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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宇红:重估《采薇》——鲁迅的儒家个人主义批判与现代知识分子问题

更新时间:2022-06-02 11:05:36
作者: 祝宇红  

   一、“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从夷齐与王国维的评价问题谈起

  

   茅盾一向鼓吹鲁迅《故事新编》所体现出来的“可贵的楷式”,在为宋云彬的历史小说集《玄武门之变》作序时,他以《故事新编》为最高的标准,指出鲁迅的手法是“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①,这是非常敏锐的观察。《采薇》以及《故事新编》中的其他小说,正是既能够“解释古事”,同时又“激发现代人所应憎与应爱”,两者是一体的。现代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创作方法往往就是两个类型:解释(重新解释史料)和讽喻(以史事影射现实),前者是以今释古,后者是以古讽今。那么,鲁迅在小说《采薇》中重塑的夷齐形象究竟“错综交融”了怎样的“古”与“今”?

  

   在《夷齐之死与王国维自沉》一文中,我曾经分析《采薇》中夷齐形象的最初构思很可能与1927年王国维自沉事件有关②。王国维自身有着浓厚的夷齐情结,他的自沉昆明湖也曾引发巨大的反响与争议,以罗振玉为代表的清朝遗民将他的死看作忠君的表现,认为他是为清王朝殉葬,梁启超则在王国维的葬礼上将他的死归于由个性上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矛盾背后其实是新旧文化、新旧知识型的冲突,另外,陈寅恪则认为王国维的死不是系于一姓或一个朝代,而是身殉中国传统文化,崇高而悲慨。

  

   如果说《采薇》中的夷齐之死包含了鲁迅对王国维自沉的文化思考以及由此而追踪、上溯的儒家问题,那么,小说中的夷齐形象和王国维之间又有哪些内在的关系?对王国维自沉的三种不同理解与阐释,以罗振玉为代表的“殉清说”,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殉文化说”,都突出了王国维的气节与坚守,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矛盾说”则侧重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困境,而这些评价所指涉的价值立场,在小说《采薇》中夷齐的“坚守主义”和小丙君对其“通体都是矛盾”的批评上都有所呼应。

  

   自小说《采薇》面世以来,读者往往将夷齐兄弟视为被批判的否定性人物。有人认为,《采薇》是“对现实中盲目的正统观念者予以嘲笑”③,批判了夷齐“死守陈腐教条的顽固态度”④。有人强调,小说“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当作宗教信条崇奉的‘礼让’‘仁义’‘忠孝’的虚伪性”⑤。有人则认为,小说主要批判和讽刺了伯夷叔齐的“幼稚幻想和迂腐行动”,以及“忠君思想和正统观念”,不过,夷齐身上还有“某些可爱的性格和优良的品质”“他们的骨头都很硬,不肯随便向人低头;他们有所不满,有所不为,甚至敢作诗发议论,发感慨,讥讪朝政,攻击时弊”⑥,比起“卖身投靠、毫无气节”的小丙君以及只听命于主子、学舌于主子的阿金姐,夷齐倒是颇具气节。总的来说,对《采薇》的理解大体都认为在批评伯夷叔齐:批判他们“让王隐居”“首阳采薇”是“软弱”“逃避现实”;批判他们“叩马而谏”“首阳采薇”是死守“盲目的正统观念”,“迂腐”“顽固”;总之,他们的不满、他们赋“怨而骂”的“采薇诗”表现了自身“通体都是矛盾”⑦。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采薇》中“通体都是矛盾”是小丙君对夷齐的评价。为何说他们是矛盾的?夷齐行为上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在武王伐纣之前,他们在商纣王的治下采取了“让王而隐”、投奔文王“养老堂”的消极不合作态度,但是在武王伐纣之后,却以“叩马而谏”的方式反对武王“以下犯上”,并且因此离开养老堂,“不食周粟”。在小说中,小丙君认为夷齐“让王而隐”就是“超然”,而叩马而谏、赋采薇诗反对以暴抗暴则是“不肯超然”。同时,夷齐批评武王“不忠不孝”,而他们自己在商纣王治下“让王而隐”本身也是“不忠不孝”的。其实,小丙君的批评在这里搁置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武王伐纣所带来的“易代”(革命)问题。显然,伐纣之前,如果夷齐避居养老堂是“超然”的话,那么“首阳采薇”已经不再是“超然”,而是持反对立场的消极反抗;伐纣之后,如果夷齐是以“忠孝”为标准来批评武王伐纣的正当性,那么他们早年的“让王”本身并不构成对“忠孝”的违逆,因为他们的行为并未影响孤竹国的秩序(按照传说,他们互相让王、兄慈弟悌的行止符合自己信守的道德伦理,而且,老大伯夷、老三叔齐离开之后,还有老二继承孤竹国的王位)。反过来说,是汤武革命这一件大事改变了他们“超然”的处境。因此,他们并未感到自身有任何矛盾之处。有意思的是,从武王伐纣开始叙述的小说《采薇》,强调的恰恰是伯夷叔齐的“坚守主义”,他们的确认为自己是一以贯之的,对于自己信守的伦理准则体系毫不动摇。

