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研究者的认识中，长与善郎并非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受到关注的缘由，乃源自1935年5月19日与鲁迅一次不愉快的会面，双方都颇为失望。其后长与善郎写下《与鲁迅会见的晚上》(1935年7月)①，将鲁迅界定为一位思想阴暗的厌世作家。而鲁迅亦曾在1935年7月17日、1935年8月1日、1936年2月3日分别致增田涉书信一封，信中均提到他对那场夜宴或长与善郎其人其文的看法，这成为鲁迅谈论长与善郎的仅有文字。

　　 对于这段往事，诸多学者都有所提及和讨论，比如陈福康和张杰在1992年的争论，以及刘立善、武继平等人的论说等②。以往的研究者习惯于将鲁迅的三封信视作一个整体加以讨论，认为鲁迅对长与的“不满”或者说“愤怒”是一以贯之的，而对一些细节性的真相不甚注意。而笔者更倾向于将鲁迅的情感流露看作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他关于长与善郎的想法是随着某些事件的触发而逐渐深化的。无论是刺激鲁迅三度讨论长与善郎的触发事件，还是三封信中鲁迅态度的微妙差异，都尚未得到研究者的系统梳理，导致部分讨论流于空泛与笼统。与此同时，过往考证中在史料的鉴别与使用方面仍存在一些错漏之处，需要我们重新推敲。

　　 一、“鲁迅想象”的构建与破灭

　　 日本近代小说家、剧作家长与善郎(1888-1961)是“白桦派”的重要人物，以人道主义作风闻名，在文坛上颇具影响力。大正末期(1926年前后)因患病选择搁笔疗养，此间由于再次阅读《论语》《老子》等古典著作而对中国心生向往。1935年，他受“满铁”的嘱托赴中国旅行③，在遍览东三省、承德、北平、扬州、杭州等地的风土人情后④，来到了上海。

　　 1935年5月19日晚，长与善郎和鲁迅及多人在上海共进晚餐，这是二人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会面。相比鲁迅在日记中的一笔提过、口不臧否：“晚内山君邀往新半斋夜饭，同席共十二人”⑤，长与专门写下《与鲁迅会见的晚上》一文对这次夜宴加以记录和评论，短短两个月内就发表于日本杂志《经济往来》1935年7月号上，后被收入单行本《满支近况》(冈仓书房，1936年)中。

　　 在该文末尾处，长与一面走在眼花缭乱的上海街头，一面想着“厌世作家鲁迅”而感慨道：“而我呢，在这个夜晚总是感到有一点失望”⑥。他的失望是不言自明的，因为纵观整场会面，他和鲁迅的交谈可谓不甚愉快顺畅。长与在夜宴开始时假装不知周氏兄弟的决裂，故意提起自己在北平见到周作人一事以作寒暄，或已引起鲁迅的不快，但鲁迅也只是淡淡应声。当二人谈及鲁迅无法实现的农村文学写作计划，进而转到中国言论、创作和作家受到军方压迫的情况时，长与的提问引来了鲁迅的冷笑：“即使翻译契诃夫的小说，也被禁止发行呢”，“作家们都没法生活，非常痛苦”。接着，长与又询问鲁迅是否考虑去日本工作，鲁迅直言“既没有钱，身体也不行”⑦，谈话进入僵局。既然在文学领域的对话难以为继，长与便提到他在济南听到的“尧琴”，这是一种清微淡远的为孔子所喜爱的音乐，只是鲁迅依旧反应淡漠，长与猜测是因为鲁迅讨厌孔子⑧。总之，长与选择的话题大都敏感且尴尬，甚至数次触及鲁迅的“雷区”，引起鲁迅的冷峻反应或是一种必然。

　　 然而，不愉快的谈话内容只不过是长与“感到有一点失望”的表面原因。如果透过这些浅层的龃龉而挖掘到更为深刻和根本的层次，笔者认为，长与的不满可归结于其“鲁迅想象”在这场夜宴中的破灭，而如下自白正可作为其对自身“鲁迅想象”从构建到破灭过程之说明：

