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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銮斋: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西方中心论”问题

更新时间:2022-06-01 23:50:35
作者: 顾銮斋  
作为一个词汇或名词,专制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早已出现,但内涵不同。在古代中国,意指权力的行使,主要用于君王治国理政,而这种治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符合天道的。在18世纪的欧洲,专制则是一个贬义词。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体的性质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在专制的国家里,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服从”,“绝无所谓调节、限制、和解、条件、等值、商谈、谏诤这些东西……人就是一个生物服从另一个发出意志的生物罢了”。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亚洲是“世界上专制主义……已经生了根的……地方”,土耳其、波斯、印度、俄罗斯、中国等都实行专制政体。在这里,国家的法律是专制君主个人意志的反映,统治的原则是“恐怖”。孟德斯鸠还从文字、礼教、土壤、疆域、风俗等多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人何以适应于专制统治的问题。伏尔泰也涉及了中国的制度。在早期,他对中国的制度文化还是歌颂的,特别是对孔子崇尚有加。但后来,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说中国停滞不前,中国人缺乏智慧。在孟德斯鸠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尼考拉·布朗杰出版了《东方专制制度起源》一书。魁奈则以伏尔泰的思想和著述为基础,撰写了《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后来,狄德罗、赫尔德、黑格尔、穆勒、兰克等一大批思想家、人文社会科学家,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充实与扩展,这一知识生产和“欧洲中心”遂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方面是欧洲:进步、发展、至上、理性、民主、自由、文明、富足、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心;另一方面是东方:停滞、落后、低下、愚昧、专制、奴性、野蛮、贫穷、自私、处于“世界历史”之外。

   随着工业革命信息的传播,特别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后,清政府不得不走出“天朝上国”的迷梦,面对西方发展强大和中国落后挨打的现实。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中国是文明古国,为什么会被后发的西方超越?应该怎样解决落后挨打的现实问题?于是,时代精英发出了“睁眼看世界”的呼声,并由此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救运动(1861—1895年),继而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崇尚与传播。随着向西方学习浪潮的形成,“西方中心论”也就进入了国门。

   需要说明,这个时代的精英是以学习的心态接受“西方中心论”的。他们想了解工业革命和欧洲强大的现实。工业革命是怎样发生的?欧洲经济发展赶超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经验?欧洲人是怎样看待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如同一群求知若渴的少年,在他们的眼里,来自欧洲的知识都是新鲜的正确的,于是,“西方中心论”进入了他们的知识储备,随着时间的推移融入了他们的观念之中。对于自己的制度文化,他们也进行了反思和检讨。胡适即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不如人。”陈序经说:从物质生活、工、农、商业、政治、教育、科学、交通等方面看,我们都不如人家,而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西洋文化就是世界文化,你如不适应这一趋势,就只能坐以待毙。须知,胡适、陈序经等都有长期的国外留学经历,对国外有深入了解,他们对中西历史文化做了细致的比较和深入的思考后才得出了上述结论。

   在此基础上,新中国建立后,“西方中心论”又通过苏联史学进一步传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学资料的海量涌入,几乎可以说“西方中心论”完整的理论体系已在中国建立起来。这方面,前文已经论及。

   接下来便是自我东方化或自我汉学化了。这里首先需要说明“西方中心论”、东方主义、汉学主义、自我东方化、自我汉学化几个概念及其关系问题。关于汉学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汉学与东方学不同,在其形成早期,不具有政治或意识形态性质。但后来,启蒙思想家添加并强化了意识形态指向。而我们的讨论,主要限于18世纪以后,即“西方中心论”形成、传播的阶段,与此之前的汉学关系不大,所以早期汉学是否有意识形态性质并不影响我们对自我汉学化的认识。关于东方主义、汉学主义与“西方中心论”的关系,在我们看来,它们同属一个体系,或者说是一个建构的两个方面。因为要突出欧洲的国际地位,就必须贬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所以就有了东方主义和具有意识形态指向的汉学主义。既然属于同一建构,它们的相似性就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中心论”是一种知识生产,同时是一种知识生产的实践理论,东方主义、汉学主义也是一种知识生产,同时也是一种知识生产的实践理论。在这一建构中,“西方中心论”是知识生产的基本目标,东方主义、汉学主义则是在“西方中心论”的控制或制约下按照它的设计运行。随着“西方中心论”的传播,东方主义、汉学主义也随之传入东方和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人或中国人也就逐渐适应了西方的价值、理念和思路,而最终形成了自身的东方化或汉学化,这在学术群体和知识群体中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中心论”是欧洲人根据自己的历史和认识设计、创造的话语,是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认识世界历史的理论。“西方中心论”形成后,由于没有其他理论可供借用,无论西方学者还是东方学者,只要编写世界史,都只能借用这一理论。东方诸国必须通过“东方主义”来认识世界和自身,必须在“西方中心论”的控制下书写自己的世界史。中国人接受了汉学主义,以汉学主义认识自己的历史,也形成了文化上的无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部分学者认识到,以“西方中心论”撰写的世界史并不是真正的世界史,但直到今天,即使是以破除“西方中心论”为己任的全球史,仍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相对于“西方中心论”,东方主义、汉学主义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要建构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在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同样需要突破东方主义和汉学主义,而且这种突破较前者可能更具难度。

