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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腾飞:刘泽华史学方法论的构建

更新时间:2022-06-01 00:39:29
作者: 宁腾飞  

   从学理的角度看,“思想与社会互动”法是对思想与社会关系研究的一种深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从整体性、普遍性、宏观性层面讨论思想与存在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但是,在具体分析时,思想的状况则更为复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多层次的”。譬如,在同一社会存在的前提下,不同思想家的思想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同一思想家的思想在不同阶段也会发生转变;不同的社会存在会不会产生同一类型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在某些情况下对于社会存在的影响甚至是关键性的,等等。互动法更好地应对了具体分析中的复杂性状况,因为它在社会存在的前提下,更加关注思想意识的社会语境,以及思想意识对社会状况的影响。

   除了学理层面,刘泽华提出“互动法”还具有对学科分化的纠偏功能。尤其是在学科越来越细化,愈加专题化、专门化的当下,“我们在学科上常常把一些东西分开,这是研究物的,那是研究精神的;研究物时不见思想,不见观念;反之,也不见物”。但是,历史本身是浑然一体的,历史的整体性要求历史研究必须以整体思维来处理问题。本来只是为学术分工而展开的学科化、专门化研究,却限制了史家的思维,这与历史研究要求的整体性思维背道而驰。譬如,“思想史研究的大抵主要是研究思想家的文本、思想逻辑、学术传承和抽象继承,相对而言,很少注重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社会史研究的主流是社会的实体问题,相对来说,疏于与思想的结合”。这就亟需打破学科壁垒,从整体性出发考察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因为,“分科是为了治学,但治学不是为了分科,更不是巩固学科,而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如此,“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法打破了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之间的学科隔阂,从问题的整体性出发,考察思想的物化和物化的思想。

   此外,互动法的提出正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特质的准确评估。从文化特质来看,中国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世俗化。这种世俗化带来的就是中国思想家注重社会现实问题,而较少关注超社会的彼岸问题。因此,“终极关怀、价值体系、知识体系、政治体系、社会体系之间是一种一体化的关系。其间虽然不无矛盾和对立,但主流是合一和相通的。这在传统思想中有极其明确的表述”。这与西方思想注重思维和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本质和现象、偶然和必然的抽象概念迥然有别。中国思想注重人的社会问题,如人生、伦理、政治、社会等。这一点成为清末以来学人的共识,如刘咸炘指出:“惟中人于人生社会之原理则讲之甚详,精透之言多为西人所不及。”但是,他们着眼于中西学的比较,并未衍生出思想史的方法论。刘泽华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道器不二、体用不二等表述,揭示了思想与社会的一体化特征,提炼出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法。

   大体来讲,刘泽华的“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法主要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思想的社会性。思想的社会性着眼于思想学说的外在社会语境和内在社会阶层。就外在社会语境言,思想并非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自主的领域,思想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语境。那种把思想发生的过程视为“自主过程”的看法,在历史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因为它忽略了思想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思想与历史的其他部分有着密切的关联。当思想家面临不同的社会语境,就会产生不同的思想。思想史家本杰明·史华慈对此也颇为认同,指出思想史的核心问题就是人们对于他们所处“环境”的有意识的反应。这里的“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之内特殊的社会与文化的环境”。因为,“人们总是生长在特殊的社会之中,具有特殊的制度、特殊的文化背景、特殊的思想潮流等”。思想的社会语境是思想社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内在社会阶层言,思想史不只是对思想家进行研究,应关注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状况。刘泽华明确提出对思想进行“分层研究”,指出,“在传统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均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期盼,表现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因而需要进行分层研究。”譬如,从农民阶层、士人阶层、商人阶层、宗教团体等不同视角对思想进行多维透视。另外,思想尤其是统治思想是自上而下向社会大众灌输的。重政治与重伦理的思想特质必然会导致思想走向社会,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人伦的和谐。从这一角度出发,统治者就会利用制定制度、弘扬官学、表彰楷模、惩处失范等方式向社会大众输出思想。“这些手段对民间社会意识的影响极其广泛而深刻,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实现统治思想的民俗化。”