　　 我忘了自己曾经喜欢过的这位作家的作品的题目，但提到了他写鸭子的可以称作“春禽图”的好短篇，还谈到想读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等等。说老实话，通过自己惟一读过的这位作家的好短篇，我曾想象他是一位比较开朗的温和的大作家。我想象他经历过、思考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尽管有烦恼，但从心底拥抱着它，以更深的教养和资历包容着它，一见之下便能感到他确实是一位温厚而平易的人。然而事实却相反，实在令人有峻险、阴暗、锋芒毕露的感觉；即使一点儿坏印象都没有，也总令人觉得很可怜。⑨

　　 从“开朗”“温和”到“峻险”“阴暗”，长与对鲁迅的评价在此刻发生了急遽的转向，那么归根结底，这种“开朗”“温和”的“鲁迅想象”当初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很显然，在会面之前，长与对鲁迅其人及作品仅做过稀少的了解，鲁迅在他心中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遥远的存在。然而事实上，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并非无名之辈。且单以长与未曾读过的鲁迅代表作《阿Q正传》为例，早在1930年就有《大支那大系》对其进行评说⑩，后亦有《支那普罗列塔利亚小说集》(白扬社，1931年)(11)、《国际普罗列塔利亚文学选集》(四六书院，1931年)(12)、《鲁迅创作选集》(文求堂书店，1932年)(13)、井上红梅译《鲁迅全集》(改造社，1932年)(14)、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合译《鲁迅选集》(岩波书店，1935年6月)(15)等诸多文集进行译介，其出版频次之高，足见《阿Q正传》在彼时日本文学界和读者圈的影响力。这也意味着，长与只需稍加注意，接触《阿Q正传》等鲁迅作品绝非难事，但他恰恰只对“写鸭子的可以称作‘春禽图’的好短篇”留有印象，甚至还忘记了《鸭的喜剧》这个题目，这恰说明他对鲁迅及其作品不甚关心。于是，在对鲁迅小说缺乏全局性了解的情况下，长与以《鸭的喜剧》单篇来推测鲁迅的性格，此番以偏概全的臆测无异乎沙上建塔，轻率至极。再者，《鸭的喜剧》是鲁迅写于1922年10月的旧作，在历经13年的人情冷暖与世间沉浮后，1935年的鲁迅怎又可能怀有与当年一致的心境，保持同样的风格？因为不了解鲁迅一直以来辗转于各地所经历的“明枪”与“暗箭”，不了解鲁迅所生活的中国社会的真正面貌，长与才会天真地认为鲁迅应当“从心底拥抱”所谓“烦恼”，而不应该如此冷峻犀利，如此判断着实略显可笑。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鲁迅想象”如此脆弱不堪，仅仅在一夜的会面中便迅速崩溃。

　　 与此同时，长与通过《鸭的喜剧》所感受到的鲁迅风格——“开朗”“温和”等，亦暴露出他未能理解这篇小说的真正意旨。诚然，比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作品中鲜明的人物性格、激烈的情节流转和阴郁的风格渲染，《鸭的喜剧》确是一篇在平缓节奏中显出明亮色彩的作品，语言质朴平易，富于生活之趣。但长与只是驻足于小说表层呈现出的意涵，未曾听到在温暖和缓的叙事之下所隐藏的寂寥叹息。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寂寞如沙漠的北京，时时怀念“缅甸是遍地是音乐”的生意盎然，于是买来蝌蚪试图培养“池沼的音乐家”，又买来小鸭以驱散生命的孤寂，可好景不长，这些蝌蚪还未长成虾蟆就变作小鸭的吃食，而爱罗先珂本人也忽而离开北京，不知音讯，“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的叫”(16)。暂时的热闹与欢欣的背后，是爱罗先珂的寂寞与无奈；而热闹与欢欣终将落幕，剩下的何尝不是鲁迅的寂寞与无奈？鸭的喜剧，何尝不是蝌蚪的悲剧？沙漠，又何尝不是中国社会环境的写照？这些都是长与所未能注意到的内涵。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长与读到《鸭的喜剧》的处所，早在1992年陈福康就指出是在“1931年11月日本《古东多万》杂志第2期”(17)；而武继平在2017年推翻这个观点，认为“该期杂志刊登的那篇鲁迅作品的译文并非《鸭的喜剧》，而是《上海文艺之一瞥》”(18)。然而，经笔者考证，《古东多万》杂志1931年第2期上同时刊载了《鸭的喜剧》和《上海文艺之一瞥》，落款为鲁迅、增田涉共译。因此，陈福康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

