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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人:包子衍先生与中国鲁迅研究

更新时间:2022-06-02 11:08:17
作者: 刘增人  
一面心里对他多了几分崇敬,一面越更觉得困惑不已,渐渐萌生了要见见这个人的念头。

  

   见面的机会终于来了。大约是1978年春天,我们注释的《鲁迅佚文集》印出了单行本,定名《集外集拾遗补编》下卷(上卷是大连注释组承担的,斯年兄参与其事)。要分头散发,征求意见。我首先想到子衍兄,并且自告奋勇前去送书。某天上午,我终于在三中办公楼二层的一间斗室里第一次见到他。听说他是南方人,但很少有南方人的文静。他性格直爽,说话粗声大嗓,倒有山东人的气质。他自己也以山东为他的“第二故乡”。这次见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他的像貌:中等偏上的瘦弱身材,脸庞黧黑瘦削,戴一付黑色宽边近视镜,越发映衬出面部黧黑。眼镜后面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仿佛在黑夜里闪闪放光。不知为什么,我第一眼看到他,便不由得想到鲁迅小说《铸剑》所描写的那个坚毅瘦削的“黑色人”。二是房里陈设异常简朴:一张单人床,床上的被褥似乎还是大学时代的用物,一张中学里常见的三屉桌,两把椅子。真可谓四壁空空。从世俗的眼光看,定会说是生活寒酸吧?我却另有一种感受:眼前的清苦生活,正是他顽强生命力的表征。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潜心于学术事业并有所成就。三是满屋里最引人注目的卡片匣:书桌上摞着三、四匣,床上床下摆的到处都是,能看到的大约总有十几匣、二十匣罢!这些匣子是用各种各样的硬纸板自制的,大小相当。匣里的卡片至少也有数万张吧,质地不一,大小也略有参差,显然不是时一地置备的;至于卡片内容,有的摘自《鲁迅日记》,有的是从浏览的文献材料中辑录出来的,也有自己实地调查得来的,分类编排,井然有序。这些卡片、卡片匣显然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凝聚着他顽强坚韧的精神。

  

   这次见面后不久,他就被调到北京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了。我从朋友那里陆续听到一些有关他的故事。他搞《鲁迅日记》研究需要查阅大量图书资料,这在一个中学里是无法解决的,而在饥渴之际给他帮了大忙的是山东大学的张伯海老师和山东师院的薛绥之老师。据我所知,伯海是他的校友、学兄,又是一位热心助人的人,且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旦了解他的困难,不仅全力帮助他借阅图书资料,还能在学术上给他以指导。听人描绘,他们之间在这方面的交往是相当感人的:每隔一段时间,子衍就把一批急需的图书资料目录开送给伯海,约定时间来取。伯海则一定想方设法给他找到或借到。届时子衍会带一个帆布大挎包装走。回去一定是加班加点读完,作好摘录,然后按时再用大挎包送还。十几年如一日,双方从不爽约。这该是多么难能可贵呀!借书者如饥似渴,认真,虔诚;助人者热情,耐心,不殚其烦!

  

   子衍兄是真诚的。凡是在困难之时以诚待他的,他总要以更大的热诚待人。张伯海老师比他早两年借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工作,而年迈多病的老母孤身一人留在济南,住在一个独院里。伯海很不放心,行前曾托子衍常常去看看。子衍兄对此嘱托尽心竭力,即使教学工作再忙,每隔两天也要去探望老人一次,帮老人料理一些家务事。一天,他照例去看老人,进门见水缸里水不多了,提起水桶就到胡同口水站打水。不料回来时发现老人躺在床上不能动了,说话含混不清。他凭直觉知道,这是老人中风的预兆,立刻打电话给老人一位当医生的远亲,幸亏对方及时赶来抢教,才使老人脱离了危险。事后子衍兄还不放心,特意搬到老人身边照顾过一段时间。大约是子衍兄搬走后,有一次我顺路去看老人,老人含泪向我叙说了这段经历,她说:那次幸亏老包赶在家里。

  

