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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人:包子衍先生与中国鲁迅研究

更新时间:2022-06-02 11:08:17
作者: 刘增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内外知名的鲁迅研究、冯雪峰研究的专家包子衍先生谢世已经三十多年了。

  

   包子衍(1934-1990),浙江镇海县人,1934年10月生于武汉,1957年8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同年在一场历史性的运动中遭难,从此开始了他极其坎坷的生活道路。在下放劳动两年之后,于1960年2月起子济南三中任教。在那里,在田仲济、薛绥之等先生的指导帮助下,他开始认真研究《鲁迅日记》。1978年4月,被借调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工作。同年10月,又因其对于《鲁迅日记》研究的突出成就,被转借调至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担任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第十四、十五卷《鲁迅日记》的责任编辑,为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出版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显著的贡献。1981年8月,包子衍先生回近代史研究所继续《中华民国史》的写作,1982年5月调至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工作。

  

   在极其艰苦的境况里,他依靠过人的毅力和对鲁迅的忠诚,完成了力作《雪峰年谱》,主持编定了《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等重要文献。

  

   在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的今天,为了不忘记曾经为中国鲁迅研究奉献出毕生精力而且留下了至为宝贵的成果,特别是弥足珍贵的精神品格的包子衍先生,特辑录先生的生前好友并且也同是中国鲁迅研究专家的回忆、悼念文章(按:陈早春《漫忆包子衍》、李文兵《怀念包子衍同志》两篇已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0期)张伯海的《道路崎岖意志坚强一忆挚友子衍》和韩之友的《顽强、坚韧而又真诚的人——怀念子衍兄》两篇,略代馨香,祈愿包子衍先生在那边安详平静,澄静如月,丹心似霞!

  

   道路崎岖 意志坚强——忆挚友子衍

  

   我与子衍的友情始于年华方富之时。在山东大学,他读历史系三年级,我读中文系四年级,由于都是学校摄影组成员,每逢有运动会之类的活动,便一起背了照象机跑来跑去,逐渐熟了起来。

  

   子衍年轻时长得秀气,衣着整齐,颇显风度。但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却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好学不倦的精神与博闻强志的才华。我们常相约在星期日同游,或去海滨看天际间海涛波涌,苍穹中云朵翩跹;或去公园,赞赏盛开中的樱花如何璀璨夺目。有时,还会长久地蹲在草丛间,兴致勃勃地看倾巢出动的蚁阵交战。那个时代,那种年华,使我们感觉处处光明,处处生机,我们的交谈,也就不免气高志大,特别是他,正醉心于搜集学运史料,心中有个编写中国学生运动史的大题目,每谈到这一抱负时,他的眉宇间就透出一股凌云之气。他对学运史料的熟稔,对进展这项调查研究所设计的严密计划及其强烈自信心,常令我钦佩,甚至感到吃惊。

  

   与子衍相比,我显得缺乏毅力和苦干精神。我那时也有个志向:以电影剧本形式写一部杜甫传。但我咬着牙、囫囵吞枣地读过一遍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后,便觉得实在攻不动,搁浅了。而子衍始终孜孜不倦,由于学校图书馆的资料有限,便利用假期到北京去查找,遍访当年学运过来人。他的卡片越积越厚,对中国学运的历史源流也愈加了然于心。他常问我电影剧本写到什么程度了。我无言以对,心里明白:我竞争不过他,他的大题目一定会付诸实现。

  

   子衍当时在政治上是积极的,他担任了学校广播站站长。这项社会工作所占用的都是课余休息时间,十分辛苦,但子衍应付自如,虽有时见他显出倦容,但从未听他吐露半句怨言。提起“九头鸟”(大家这样称呼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同学们都非常欢迎它,它成为校园的舆论中心。到了1957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也吹袭到我们这个地处东海之隅的校园里,广播站对此做了十分敏感的反应,子衍则因此罹了十余年的不幸。

  