   二是社会的思想性。社会的思想性主要是指社会观念向思想界输入,以及社会现象折射思想观念。就前者而言,民间的社会观念、文化资源等会通过各种途径向思想界输入。思想的主要呈现者是精英,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思想的生产完全属于精英吗?实际上,并非如此。民间的社会观念和文化资源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也会为思想的形成提供资源。“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通常大众文化、民间学说在前,统治方略、官方学说在后,统治思想是在不断采择、吸收、加工、整合各种大众文化、民间意识、私家学说的基础上形成和演变的。”如此,社会观念就会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融合于精英思想。就后者讲,社会上的各种文化现象实际上体现着独特的思想内涵,是“思想文化建构的结果”。这就要求学者对于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风俗、行为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社会的层面,而是要挖掘背后蕴含的思想观念。如,“家庭、行会、结社、团体、秘密会道门、宗教、师生、朋党等社会组织观念”,旌表牌坊、神位祠堂、神物等物化标志所蕴含的观念。

   三是社会与思想的同一性。如果说思想的社会性与社会的思想性仅侧重某一方面的研究,那么,社会与思想的同一性就在于凸显既不属于社会也不属于思想的共享共有课题,如社会思潮、文化典型、思维方式、社会性的政治思想范式等。以文化典型为例,那些根据特定历史人物加工塑造的文化典型,很难说是社会的,还是思想的,往往是上下互通、官民共享、精英与大众共享的现象。孔子、诸葛亮、关羽、包拯等既是历史人物又超越人物原型,获得全社会的膜拜和敬仰。刘泽华借用“一分为三”的观念来说明“要研究超乎思想与社会也容有思想与社会的那个‘三’。换句话说我们要研究的重点既不是‘形而上’,也不是‘形而下’,而是联结上下并包容上下的形而‘中’”。这种哲学式的理论概括凸显了社会与思想浑然一体的特性。

   “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法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刘泽华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自为到自觉的演变历程。大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刘泽华已经开始从事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互动研究,尝试分析作为思想源泉和社会阶层的士。21世纪初,他开始有意识地倡导和实践“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组织“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主编《中国社会史丛书·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集刊。如果说前一阶段是自为,那么后一阶段就是自觉。这种自觉一方面是在反思既有研究过分专门化的局限,另一方面是基于对整体性研究的理论思考。所以,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法不仅可以深化和扩展中国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而且可以“提高历史学的整体研究水平,深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认识”。在此有必要说明,刘泽华的互动法不仅揭示了思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在于呼唤对“整体研究”的关注。历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质就是整体性和综合性,“从整体性的角度看问题,是历史学研究所必须的思维品质”。他指出,“对历史进行整体研究才能更准确地对历史进行定位,有了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我们才有较确定的历史‘对话’对象。”显然,无论思想研究还是社会研究,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存在的整体性和历史研究的专门化之间的矛盾是史学界一直存在的问题。刘泽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单纯追求整体或专门,而是注重专门基础上的整体、整体视野下的专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法就表达出这种史学旨趣。

   可以说,刘泽华的“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法是新时期思想史研究的新创获。它的提出,一方面是基于学理层面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进一步推进,另一方面也是对学科分化带来的专门化、专题化等局限性的反思。它凸显思想的社会性、社会的思想性、社会与思想的同一性,倡导一种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整体研究。这对于纠正当下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弊端具有重要意义。