   我与子衍兄第二次相会是在1980年。这次我们朝夕相处了八个月,而且正值《鲁迅全集》编注人员“大战一九八○年”的高潮中。这年6月2日我奉调到京参与这项工作,子衍兄已经在这里奋战了两年,《鲁迅日记》的注释也到了最艰苦的阶段。我到北京的时候,他的外查工作基本结束,锡荣同志还在鲁迅博物馆一本一本地核查鲁迅的藏书。而子衍兄开始以主要精力参加日记组的定稿讨论,紧张地修订注释稿。《日记》组的人很辛苦,子衍兄尤其辛苦。每天他熬夜最多,工作时间最长,过去20年磨炼出来的特别能吃苦的精神、顽强坚韧的意志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得格外集中,格外突出,格外淋漓尽致。但是,他那心情舒畅的样子,有说有笑的神态,却迥异于生活在逆境中的那20年。他常说,在“鲁编室”工作的这一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刻。这是不错的。尽管这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工作环境与人际关系有了很大改善:有足够的图书资料,有大批学者专家可以切磋学艺,尤其是“鲁编室”的领导事事身先士卒,尊重人,理解人,善于发挥每个人的专长。在这里,人无分社内社外,都能融洽相处,“鲁迅精神”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和集体里,子衍兄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把那些卡片匣搬到这里,摆在案头。所不同的是全部用废纸型重新做过,显得整齐多了。他要把多年的积累贡献给人民,贡献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在北京这段时间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他那大公无私的精神。凡有问题向他请教,同他商量,他都来而不拒,热心相助,手头如有材料,他会立刻找出供你使用。是呵,他能把自己积累多年的《鲁迅日记》资料,全部贡献给《鲁迅全集》的注释,还有什么其他材料值得秘而不宣呢?我参加《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遗补编》的注释定稿过论。这三个集子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大,涉及的问题多而杂,比如鲁迅晚年热心提倡木刻版画,可是有些木刻家,有些版画作品、社团、展览等,偏偏没有确切的材料记载,即使有些当事人的回忆文字,往往说法各异。要作注释,就要找确切的材料加以考订,而《鲁迅日记》无疑是最可靠的依据。凡是遇到这类难题,我总是找子衍兄,他也总是认真地帮助查对,负责地给予答覆。以后渐渐形成了习惯,不这样做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二是他那是非分明、不畏权势的浩然正气。不少朋友提到1980年学术界那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年“左联”的一位老同志写文章重提一些“未忘却的往事”,全盘否定1957年的所谓“爆炸性发言”,并用这发言里的一些材料再一次攻讦冯雪峰同志。当时正是冯雪峰去世不久,尸骨未寒,这篇文章出笼引起不少学术界同仁的反感。一向熟悉历史、尊重雪峰的子衍兄岂能容忍这种颠倒是非的事情发生?他对这位权威的蛊惑性言论表现出极大的义愤,立即动手写反文章反驳。他选择对手一个关键性的错误,运用大量第一手材料加驳斥,终于辨明了历史事实的真相,也为雪峰同志辨了诬。子衍兄就是这样不容许历史蒙受玷侮,对于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事实的人,他敢于挑战,敢于抗争,这是他的个性,也是他的骨气。

  

   1981年1月,我完成《鲁迅全集》第7、8卷编注任务返回济南,以后很少跟他联系。听说,他和锡荣同志又苦战了四个月,圆满完成了《鲁迅日记》的注释一起回了上海。我同子衍兄第三次相见是在1985年1月薛绥之先生病逝的时候。他于1月23日匆匆赶到济南,在当天下午的追悼会上我又见到他。他带着旅途的疲劳,神色凝重地肃立在薛公遗像前,深深地鞠躬行礼,最后一次致挚友的虔诚和敬意。会后我邀他到寒舍相叙,他点头答应了,没有说更多的话。第二天上午他就来了,仍然带着沉重的心情。谈话就从他与薛先生的交往谈起。原来,他是1973年经张伯海老师的介绍认识薛先生的。从第一次见面两人谈得就很投机。当薛先生知道他借书困难时,立刻领他到书房里,指着书架说,只要你有用的,尽管拿去看。没有的,我到图书馆替你借。从此,子衍兄不仅多了一条借书渠道,而且添了一位至交。嗣后几乎每个周末晚上都到薛公家里畅谈。偶有一次不来,第二天薛公总是匆匆骑车前去看望,进门第一句话就是:“病了,还是出了事?”要知道,那时像子衍这样的双料“反革命”,随时有可能出现不测。他最敬重薛公的,就是不顾利害,不怕受牵连,敢于同他交往。这是彼此的信任达到更深层次才能做到的。还有一件事是子衍兄不能忘怀的。20世纪60年代,薛公千方百计搜集到冯雪峰写的有关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材料,经过认真查考,断定这些材料是真实可靠的。有一次颇为感慨地向子衍推荐说:不愧是老共产党员,材料写得实事求是,有价值。他鼓励子衍与雪峰联系,了解更多与《鲁迅日记》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子衍兄后来敢于跟雪峰通信,敢于专程前去拜访雪峰的起因。他对我说,若是没有雪峰的帮助、指导,我对《鲁迅日记》不会理解到现在的程度;要是没有薛公鼓励,我也许就鼓不起勇气同雪峰交往。说着说着,他渐渐陷入双重的怀念。为了转移一下他的心情,我劝他谈谈南归以后的生活和工作。关于家庭生活,除流露出对妻子女儿深深的歉疚外,谈得很少。话题一转到工作上,他依然留恋两年多的北京生活,言外之意是对新的环境还不很适应,我深知眼下各单位人际关系之复杂与难处,劝他善自为之,意思是他与世隔绝多年,眼下有点不适应是难免的,渐渐会好起来,他点头称是,开始谈起科研选题来。他说:过去的研究面窄,现在要开拓一下。理论研究我是弱项,几经犹豫,还是选定了资料整理,即有计划地访问当前健在的老作家,让他们敞开思想谈自己的生活和创作,谈现代文学发展的观感,谈文坛的见闻和史料,全部用录音机录下,抢救一批活材料。我非常赞赏这个想法。我说,以前有人提出搞作家访问记,现在你想出“文坛史料录音”,更现代化了,真是功德无量的事。他也兴奋起来,说:他和所里几位同志商量好,一起做。现在已经访问过南方几位作家,谈话和录音效果都好。这次北来,就要给田仲济先生录音,已经约好了。我支持他持之以恒,给后人抢救下一批宝贵遗产。他也深知这是一项必须争分夺秒的工作,稍一耽误就有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为他有了这么好的选题而高兴,也深信凭他的顽强坚韧的精神,日积月累,会做出可观的成绩。这是子衍兄求实精神的又一体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这一生都在做着不求名利、甘当“傻子”的事情。

  

   当我握笔写这篇怀念文字的时候,我就想,人总要有一点精神罢!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的这一点精神却可以永存。子衍兄终其一生都是一位顽强、坚韧、真诚、务实的人。他的这点精神将激励我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奋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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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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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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