精神发展史的维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以定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真正贯通起来。

   四.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由于16世纪以来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率先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并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础,“现代化”概念被自然而然地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现代性”也指向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特征。从文明论的角度考察,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综合体。在这一综合体中,古希腊是一切的起点,古希腊哲学形成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与多、变与不变的隔阂,是西方文明最初始的二分思维模式。这种思维上的“二分”模型在政治问题上便演化为“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隐喻,即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压力必然会导致暴力冲突。在基于国家利益的问题框架和政治视野中,现代国际社会基于“修昔底德陷阱”所看到的就是“西方—非西方”的“非此即彼”式逻辑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天然“冲突”与“对抗”,并最终演变为“文明冲突论”——“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亨廷顿,第35页)。而当“文明冲突论”遭遇“历史终结论”时,实质上就演变为西方发达国家借文化冲突的观点来抑制其他国家和民族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随着世界历史的推进,二元对立范式下的西方现代化所蕴含的矛盾日益显现。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以“资本”为核心逻辑,而资本的目的是实现自我增殖,如此一来,围绕物质利益争夺而展开的现代生产必然造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基于交换和契约的交往关系而导致的逐利行为,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走向全面异化,贫富差距有增无减,阶级对立日益尖锐;而随着欧洲殖民统治和全球化浪潮扩展到全世界范围,逐渐形成资本主导下的世界不同文明的不平等结构,造成传统西方先发型现代化国家与非西方后发型国家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如此,资本逻辑的扩张本性使人们超限度地开发自然界,自然界沦为资本实现其效用性目的的工具,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面临崩塌,造成生产与生态之间的全面对立。正是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下,欧洲殖民主义的时代结束了,美国霸权也日渐衰落,接受并运行这种发展模式的俄罗斯和拉美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升反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没落已成为事实。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由于其内在危机已经无法继续指引人类社会的前进和发展,一种适应全人类需要的新型文明形态亟需出场。与西方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所主导的现代文明不同,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便以多元融合发展为特征,是在尊重内部文明差异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华夷无间”“天下一家”的天下观念,而“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从而超越现代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参见赵汀阳)它强调万物共生与和谐,试图构建“一个使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一个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同上),昭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型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正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根基中成长起来的,由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所引领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迈向新型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选择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汲取前现代文明的优势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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