   记得1957年夏,正值反右前夕,我们都在上海度暑假。我高高兴兴地到淮海中路去看他,却发现他打不起精神,嘴上说欢迎我来作客,要让我吃西瓜,但既不热情,也不见拿西瓜来。我对此感觉奇怪,稍坐便告辞了。

  

   暑假后返校,批判右派分子的声浪在校园此起彼伏,我再也未遇到子衍,只知他已成为批判对象。他大概先已预感到政治气候变化,难怪暑假在上海时那样心神不定。此后,只听说他和其他“右派分子”被下放到海边一个农场去劳动,从此杳无音信。我有时想起他,心头止不住泛起一股酸楚。

  

   再见子衍则是五、六年以后,他已在中学教学。事先收到他的信,简略谈了几年的经历,着重谈的还是做学问,学运史自然不便搞了,他打算在鲁迅著作方面下功夫,但不是从文学角度,而想从查证史料着手。他希望留在学校工作的我能给以帮助,要来看我。

  

   那天,听到“咚、咚”叩门声,我赶紧推开房门,子衍眯眼微笑着,站在门前。

  

   这是子衍么?是!依然是那清秀的脸颏,会心的笑容;但又不像,那青年时代的稚嫩消失了,眉宇间的豪气不知哪儿去了,连衣着也朴素得像一个来自基层的干部。我心里悚然一惊:子衍脱胎换骨了。但不管怎么说,我充满喜悦,我们的友谊红线又牵上了头。

  

   在此后的相处中,我发现子衍确实有了明显变化。例如,他不再像当年那样年轻气盛,而在言谈行动中力戒矜夸;他待人比以往热情、随和多了,特别是在朋友需要解难时,他是那么急公好义,甚至忘掉自己;他的家庭环境曾带给他一定程度的养尊处优习气,但此刻却“普罗”化了,住的宿舍狭小凌乱,只能说是个“窝”,饮食毫不讲究,只求维系繁重工作所需要的维生素和卡路里;另一个显著变化则是香烟不离手,袅袅烟雾似乎成为他用以向命运挑战的精神依托,自然也成为他思考力量的源泉。这一切,我把它看作是子衍经历了底层生活磨炼的结果,当他被无情地、重重地摔到地上时,反倒更加清醒了,并把根扎进泥土里。

  

   但我同时又发现,子衍还是子衍,他的内心和基本性格没变。例如,尽管受到多年不公正的对待,但即使是在我这样无所不谈的知心朋友面前,他也从未吐露半句怨言,子衍绝非逆来顺受的窝囊人,他是通情达理的,对于党在这段历史中出现的错误,心中虽有切肤之痛却不愿因此产生对立情绪,他相信党,爱护党,追随党,这种感情从青年时期开始,坚持到自己的终生。又如,子衍后来虽变得十分热情、随和,但性格中始终保持着凌厉的一面,他待人虽宽,对原则问题却不肯含糊,在这方面,我曾亲眼看到他给某些人以白眼,看到他把某些人拒之于朋友的行列之外,也看到他在必要时,据理力争,振笔疾书,为捍卫个人、捍卫朋友、捍卫真理而愤然宣战,子衍始终不失为有棱有角的人。至于对事业的追求,子衍在经历一番挫折之后,不仅未变得心灰意懒,反而更为执著,他似乎从跌过的跟头中得到大彻大悟:唯有在学问里,才找到自己生命的真价值。因此,当他确定进攻鲁迅日记这一目标之后,不仅超常地工作,痴迷地工作,而且是忘我的工作;他一心想在鲁迅研究及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填补鲁迅日记这个空白,心怀着舍我其谁的责任感,能把自己的成果化为这项科学事业的一砖一石就是最高满足,个人的私心杂念都抛诸一边了。这一切,我认为也是子衍经历过底层生活磨炼的结果,他从炼狱中升华,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

  