  

   换个角度来说,就是夷齐自身言行并无矛盾,完全符合他们所信奉的伦理价值,但是汤武革命造成的易代处境,使他们的外在似乎有了前后截然不同的表现:从“超然”到“叩马而谏”“赋诗明志”。可以说,从他们对自己的信仰之坚持来看,确乎是奉行了“坚守主义”的。就小丙君来说,他不认可夷齐的“先王之道”与周武王的“王道”有所不同,而且将“天命”归于得胜的周朝,那么,在他的评价中夷齐必然是矛盾的了。

  

   如前所述,现代研究者在讨论小说《采薇》时,批评夷齐所谓的“仁义”“忠孝”“正统”“气节”,认为这些正是“迂腐”“教条”“软弱”“逃避”的表现。关于夷齐的描述形成了价值观彼此对立的两种话语,前者代表了儒家思想,后者可以看作现代研究者对于儒家的批判。确实,夷齐在中国传统中是非常重要的儒家文化人物。可以说,夷齐的矛盾,在现代研究者看来,背后正是儒家的矛盾。在《“王道”“天命”的历史批判与现实讽喻》一文中,我曾经指出,夷齐的“叩马而谏”“首阳采薇”与武王伐纣之“王道”之间是否“理无二是”的问题在儒家文化传统中一直不乏争议⑧。从孔子到朱熹,都以一种“求仁得仁”“道并行而不悖”的解说方式来调和夷齐评价上的这一矛盾。这一矛盾当然是构成小说《采薇》中夷齐“通体都是矛盾”的根本原因。

  

   小说《采薇》中夷齐行事原则的定位就是“坚守主义”,如何理解作为儒家文化代表人物的伯夷叔齐之“坚守”与“矛盾”,正是小说《采薇》的关键。在儒家的表述中,夷齐的这种“坚守”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有所不为的“狷”,是临难不苟的“气节”,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伯夷列传》的体例在《史记》中显得非常突兀,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在发议论,只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记载伯夷叔齐事迹。在四分之三篇幅的议论中,首先提出了一个人物评价问题:为什么孔子高度评价泰伯、伯夷,同样有“让王”之举、其义至高的许由、务光,却没有得到更多的评述?其实,孔子对此早有答案。他以“求仁得仁”来肯定夷齐(《论语·述而》),赞其“不食周粟”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在这里,“仁”“志”为夷齐所求,而非“名”。什么是夷齐所求的“仁”?这里且不讨论孔子之“仁”的具体内涵,小说《采薇》对孔子评价的回应却也有线索可循。小说开头一节,就描写叔齐向伯夷转述纣王的残暴,两人都摇头;继而叔齐听到伤兵议论武王伐纣的残暴,接着向伯夷转述,两人这才决定离开养老堂。反对残暴,同时反对以暴易暴,这可以理解为夷齐所求的“仁”。这里,“仁”指向的是他人,是“群”。那么,什么是夷齐不肯降的“志”?所谓“志”(不同于“道”),正是夷齐的“坚守主义”,他们才有自己的认同和反对,对于自己的信念始终持守,这里的“志”指向的是自己。

