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徐大军:元杂剧何以成为“一代之文学”

——兼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反思

更新时间:2022-06-02 11:11:39
作者: 徐大军  

   内容提要:“唐诗宋词元曲”这类序列一直是历代各家用以推尊元杂剧的工具,但它并非必然地指向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论断,而且它基于推尊元曲所表达的源流、并称、递变等含义,虽讨论框架在元代、明清、清末历经三次变化,却一直着眼于元杂剧的词章属性来论定其价值,把元杂剧视为诗歌框架中的乐府词章、剧曲框架中的曲词典范、文学框架中的诗歌最高等。比较而言,王国维则立足于戏剧属性,在近代新型的文学格局中重新利用这个序列来推尊元杂剧,基于两个评判维虔(一种文体的发展框架、一个朝代的文学格局),提出了元杂剧为“一代之文学”的开创性论断。此论断虽成于王国维个人的思考,但促使他思考的框架、立场和眼界,则得益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语境。至于后之学者基于当世时代精神或文学发展观念附加在“一代之文学”中的含义,实属对王国维“一代文学”论的再引申。厘清元杂剧被推尊为“一代之文学”的传统、时代与个人因素,有助于对文学史、戏曲史与学术史相关问题予以切实的分析与评判。

  

   关 键 词:元杂剧  词章属性  戏剧属性  文体序列  

  

   1913年,王国维在其分章刊发的《宋元戏曲史》中推尊元杂剧为“一代之文学”,由此激发了众多学者对前此各种推尊元杂剧之法的热情寻索。一类是着眼于这个判断的表述方式,认为“唐诗宋词元曲”以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起始于金元而历代有呼应。一类是着眼于这个判断的表达主旨,认为对于元杂剧或元曲为“一代之文学”的宣扬,元代已先发,近代有确认。然而这样的梳理辨析,又随之而生出另外的问题。关于前者,元人对于“唐诗宋词元曲”之类的排列,是否必然对应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判断?关于后者,元人虞集所说的“一代之绝艺”,清人焦循所说的“一代之所胜”,能否必然归结出元杂剧是“一代之文学”这个判断?这些疑惑是金元首创说、雏形说难以解释的,也是各种误解、曲解所忽视或忽略的。

  

   站在元杂剧被世代推尊的立场,虽然事实上元杂剧在蒙元时期即雄绝一代,最终由王国维推尊为“一代之文学”,但这个判断并非来自王国维对前代认知的简单归纳和累加集成,其间实则扭结着传统、时代和个人三方面因素的促动——金元人提供了什么,明清人传递了什么,王国维所处的时代孕育、推动了什么,他个人又创造了什么;而这个判断的最终归结,又要得益于认识观念的进化、讨论立场的变换以及讨论者所处时代语境等因素的叠加影响,是它们共同促成了元杂剧在近代新型的文学格局中登上“一代之文学”的座位。

  

   一、元曲置于“序列”中要表达什么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后,“唐诗宋词元曲”之类的序列即被对应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判断。循此逻辑,前代只要有人把元曲(包括元杂剧)置于这类序列,即被指认为元曲乃“一代之文学”的例证。但是,“唐诗宋词元曲”之类的序列,并非必然指向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判断,甚至并非指向于文体递变论,尤其在金元时期。所以,我们需要回到这类序列本身,考察一下它们被用以表意的缘由。这包括两个问题:其一,这类序列的各成员,它们排在一起的理由或原则是什么?其二,把元曲放在这类序列中,要表达什么含义?

  

   由于金元时期的刘祁、虞集、罗宗信之说普遍被后世视为“一代文学”论的发轫、首创或雏形,我们即以此为切入点。

  

   刘祁在《归潜志》中声称:“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如所谓源土令之类。”(145)

  

   罗宗信《中原音韵序》有言:“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周德清13)

  

   孔齐《至正直记》卷三记虞集的言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96)

  

   比照于后世诸多相类表述,他们的这些论断,对于唐诗、宋词、元曲排以序列、系以朝代的面貌已颇为清晰;对于元曲(包括元杂剧)配之于序列、系之于朝代的方式亦甚为明确。但这类序列并非必然包含着或衍生出“一代文学”论,而是因讨论立场的不同而有源流、并称、递变等不同表达含义。

  

   (一)源流

  

   刘祁对于诗、长短句、俚曲的排列,有一个明确的逻辑前提,即诗须有真情:“夫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但是,“予观后世诗人之诗皆穷极辞藻,牵引学问,诚美矣,然读之不能动人,则亦何贵哉”,所以,“不若俗谣俚曲之见其真情而反能荡人血气也”(145—146)。由此可知,刘祁的这个序列乃意指俚曲承续了诗的精神血脉——真情。

  

   古代诗文之论惯于抽取一个要素,在诗文流变中溯源或寻流,然后据此源流脉线来排列诗文各体。对于元曲来说,这是推尊其品格和身份的有效方式,后世即循为常法。而根据着眼点的不同,这些做法可分为着眼于内在品格和着眼于外在体制两类。

  

   着眼于内在品格,金元之际的刘祁标举尚处于萌兴阶段的元曲有古诗的真情精神,元代后期的杨维桢则认为元曲秉有古诗的风雅品格,他在《周月湖今乐府序》中指出:“夫词曲本古诗之流,既以乐府名编,则宜有风雅余韵在焉。”因此,元曲应追求雅正之格力,如果“专逐时变,竞俗趋,不自知其流于街谈市谚之陋,而不见夫锦脏绣腑之为懿”(俞为民 孙蓉蓉,《唐宋元编》424),则难符乐府之名,难当治世之音。