   在后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的中心话题是鲁迅。我分不清是我给他的帮助多些,还是他给我的帮助多些。我所在的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有一间专用资料室,“五四”以来的刊物及作品,收集虽不算齐全,但多数都能找到。对当时身居中学而要开展鲁迅日记考证和研究的子衍来说,这些资料便成为他的绿洲。我每次去看他,来来往往都要背着满兜子为他借阅的资料,我还记得他拿到这些资料时雀跃的情景,他兴奋地称我是普罗米修斯,给他带去的是“天火”。而我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凡缺少资料或遇到缠夹不清的问题时,他都能给我切要的指点,尤其是他超凡的记忆力,可比作活电脑,几乎没有答不出来的问题。我的基本功底不踏实,记忆力差,又不能吃苦,往往要赖他帮助。

  

   人生能有子衍这样的朋友,是极大的幸福。他善解人意,当你受到困扰或发生烦恼时,他的话会像开心丸似的,把你心头的阴云排解开;他对人真诚,对事有见地,使你自然而然地要把心扉向他敞开,达到毫无顾忌,无所不谈的地步,这真是令人舒心的友谊享受;他能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我调北京工作后,经常来来往往,给我托人购买车票和帮我携行李进站的,常常是子衍。1979年,我母亲患重病,我不能在身边,子衍曾一度搬到我家里住,照顾老人家;当我为筹措来往旅费和母亲的医疗费而犯难的时候,子衍悄悄地把钱塞在我手里,那数目大约是他一个月的工资。

  

   子衍患重病后,曾写来几封信,要我不必挂念他,谈到自己感到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手头还有那么多急于完成的任务,都因生病而无法抓紧进行。后来则由祖琦或包漪代笔写信了,我知道这不是好兆,唯愿他尽少遭受痛苦。我曾辗转请求有关领导给他以关照,据说是得到了高水平的治疗,但终未能将他留住。子衍去了,何等匆匆!

  

   写到这里,我眼前又映现出子衍从青年时代到中年时代的幅幅画面。子衍是我所熟识的人中少有的事业型人才,虽命运多舛,但他还是像从石缝中冒芽生长的劲草一样,极其顽强、极其光采地贡献了自己的才华;子衍是我最诚挚的朋友之一,三十多年来,他给过我那么多关怀、鼓励、温暖和欢乐。我深知,这样的朋友今生难以再得。为此,每当深夜静思时,我总禁不住扼腕叹息。

  

   顽强、坚韧而又真诚的人——怀念子衍兄

  

   去年7月9日,一通迟到的“讣告”传来子衍兄病逝的噩耗。顿时我被惊呆了。这简直难以让人相信!莫非这就是那位历经二十余年逆境而顽强地生活下来的包子衍?莫非这就是在“大战一九八○年”那些日子里同我们一起生龙活虎地工作过的包子衍?不,不是!我的感情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过于残酷的事实。可是眼前的“讣告”明明告诉我,子衍兄是离开了我们——我们这帮曾为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而聚合而战斗在一起的战友们。时间才过去十年,他却第一个离开了我们,岂不痛哉!

  

   我同子衍兄的交往,始终粘结着工作,而且多半是鲁迅著作注释工作。从这里我亲身感受到他那平凡而坚强的人格力量。

  

我听说子衍兄的名字是在1976年初。那时我刚从南开大学调到山东师院工作,参加《鲁迅佚文集》注释组。由于编注任务繁重,时间要求紧迫,省里领导答应给注释组充实人力。大家议论推荐过几个人,其中就有人提到包子衍,说他是济南三中的语文教师,个人潜心钻研鲁迅著作十几年,功底颇深。由于我是三中出身,自然格外留心这个名字,但是当时并不认识。不久,借调的人从省内四面八方来到注释组,惟独不见近在济南的包子衍。我心里虽觉困惑,可是不明白个中原因。后来又从山东大学张伯海老师那里断断续续听说他专心研究《鲁迅日记》的一些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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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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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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