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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乔生:一个字,一篇文,一卷诗——新编《鲁迅手稿全集》识小

更新时间:2022-06-02 10:56:29
作者: 黄乔生  

   鲁迅手稿出版迄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鲁迅逝世后到现在,其手稿的整理出版几乎没有间断。大规模的出版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1978年到1986年,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鲁迅手稿全集》,珂罗版影印线装60卷,并出版了平装本,随后,20世纪9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书画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和《鲁迅辑校金石手稿》。2021年9月28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在国家图书馆首发,全套78册、共计3.2万余页,采用高清影印技术,是迄今为止最全的鲁迅手稿结集,也是国内最大规模的手稿全集。

  

   《鲁迅手稿全集》分为七编:文稿编、译稿编、书信编、日记编、辑校古籍编、辑校金石编和杂编。新版全集的特点一是“全”,即收录内容更全面。除鲁迅创作、辑录、翻译的作品手稿外,还将其课堂笔记、古籍抄本、手写账册、单据,以及有修改手迹的校样稿等多种类型手迹资料纳入收录范围。二是“精”,即编纂方式更科学。编者对海内外现存鲁迅手稿与墨迹进行了全面征集、整理、影印,并就各编分类、定名等核心问题做了认真的研究论证,对所收录的每一件手稿的名称、时间、数量、尺寸、收藏者等信息进行了严格核查和考证。三是“真”,力争每件手稿都采用原件扫描、原色影印、原大排印。

  

   与20世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相比,这一版手稿全集的文稿、日记、书信编增加体量不大,文稿编增加了“诗稿”部分;书信编除增加部分书信外,还增加了近600件信封及其他附件。译稿编是文物出版社的《鲁迅手稿全集》曾计划出版而未能施行的,几十年来,鲁迅译稿的收藏单位有零星整理出版,如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译〈死魂灵〉手稿》,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鲁迅译〈毁灭〉手稿》等,但此次第一次以全编的名义出版,其中包括从未面世过的《文学者的一生》等11种译稿。此外,金石编也有较大幅度增加。

  

   新版《鲁迅手稿全集》的新增部分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最后一编“杂编”。所谓“全集”的“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杂编”的“杂”,因为杂收的目的是要将鲁迅的手稿手迹囊括殆尽。编者的确为此下了很大功夫,仅这一编就达16卷之多,其中有课堂笔记、校稿、便条、收据、设计图纸等,甚至别人以鲁迅的名义代笔的文件也收罗其中,留作参考。

  

   全集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值得深入研究、全面总结。本文结合自己参与全集编辑过程中的一些感知,就几个小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所谓“一个字”,是从杂编的“杂”字谈及鲁迅的杂感和杂文问题;“一篇文”,是从一篇文稿讨论作家的佚文问题;“一卷诗”,是从全集中的一卷诗稿旁及鲁迅的文体问题。

  

  

   一、一个字:“杂”

  

  

   新编《鲁迅手稿全集》编纂原则中有一条是“应收尽收”,在“全”字上做文章,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就有了第七编“杂编”。关于这一编的命名,专家委员会意见颇不统一,先后拟出综合编、附编、杂稿编、杂编等几种名目。有人说,既然书名叫手稿全集,收入其中,就等于承认是手稿,但因为品种繁多,不好分类,所以叫“杂稿编”或杂编;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零散的手迹不能算是手稿,只能作为附录,所以应该叫“附编”。

  

   我主张用“附编”,就是觉得这些信手写来便条之类不是“稿”,既不成稿,也不能称为未定稿。稿有各种形态,有的是草稿,有的是修改稿,有的是未定稿,有的是成稿,应加以区别。例如,杂编中占较大比重的课堂笔记,虽然成形成块,却只是一种记录,并非鲁迅自己起草的稿子,也不是原创文稿或译稿。自然,鲁迅的片言只字都有价值,为了展现他的书写工作的全貌,所有字迹都不妨收录。不过,附骥尾可矣,何必称“稿”?故应称作“附编”,以区别于其他整编或正编,因为那些才是手稿全集的本体和主体。

  

   因为意见不统一,最后由专家委员会决策组票决出了“杂编”之名。

  

   当然,杂编或附编,其实也只是名称的问题,对手稿编辑的实际工作影响不大,反正总的原则已经确定——见字便收。专家委员会成员大多数是鲁迅研究专家,不但不反对多收,反而都一致认为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可以省却研究者检索的工夫。的确,全集和同时建立的鲁迅手稿数据库将大大便利读者和研究者。我忝列鲁迅研究队伍,自然也乐见施行全收原则,而不在意去争什么名目。

  

   但是,我由此想到困扰我很久的两个字:“全”和“杂”。

  

   其实,“全”字中是很可能含有“杂”的,当然也可能含有“大”——大而全,全而杂,“大”“全”两字,可以说是孪生兄弟。关于全,我在讨论《鲁迅全集》的定名问题时,曾经说过,这种追求,由来已久。鲁迅自己生前也注意到了,1936年3月28日他写信给增田涉讨论《中国童话集》的编译问题时就说:“日本怎么搞的,最近好像很喜爱‘全集’这个词儿。”商业操作是个中主要原因。作家尚健在,就有出版商来编辑出版“全集”,仿佛在为他的死做准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其死亡为期不远。其实,便是死去的作家,“全集”也很难实现。即如去世已经八十多年的鲁迅,全集也不能说“全”,其手稿全集同样如此。

  