   进入自我汉学化阶段,关于“西方中心论”的认识就更加复杂了。如上所论,随着改革开放,有关西方的信息资料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多地涌入国门。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概念、范畴、理论、方法,到思路、框架、理念、体系等,西方元素几乎占据了国内学术的方方面面,而学者群体,无论专业还是方向,也就大多在学习、推崇甚至膜拜西方学术。更重要的是,正是此时,中国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世界历史上,现代化建设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在当时也只有西方发达国家完成或实现了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想建设现代化,就只能而且必须向西方学习。由此即可以想见,有关西方的信息资料在中国学者心目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在知识人心目中的地位了。因此,“西方中心论”也就在中国学术研究中进一步扎根。于是,在西方历史文化的比照下,中国学者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对本国历史文化的反思和检讨,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远非五四运动可比。这样,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评价也就具有了自我汉学化的特点。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形成的概念如民主、专制,也就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并以此来定性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提出的问题如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李约瑟难题、四大发明的定性、中国是否有哲学等,也就成为国内学术界广泛讨论、经久不衰的话题。

   当然,所谓自我汉学化并非指中国学者人人如此,有的学者特别是有的中国史学者可能未受或少受时风所扰,仍然沉潜于自己的研究。但这样的学者太少了。有的学者基于民族情感或意识形态立场也许会产生一定的警惕性,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西方中心论”业已本土化,他们可能难以将本土因素与西方因素区分开来,因而无法将西方因素排除在外,甚至在研究过程中集体无意识。但重要的是还同时存在这样一个群体:“西方中心论”在他们的心目中一直居于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认为现在还没有新的理论或体系能够取代,其中关于西方历史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很多认识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个群体在量上可能大于前两个群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汉学化的程度与现状。

   更大的难度还在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理论的创建问题。历史研究只能以既定的史实为基础。可是关于工业化和现代化,除了西方发达国家,世界其他国家大多还没有完成,甚至还没有开始。因此,要研究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还不具备条件,而只能借用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欧洲模式与未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非欧国家进行比较。这就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论,而且仍然以欧洲的经验评说非欧国家的事实。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只有“西方中心论”一种理论体系,这种体系大到人类历史的线性发展观、现代化理论,小至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概念,都是西方历史的产物。我们既缺乏从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形成的概念、框架、理论、方法,也缺乏从自身看世界的理论和模式。这样,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就无法说明在向西方学习之前我们自己的有别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从而无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羁绊。另外,还必须承认,有的非欧国家虽然历史悠久,但对自己历史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到现在为止,还远没有自己的体系。基于以上原因,我们目前可能还难以建立起取代“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论,“西方中心论”是一个在19世纪末开始引进,经过多代人的传承、扩展,在我们的史学研究中已经基础化、工具化、观念化的知识理论体系。对这样一个我们正在使用的体系和据此形成且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东方主义、汉学主义进行突破,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甚至多代人的努力。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三、重新认识中西方历史的必要性

   由于中西方历史研究都深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就必须通过重新认识中西方历史来建立。20世纪80年代,马克垚出版专著《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在史学界发出“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的呼声。今天,在突破“西方中心论”、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的大势下,我们更应该强调“重新认识”的必要、意义和价值。通过重新认识中西方历史,解构、摒弃西方那些缺乏客观性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本土资源,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

   一般说来,书写的历史与实在的历史在客观性上存在差距,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即使以客观主义为撰史原则的兰克史学,也无法突破这一格局。而18、19世纪以来的欧洲史,是在“西方中心论”的设计下形成的,与客观历史的距离更大。中国史的情况可能好些,但因为受“西方中心论”、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汉学化的羁绊,与客观历史的距离也比较大。由此,即可见重新认识的必要性。由于“西方中心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具有涵盖性,我们的重新认识也应该具有全面性,而不能局限于某些领域。在重新认识的过程中,应注意剥离欧洲史学家的思想意识,剔除他们先入为主的指导理念和预设前提。这样,通过重新认识,就可以解构和摒弃“西方中心论”中那些缺乏客观性的概念、理论,提出自己的概念,建立自己的体系。当然,重新认识的工程太大,困难太多,但不进行这样的认识,所谓“突破”,效果就肯定是有限的。

   实际上,学术界对中西方历史的重新认识很早就已开始,只是那时还缺乏组织筹划,所谓重新认识,主要是学者个人的行为,分散独立,不成系统,加之当时的国力不强,地位不高,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还很有限。

首先看关于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对普世主义的历史叙事进行了理论反思,围绕奴隶制、封建制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历史的发展路线、历史学体系的建构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例如,罗荣渠提出“一元多线”历史观,认为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发展图式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中国历史的发展路线不同于西方。黄现璠主张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以“中国中心观”替代“西方中心观”,认为“中国历史应重新分期”。许多学者则各从自己的视角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分期。田昌五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和以周期性循回演进为特点的封建帝国时代。张金光划分为邑社时代、官社时代、半官社时代、国家个体小农时代。冯天瑜划分为封建时代、皇权时代、共和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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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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