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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冠彬:民法典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范构造与价值定位

更新时间:2022-06-02 00:41:05
作者: 石冠彬  

  

   摘要:精神损害赔偿不会有损自然人的人格尊严,相反能彰显民法的人文关怀精神,其基本功能在于对被侵权人予以补偿和抚慰。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功能从本质上决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人身专属性,也决定了间接被侵权人作为独立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的适格性。民法典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肯定违约行为也能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同时,将“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这一情形也明确纳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可谓在借鉴域外法的基础上凸显了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是前民法典时代相关民事立法、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从部门法规范衔接角度来看,刑事案件被害人无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立场既无充分的法理依据,也有悖于民法典作为基础性法律所确立的责任承担规则,应当通过法律解释学的方法予以彻底否定。

   关键词:民法典;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补偿功能;人身权益

  

   一、问题之说明:民法典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范体系

   民法典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核心规范由民法典人格权编和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共同构成:一方面,《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明确规定,当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损害了守约方的人格权时,守约方可以同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与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另一方面,《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就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与适用要件做了基本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一款)“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二款)

   那么,应当如何认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司法实务又应当如何正确适用民法典的精神损害赔偿规范呢?就此,本文拟从如下几方面对民法典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进行系统解读:首先,通过对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的认识演变和立法变迁的考察,再次明确该制度的基本功能重在精神抚慰,乃法定的补偿;其次,对《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规范展开教义学解读,在分析如何认定“人身权益”和“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两个要件的基础上,拓展论证在现行规范体系下也能得出人身权益受到侵犯的刑事案件被害人也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一结论;最后,讨论民法典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创新与不足之处,在论证《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肯定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并存具有合理性的同时,针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专属性及其例外、间接被侵权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合理性展开论述。

   二、民法典颁行前我国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认识演变及规范沿革

   (一)民法典颁行前我国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认识演变:从彻底否认到逐步承认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曾在我国存在过:其最早可以追溯至最终并未正式施行的《大清民律草案》;由中华民国通过后至今仍在我国台湾地区实施的“民法”对此也予以了明确规定,但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国民党执政期间所通过的“六法全书”,上述“民法”在新中国并未得以继续施行。与此同时,那时的苏联民法学理论认为,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是“一切均具有价值”这一资产阶级哲学概念的体现,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就意味着对人的“物化”,有损“人的尊严”,所以说人格商品化与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是相违背的。

   由于苏联民法学理论对我国的民事法律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理论界和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均不认可精神也存在损害的说法,更谈不上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具体而言,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旗帜鲜明”地反对侵权人导致被侵权人肉体或精神痛苦时,被侵权人可以主张金钱赔偿的观点;彼时中国民法学理论认为,“精神损害可以得到金钱赔偿”违背社会主义性质,不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一主张将导致人格、良心、荣誉等出现商品化的倾向。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法学理论研究吸取了“文革”的惨痛教训,特别强调对自然人人格权利的保护,重新定位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价值。在这期间,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功能的诸多域外学说都对我国民法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除大陆法系国家所持通说“补偿功能论”外,诸如法国民法学者理培尔持有的“惩罚功能论”、德国法学家基尔克主张的“满足功能论”、日本民法学者的“调整功能论”等等也都表明看待精神损害赔偿不能只局限于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界分,而应着眼于精神损害赔偿固有的作用。具体而言,我国民法学理论研究在对域外学说有进一步深入理解后,在“去苏联化”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理论供给,开始主张“承认精神损害赔偿不等同于承认人格权商品化”,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反对精神损害赔偿,不能用马克思的观点作为否认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学界还就“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如有学者提出精神损害的经济赔偿具有“补偿、抚慰、制裁的功能”,有学者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具有补偿、抚慰、惩罚三重功能,也有学者就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展开了系统论述。应该说,我国民法学界与实务界对于“精神损害”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认识开始逐渐转变,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是整个社会重塑法治观念的结果,在这一期间域外法理论和立法对我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应该说,精神损害赔偿本质上不属于对人身权益受损的“损失填补”,并不能体现出损害赔偿法“有多少损失则原则上能够获得多大赔偿”的原理,其关键在于对受害人精神的抚慰,相比于所谓的损失弥补而言,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宣示,在于凸显法律对“人身权益”有别于“财产权益”的尊重与推崇。