   不过,把全集这个名目安在鲁迅著作上,还真是日本出版界做了先导。鲁迅刚刚去世,日本改造社负责人就将原拟出版的《鲁迅杂感选集》扩大成7卷本的《大鲁迅全集》,于1937年2月出版,比中国的《鲁迅全集》还早了一年。抗战军兴,上海成了孤岛,中国文化界同仇敌忾,在艰苦的条件下奋力完成《鲁迅全集》的出版,或者就有与日本同行较量的意思。没想到当时仓促定下的名目,为后来的鲁迅著作出版定了基调。

  

   我在《站在鲁迅著作出版的新起点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70周年感言》(《文学名著诞生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2021》,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中说:

  

   何谓全集?是作品全集,还是文字全集?中国古代作家著作编纂虽然有“大全集”的名目,但实际上很少见,一般都称“文集”或“诗集”,如果兼有诗文辞赋乃至奏章,就干脆叫“集”,如《苏东坡集》《陆宣公集》。“全”字的使用以致滥用,使后来的编纂者被动,因为为了成就“全”,就须修订增补,却又总难齐备,反而催生了一门“考佚学”(或曰“不全学”)。1938年的《鲁迅全集》收入译文、古籍校勘,甚至还计划收录美术收藏——后一项并没有实现,此后也有人尝试,出版了《鲁迅大全集》。看来,鲁迅著作编辑出版,难以摆脱“全”字的不幸符咒了。

  

   因为要全,就应收尽收,而见字便收,就难免驳杂,甚至不该收的也尽数囊括。手稿全集倒也罢了,读者可以借此看到鲁迅的书写成果,签名、便条、合同、账目等,的确都是重要物证。即便是“鲁迅”这两个字书写百次,全都收入也是应该,因为每次签名都不一样——实际上正是如此,譬如出版公司给鲁迅的稿费单据,有他亲笔签名数十件,当然要收录,甚至就连别人代签的也都不是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然而,假如鲁迅文集或全集采取这种方针,就难以顾及纯文学的“纯”字了。凡是文字都予收录,就使《鲁迅全集》成了“鲁迅字集”。怎奈“全”在文集编纂中似乎已经成为高标,在编者和读者心目中也成了定式,很难想象将《鲁迅全集》改为《鲁迅文集》或《鲁迅集》。可以说,《鲁迅全集》已经树立了一个典范,引来更多作家文集纷纷效仿。

  

   我因为这个“杂”字,又想到了鲁迅的“杂文”。如果以“杂”来统领《鲁迅手稿全集》中收罗的各种鲁迅手迹——笔记、家用账、收据、便条之类,那么“杂”就还有次要和边缘的意思——读者或许正是这样看待“杂编”的。但在鲁迅的创作中,就有这么一类以“杂”命名的文类,是鲁迅的重要文学成就,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总与鲁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杂文。与手稿的“杂编”放在全集的最后相反,鲁迅的杂文长期以来享有很高的荣誉,不仅与其小说、散文、诗歌一样占有文学创作的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特殊时期还被赋予更大的价值。

  

   尽管鲁迅的杂文在文界和研究界都有极高的地位,但这种文体长期以来并没有被界定得清楚明白,其实杂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体,乃是散文大类中的一个小类。实际上,杂文这一名称的出现给现代文学文体带来很大困扰。直到今天,在一些人心目中,杂文还不算是纯正的文学作品。很多文学院设立了创意写作班,却很少有写杂文的实验项目。但到了鲁迅这里,文学史就不由自主地称赞起杂文来。鲁迅写杂文较多,就成了这个文体的代言人,赋予杂文更高的文学性。

  

   中国古代便有“杂文”这个词语。鲁迅早期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1918年12月,鲁迅的书账中提到“面城精舍杂文一册”。鲁迅称自己的第一本文集《坟》为“杂文集”,也正是延续了这种含义。他在《写在〈坟〉后面》中说:“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几行题记,寄往北京去。”因为《坟》中所收文章,文言和白话相间,论说和叙述掺杂,形态上显得复杂。当然,这也是一种谦辞。鲁迅在1926年10月29日致陶元庆信中说:“《坟》是我的杂文集,从最初的文言到今年的,现已付印。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此后一段时间,他不大用“杂文”称呼自己的那种论辩性比较强的文章,而多用杂感或随笔称呼。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解释过: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

  

   瞿秋白为鲁迅编辑文集,并没有用“杂文集”,而是用了《鲁迅杂感选集》(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版)的名目。瞿秋白笔下的“杂感”,并不是在指文体,而是指作家的一种写作方式、写作状态,这种方式和状态因此催生了一种文章样式,形态多样,可以是论说,也可以是笔记、语录。鲁迅的“小杂感”,其实就是语录或曰箴言体。晚年,因为卷入有关杂文的论争,鲁迅时或被人称为“杂文家”,他本人也开始常用“杂文”一词。例如,在1934年10月为徐懋庸的《打杂集》所作的序中就力挺杂文,将之提高到文学体裁的高度。

  

鲁迅后期的文集多按写作年代收编,几乎一年一本,因为有的集中在同一刊物上发表,性质相同,文体一致,辑录和排列规整有序,如《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但到最后两三年,多有杂感、散文等混编在一起的现象,或是因为年老多病而且忙碌,来不及分类,文集中遂又有了“杂文”的名目,如《且介亭杂文》,但也只有这一部(后面的二集、末编系其去世后出版,且沿用他的“且介亭”命名)。后世人们因为考虑到鲁迅自编文集的完整性,都倾向于遵从鲁迅本人的编法,因而也就笼统地称他的这些文章为杂文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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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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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2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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