  

   着眼于外在体制,评论者普遍关注元曲的合乐诗歌属性。元人通称元曲为乐府,所谓大元乐府、今乐府或北乐府,其意之一端即强调元曲承续了乐府可被之管弦的合乐歌诗体制。明代甚至有人强调“真诗”在于可歌,比如万历年间的王肯堂《郁冈斋笔麈》有言:“唐之歌失而后有小词,则宋之小词,宋之真诗也。小词之歌失而后有曲,则元之曲,元之真诗也。若夫宋元之诗,吾不谓之诗矣;非为其不唐也,为其不可歌也。”(151)即使论及元杂剧脚色扮演体制者,如清代的毛奇龄、梁廷枏,也会在合乐歌诗的发展线上,把它视为曲词歌唱的呈现方式,进而把元杂剧视为乐府合乐唱演方式的流别,由此串起的诗词曲序列,皆意在强调元曲的合乐诗歌属性(后文详述)。这与强调元曲秉有古诗的精神品格一样,都是为了标举元曲血缘正统、出身高贵,具有雅正的诗歌身份和品格。

  

   (二)并称

  

   虞集所排列的“一代之绝艺”包括“宋之道学”,这明显超出了文学范畴,如此一来,这些“绝艺”就不存在文体间的源流或继替关系;它们排列在一起的理由,乃在于各自对应了“一代之兴”,换言之,是应合了一个朝代的气数(或称时运、世运、气运)。所以,虞集对于“一代之绝艺”的元曲特作说明:“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孔齐96)又在《中原音韵序》中说它“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周德清9)。

  

   与虞集的立场相同,元末明初的叶子奇以“传世之盛”的理由,排列了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理学、元之北乐府(70);明万历初年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以“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的理由,排列了“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王世贞38);明末王思任《唐诗纪事序》以“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的理由,排列了“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78)。

  

   上述四个序列中的晋之字、晋之玄和宋之理学,即使合乎近代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也绝不合乎王国维的纯文学观念。据此而言,虞集所谓“绝艺”实乃指向文化范畴中的艺能,而非文学格局中的文体;所谓“一代之绝艺”则意指那些应合了一个朝代的时运气数而兴盛的艺能。这种按照“世运论”原则而排成的序列,即使仅限于文学格局中的文体,亦非对应于文体自身之间的兴替递变逻辑,仍是一种表示并称意义的序列。依此“世运论”原则,论者各陈文体序列,虽同中有异,皆要关注于文章应天顺时之兴与盛。典型者如清康熙年间顾彩所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擅长之著作,如木火金水之递旺于四序,不可得兼也。古文莫盛于汉,骈俪莫盛于晋,诗律莫盛于唐,词莫盛于宋,曲莫盛于元。”(69)至于罗宗信《中原音韵序》所言“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即属截取了这类序列的一部分,但仍是表达这个意思;尤其他特意称名“大元乐府”,乃标举今乐府是应时运而开盛之艺:“国初混一,北方诸俊新声一作,古未有之,实治世之音也。”(周德清13)这与虞集所言“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的大元“正声”一样,同是意指元曲乃代表大元时运气数的“一代之绝艺”。

  

   (三)递变

  

   上述理析已表明,“唐诗宋词元曲”这类文体序列的表意并不具有单一指向性,会因讨论立场的不同而有变化。比如明代胡应麟,他在《欧阳修论》中提出:“若夫汉之史,晋之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则皆代专其至,运会所钟,无论后人踵作,不过绪余。”(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573)语中“代专其至”是现象,“运会所钟”是原因,“后人踵作,不过绪余”是后果。所以,他排出的这个序列是依据了“世运论”原则;又因其中列有“晋之书”,则此序列乃表示并称关系。但同样针对“代专其至”这个现象,他在《诗薮》中舍弃了“世运论”原则,而专注于诗体本身的更替,得出了“诗之体以代变”的结论,并申明其原因在于诗体的“格备”“体穷”——前代诗体已经在格式上、境界上被开掘殆尽,后代无力争胜,难以为继,只好更作他体,另拓新境,此之谓“不得不变”(胡应麟,《诗薮》1)。

  

   对于胡应麟以来各家所论诗文代变且“代专其至”的意旨,清嘉庆年间的焦循在《易余籥录》中提炼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这一论断:“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369)焦循所申明的“一代之所胜”,乃指一个时代开掘得体尽、境尽以致后代无法超越、难以为继的文体。对于这样的“一代之所胜”,后代若要模仿承袭,就是“寄人篱下”;如果求新求变,即能“立一门户”。所以,“一代之所胜”皆是努力摆脱前代文体樊篱而开体拓境、自立门户的结果。此即“文体代兴”论所对应的诗文体制演进现象。

  

   不过,对于文体序列的解读,若立足于新文体的出现,则意指文体代兴;但若立足于旧文体的消歇,则意指文体代降,王骥德(署名玉阳仙史)《古杂剧序》即指出:“代擅其至也,亦代相降也,至曲而降斯极矣。”(1—2)其他如郎瑛《七修类稿》所说的“文章与时高下,后代自不及前”(319),以及顾炎武《日知录》明确提出的“诗体代降”论(1194)。但无论文体代兴还是文体代降,总体而言是“文体代变”,它所对应的文体系以朝代而排以序列,即源自文体本身之间基于“格备”“体穷”而求新求变的继替更迭逻辑。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4347.html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2021, 41(5): 1-12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