   余论

   在新时期的史学实践中,刘泽华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在史学研究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中提炼出“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阴阳组合结构”“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方法论思想。除此之外,刘泽华的史学著述还体现出注重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特征。刘泽华的史学深受南开大学实证史学的影响,尤其是郑天挺对其注重实证研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回忆说:“郑先生提出要有两万张卡片方可写书、著文;又说,收集史料如捉贼,稍纵即逝,不可放过。这成了我终生的‘立命方’。”从史学著述来看,刘泽华的史学表现出浓厚的实证精神。同时,刘泽华非常明确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如政治哲学、社会模式、共同体等。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视之为方法论呢?有学者指出,刘泽华“在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中逐渐自觉地走向了跨学科研究”。不可否认,刘泽华的研究确有一些跨学科的内容。但是,跨学科显然不是刘泽华史学方法论的应有之义。并且,刘泽华明确指出:“对政治哲学可以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目的,比如历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等等。我身忝列历史学行列,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历史学的。”从其史学著作中也可以发现,刘泽华的史学方法主要是历史学的方法,并不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征。刘泽华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注重实证和其他学科的概念。但是,在方法论层面,这显然不是刘泽华的方法论思想。因为方法注重具体的手段、策略和技巧;而方法论则是对具体方法的理论化、系统化概括。

   通过对刘泽华史学方法论思想的总结,可以发现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刘泽华的方法论思想与唯物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刘泽华的史学思想体系具有独特的学术个性,但也不能因此就轻视乃至忽视唯物史观对刘泽华史学的影响。他称,“对于马克思主义,从前我信,而今而后我仍认为它对历史的解释功能远远优于其他的‘主义’和方法论。”可以说,刘泽华的方法论思想与唯物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阶级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是对阶级分析法的继承和反思。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嵇文甫、吕振羽、侯外庐等皆注重阶级分析法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运用。但是,他们对于思想中阶级之外的内容关注不多。刘泽华的“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一方面是对阶级分析法合理性因素的继承,另一方面是对阶级分析法绝对化的反思。实际上,阶级分析法在承认阶级利益的同时也承认共同利益。因此,刘泽华的“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克服了教条化阶级分析法的局限,呈现出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的本来意蕴。其次,阴阳组合结构的形成也与唯物史观有一定的联系。刘泽华在论述阴阳组合结构的思路时,指出主要是受“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的启发。他说,“马克思说的‘在矛盾中陈述历史’,这是我从始至终遵循的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再次,关于社会与思想的关系,也是唯物史观关注的重点。马克思一直强调思想意识不是“从天国到人间”,而是从“人间到天国”。“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反对纯粹抽象地谈思想意识,而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考察思想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实际上,社会生活与思想意识之间的关系正是唯物史观所要讨论的。刘泽华的“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与马克思学说的侧重虽有不同,但都是对社会与思想关系的讨论。作为刘泽华的学生,葛荃注意到“泽华师是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自喻‘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他的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这种认识难能可贵地注意到刘泽华方法论思想与唯物史观之间的紧密关联。

   其二,刘泽华的方法论思想是基于史学实践的理论化表达。史学方法论建构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着眼于史学理论的解析,另一种是基于史学实践的概括。刘泽华的方法论思想属于后一种路径。他的方法论思想源于史学经验,又进一步有意识地指导史学研究实践。他的“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阴阳组合结构”“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萌芽,并在此后的史学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提炼,最终形成了方法论思想。如,关于阶级,刘泽华最初发现在政治思想中不仅有阶级的内容,还有阶级之外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政治”概念大于“阶级”概念。这些大抵是在史学实践中的感性认识。然而,他并不局限于此,而是进一步进行理论思考,借鉴社会学的共同体理论,修正阶级分析的不足,用“共同体”来概括阶级之外的内容,最终形成“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阴阳组合结构”大概也经历了“有机的统一体”“刚柔结构”“主辅组合命题”等不同阶段。可见,刘泽华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并主动对史学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阐释。这种方法论思想不仅推动了刘泽华的史学研究,还形成了当代中国颇具方法论特色的王权主义学派。这充分表明从自为走向自觉不仅是史学方法论建构的重要路径,也是历史研究者应具备的学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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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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