   (二)民法典颁行前精神损害赔偿在中国法上的立法沿革

   诚如前述,在域外法理论的影响下,我国民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精神损害”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的态度从彻底否认转向逐渐承认,这主要建立在对“人格不能物化”这一理念的正确理解之上。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人身关系不是商品关系,但是其各方面权益都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因素相联系;而在民法理论上,尽管民法有关损害赔偿的主要内容是对受害人的有形物质损失进行赔偿,但并不否定对非物质损失的补偿;事实上,赔偿损失作为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可以用于有形损失,也可用于无形损失。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的逐步转变,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这三项人格权遭受侵犯时权利人有权主张赔偿损失,一般认为,这一规定中的“赔偿损失”为精神损害赔偿留下了解释空间,即可以将“赔偿损失”理解为包含精神损害赔偿在内;但也有论者认为尚不足以说《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已经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彼时,认为“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就意味着人的精神可以买卖、属于对人尊严的践踏”这一理念仍有相当的坚持者。事实上,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与明确,更多是通过司法实践来完成的,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首次提出了“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并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考量因素。此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1)系统地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并将一般人格权(人格尊严)和人格纪念意义物也纳入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之内。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则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从“人格权利”扩大到“人身权益”,但并未明确侵害人格纪念意义物是否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

   三、民法典精神损害赔偿规范的适用要件及其展开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得以适用的前提是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且造成其精神严重受损,这主要涉及到“侵害人身权益”和“造成严重精神损害”这两个基本构成要件的认定。与此同时,必须加以讨论的是,人身权益受到严重损害的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是否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就此,本文分析如下:

   (一)何为“人身权益”的严重受损?

   1. “侵害人身权益”的认定。

   (1)侵害人身权益包含侵害人格权益和身份权益。

   自然人的人身权益,是指自然人的人格权益或者身份权益。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所使用的用语是“权益”而非“权利”,这既是因为《民法典》最终并未将个人信息界定为民事权利,也是为了在体系上与《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等对死者人格利益加以保护的规范相衔接。具体而言,精神损害赔偿只适用于人格权益或者身份权益受损的情形,而不适用于财产权益受损的情形:

   一方面,如果一个行为所侵犯的是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或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等人格权,或者说所侵犯的是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死者的人格利益等人格利益,并且造成了自然人严重的精神损害,被侵权人就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另一方面,从司法实务来看,“身份权益”受损至少在如下两种情形之中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第一,侵犯监护关系。对此,前民法典时代的《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1)第二条早已予以明确,该条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间的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所以说,司法实务中出现的诸如拐骗儿童、拐卖儿童等侵犯监护秩序的案件,就因为侵犯到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身份权益,其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第二,侵犯配偶权。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适用已经涵盖了“重大过错”的全部情形;从解释论视角来看,配偶一方如果存在与他人重婚、同居或者其他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情形,意味着对另一方配偶权的侵犯,此时另一方在离婚时所主张的离婚损害赔偿,就应包含精神损害赔偿在内,其请求权基础就在于“身份权益”的受损;此外,不知情抚养非亲生子女的情形也可包含在上述“侵犯配偶权”之中,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所生子女并非男方的亲生子女,此时也宜认定为女方对男方配偶权的侵犯。

   (2)“侵害人身权益”包含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事实上,这一条款也旨在保护“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上的“人身权益”,其立场源于前民法典时代《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1)第四条;在《侵权责任法》(2009)的制定过程中,立法者考虑到前述司法解释的立场容易导致相应诉讼增加,并且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过宽的风险,最终没有吸纳上次规定。但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保障人身权益这一理念,《民法典》最终延续了上述司法解释的立场,而且其所采纳的“具有人身意义”这一立法术语,内涵比《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1)第四条“具有人格象征意义”这一表述更为宽泛。

在未来的司法实务中,“与近亲属死者相关的特定纪念物品”(如遗像、墓碑、骨灰盒、遗物等)、“与结婚等人生重大事件相关的纪念物品”(如相关的录像、照片等)、“与家族祖先相关的特定纪念物品”(如祖坟、祠堂等)都应当被认定为此处的“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值得讨论的是,婚礼录像、婚礼照片、遗像、遗物等“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是否要求具有唯一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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