　　 除了《鸭的喜剧》阅读经历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以外，长与的“鲁迅想象”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两个人物的影响。第一个人物是松本重治。松本重治是一位新闻记者，1932-1938年间担任日本新闻联合社的上海支局长(19)，曾在内山完造的介绍下与鲁迅结识，也和鲁迅较为相熟(20)，二人多次在内山书店交谈，“次数大概不少于二十次”。他对鲁迅相当尊重，“每次见到鲁迅先生，我总担心他会批评我所做的事情。他那种风采是其他中国人所没有的”(21)，足见鲁迅在松本重治心中的特殊地位。根据松本重治《上海时代：新闻记者的回想》(中央公论社，1974年)中《鲁迅和长与善郎的相识》一文记载，因为长与善郎是日本新闻联合社总社长岩永裕吉的亲弟弟，而松本与岩永属于同僚且关系亲近(22)，于是由松本负责接待长与的上海之行。当长与表示自己在上海没有特别的计划时，松本劝说道：“我不太熟悉中国的作家，但是您一定得见见鲁迅先生。您意下如何？因为他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的第一人。我本人很钦佩鲁迅先生的风度和立场”(23)，正是在他的极力推荐和内山完造的牵线下，这场夜宴才得以促成。虽然长与在1940年《回想鲁迅》中自言“我对他人于鲁迅之宣传，虽非无视，但此次会面，事前确属漠然，并未有极大热心”(24)，但笔者认为，松本在夜宴前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多多少少影响着长与的“鲁迅想象”之构建，提高了长与心中对鲁迅的期待值。如若是全然的“漠然”，他在《与鲁迅会见的晚上》的行文中也不至于展现出如此明显的失望。

　　 周作人则是另一位影响长与“鲁迅想象”的重要人物。长与素来热衷于将兄弟二人并置比较。在《与鲁迅会见的晚上》中，他认为“他的日语没有弟弟周作人好。大概因为曾在东北的理科大学留过学吧，语调稍许有点不好听(笔者注：此处“不好听”意指“难以听懂”)。当然，一般的交谈是没有困难的。周作人君已经在北平的大学里坐稳了教授的铁交椅，家里装有电话之类，埋头于日本文学史研究，沉默寡言，温柔敦厚。而这位作家长兄，却胸中怀着郁勃之火，是恼怒、热烈、神经过敏的某种思想家”(25)。到了1940年《回想鲁迅》，长与善郎在多年后第二次谈论鲁迅时，转述了他在1935年晚春所听闻的山上正义与钱稻孙(26)等人的谈话：“谈到周作人，说乃兄鲁迅已成了声望极重的作家，其代表作《阿Q正传》几为中国知识青年无人不读的文章，乃弟周作人却与他性格相异，思想、立场也不同，兄弟殆近于绝交状态。但我见的周作人，也是一温厚笃实的学者”(27)。长与对周作人的喜爱是显而易见的，但恐怕周作人的“温柔敦厚”只是原因之一。周作人自20世纪初起，一直对长与所属的白桦派及其同人保持着强烈的关心，不仅长期订阅《白桦》杂志，还与主将武者小路实笃关系亲密。20年代初周氏兄弟合作编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中，白桦派作家的小说所占比重极大，除有岛武郎的两部作品由鲁迅翻译外，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千家元麿等人的作品以及长与善郎的《亡姊》《山上的观音》，均系周作人翻译，周作人更是在附录中较为具体完整地引用了长与在《我们的艺术》中关于艺术的解说，以展现其思想与立场。或是周作人这份对长与作品的喜爱、对长与艺术态度的认同，以及对白桦派文学的长久关注，让长与感到无比亲切，进而对周作人愈发欣赏、抱有好感。在他人评说周氏兄弟差异的影响下，长与其实在不经意间已经作出了亲近周作人而疏离鲁迅的选择，因此，在那一场夜宴中盘桓在长与脑海中的“周作人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其“鲁迅想象”的崩溃瓦解。

于是，在上述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原本虚幻得不堪推敲的“鲁迅想象”在顷刻间破碎崩塌，“开朗、温和、包容一切”的幻影被驱散，徒留下“峻险、阴暗、锋芒毕露”的感知。长与善郎感到始料未及，终而陷入不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