  

   这种“不降其志”的“坚守主义”在儒家思想中指向个人修身的一面,更多的是逆境中的有所不为,即“狷”,即“节”。《论语·子路》如是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何晏《论语集解》进一步解释:“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孟子·尽心下》指出狂狷是次于“中道”的选择:“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与之,是狷也。”

  

   鲁迅在《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中对“狂狷”有非常精彩的阐发。嵇康、刘伶身上更多的是带有叛逆色彩的“狂”,但是内里则是有所不为的“狷”。“狂狷”的对立面则是“乡愿”:“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章太炎曾经将“志节之士”与“俗儒乡愿”对立论述:“自古志节才行之士,内不容于谗构,奉身而出,语稍卓诡,而见诋于俗儒乡愿者皆是也。”⑨“狷”也好,“节”也好,这些儒家思想中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部分,固然更多指向个人的修身,而特立独行也最容易招致诋毁。小说《采薇》中夷齐死后被小丙君和阿金姐污蔑正是如此。

  

   王国维自沉所引发的争议显然也因不同学者对“狷”“节”的理解而产生差异。“殉清说”是把“狷节”理解为“忠”,“矛盾说”是把“狷节”理解为“不能放弃旧观念、内心矛盾冲突而毫无出路”,而“殉文化说”则把“狷节”理解为“不惜以牺牲体现对一种崇高理念的信奉与坚持”。这三种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正对应着从小说文本到历史话语对伯夷叔齐的不同评价,同时也联系着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儒家思想,尤其是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儒家之狷、节观念的不同认知。

  

   二、“忠君”与“理无两是”

  

   将王国维的自沉理解为“殉清”,理解为“忠君”,这种观念遭到了很多现代学者的质疑,同样,小说《采薇》中夷齐所表现出来的坚守与狷节,显然也并非针对商纣王这一君王的“忠”。

  

   汉代以下,关于夷齐的名节问题往往集中在“坚守”与“顺应”何去何从上,重点就在于辨析夷齐与武王孰是孰非,夷齐是否忠诚于前朝旧君,这一点在传统的叙事文学中体现得很明显。小说《武王伐纣平话》的逻辑是崔述“辟纣与叩马理无两是”式的否定夷齐。《武王伐纣平话》重写了《伯夷列传》开启的叩马而谏、首阳采薇两个主要情节,又做了一些修正。在叩马而谏的场景中,夷齐谏武王:“臣不可伐君,子不可伐父。启陛下:父死不葬,焉能孝乎?臣弑君者,岂为忠乎?”这基本是沿用《伯夷列传》的记述。不过,接下来夷齐试图用“前面扬尘遮日”不利于行军的说法来阻止武王:“陛下望尘遮道,今日谏大王休兵罢战。……大王有德,纣王自败也。”但武王亲自回答自己本是“顺天意”而行,反驳了夷齐“臣不可弑君”的论调。⑩《武王伐纣平话》中,夷齐口中对武王称“小臣”,又直接对武王承认纣王之无道,这都是小说的增益之处。显然作者认为不管是纣王治下还是武王治下,夷齐一样都是“臣民”,都要遵守“臣德”,连他们反对伐纣的理由也非常牵强,好像成了反战的“和平主义者”,让武王修德,等候纣王“自败”。而小说《采薇》中夷齐未曾对武王“称臣”。

  

   与《史记》记述由姜尚来应付夷齐不同,《平话》接着又写武王直接反驳上述谏言:“纣王囚吾父,醢吾兄;损害生灵,剥戮忠良……朕顺天意,伐无道之君……若不伐之,朕躬有罪,卿等且退。”当夷齐坚持己见时,武王发怒,“遂贬二人去首阳山下,不食周粟,采蕨薇草而食之,饿于首阳之下化作石人”。这样,首阳采薇就由夷齐的主动选择,变成了被武王惩罚的结果,不仅“去首阳山下”是武王所贬,连不食周粟也变成武王的命令,于是“采蕨薇草”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被迫举动,结果是饿死,化作石人。接下来,小说用两首诗来表明叙述者的立场:

  

后有诗篇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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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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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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