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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晓光:17—19世纪日本的皇权主义思想

更新时间:2022-06-01 00:38:09
作者: 许晓光  
相信天皇的统治权才真正具有合法性。这实际上已暗含了对幕府合法统治权的否定。

   如果说朱子学派、国学派主张的忠君道德或天皇神化思想尚未直接涉及幕府统治,那么尊皇思想家山县昌贞(1725—1767)则因主张为皇室正名、反对幕府而招来杀身之祸。由此,他于1761年完成的《柳子新论》不能公开发表,直到1884年才得以面世。山县在书中吸收了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借谴责历史上的武士政权排斥天皇,表达了否定德川氏篡权、恢复天皇统治的主张。他首先承接“记纪文化”的思想,表述了天皇的伟大业绩:“神皇肇基,缉熙穆穆。力作利用厚生之道。明明其德,光被于四表者,一千有余年……民到于今,无不被其化矣。”接着又强烈谴责了武士相互争斗、把持政权、排斥天皇的罪恶行径:“至于保平以后,朝政渐衰。寿治之乱,遂移东夷。万机之事,一切武断。陪臣专权,废立出其私,当此时也。先王之礼乐,蔑焉扫地矣!”即便室町幕府掌权,也仍然耀武扬威,将军表面自称天皇将相,“实僭南面之位”。尽管局势如此严峻,但由于“先王之道”符合民心,因而强暴之臣,尚不能毫无忌惮,所以仍能保持“神器不移,皇统线存”。但是几代之后,武将割据重起,相互争夺残害而无穷无尽,一直持续到当前。当政者继续着“战国之弊,苟且之政”,在天下混乱中,人民“将焉守其土,又将焉安其身”?山县描述的幕府专权、排斥天皇,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罄竹难书。他主张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为天皇统治正名:“孔夫子尝谓:名不立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个名并非空名,而是要恢复以天皇名义制定的各种治理国家的法规:“先王之大经大法,自有律令可见焉。若能有忧民之心,名其不可正乎?礼乐其不可兴乎?刑罚其不可措乎?”山县认为,只有恢复天皇的最高统治权威,按照天皇颁布的法律行事,日本社会才会走向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这种在当时较为“超前”的政治理论,实际上为德川幕府晚期“尊王倒幕”政治主张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由上可见,尽管从中世到近世,天皇权力长期被边缘化,皇权主义思想微弱,但朱子学传入后,近世的日本朱子学家和国学家受“大义名分”思想的影响,继承了古代“记纪文化”之神话传说,继续将天皇、皇权乃至“应当”由天皇统治的日本国神化,宣扬一种违背史实的非理性的皇权主义思想。不过这一时期的皇权主义思想,大多尚处于伦理道德抑或哲学思辨的范畴,其影响力仅限于思想界的知识分子范围。

   三、内忧外患局面下水户学的皇权主义思想

   德川幕府末期,西方已开始工业革命,殖民者足迹已逐渐深入东方。而日本由于雄藩各自为政,导致幕府统治逐渐衰落。加之被迫开国后,幕府政治举措失当,引起社会普遍不满。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日本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国民中的忧国意识、攘夷思潮勃兴。为了一致对外,应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亟须有一个能够凝聚民心的核心力量。而幕府已失去了国民信任,于是一直被边缘化的天皇又被重新抬了出来。

   后期水户学派的藤田幽谷(1774—1826)在论述等级名分论时,仍秉持“天人合一”的观念,认为“有天地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苟君臣之名不正,而上下之分不严,则尊卑易位,贵贱失所,强凌弱、众暴寡,亡无日矣”。幽谷实际上是暗指幕府将军也属于天皇臣下,不允许僭越不轨,更严禁犯上作乱,否则将国无宁日。为了树立天皇在日本民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幽谷将天皇进一步神化:“赫赫日本,自皇祖开辟,父天母地,圣子神孙,世继明德,以照临四海。四海之内,尊之曰天皇。”天皇统治下地域辽阔,人民众多,民间高人无论能力多大也不敢篡夺皇位,因而“君臣之名,上下之分,正且严,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是以皇统之悠远,国祚之长久”。那么地位“至尊”的天皇与实际掌权的幕府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幽谷认为,应当用严格的等级制度来约束双方关系:“幕府尊皇室,则诸侯崇幕府;诸侯崇幕府,则卿大夫敬诸侯。夫然后上下相保,万邦协和。甚矣名分之不可不正且严也。”所以真正符合大义名分的政治秩序应当是,“幕府治天下国家者也。上戴天子,下抚诸侯,霸王之业也”。幕府仅仅是摄天子之政,而天子太久不实际掌权,社会难免生变,所以正常的统治秩序应当是“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皇朝自有真天子,则幕府不宜称王”。他强调,幕府只是代天皇摄政,天下大权实际上属于天皇;天皇不能长久地远离政权,否则会天下大乱,即暗示天皇应尽快回归实际掌权的地位。

   水户学派另一位思想家会泽正志斋(1781—1863)在其著作《新论》中将天皇权力进一步神化。他认为,古代神武天皇的“大治”最能体现国体的政治统一理想:“太祖神武天皇既定天下,封建国造,俾司牧人神。旧族世家悉维之以名位。而土地人民悉归于朝廷,天下大治。”随后他又论述了历代天皇一统土地、人民而“大治”的状态,认为此状态可在日本延续下去:“苟能因人心之不可磨灭者而立之规制,原于神圣所能经纶天下之意。经土地、制人民,正君臣之义,敦父子之亲,范围天下,以为一身。岂甚难为哉?”会泽还进一步提出,要建立法治社会,就必须明确君臣的地位名分,如同弄清楚自然形成的父子关系一样。因为帝王之所以能统治四海而使天下长治久安,并非用一世威严迫使人民慑服,而是靠大义名分长久维持:“夫君臣之义,天地之大义也。父子之亲,天下之至恩也。义之大者与恩之至者,并立天地之间,渐渍积累,洽浃人心,久远而不变。此帝王所以经纬天地、纲纪亿兆之大资也。”他认为,自古以来天皇的地位就不曾动摇,直到今天依然如故。而天皇与幕府将军的关系,不过是帝王与臣下的关系,如同父子间的上下关系一样,不会因为实权的转移而有所变化。天皇终究会掌握实权,君临四海。这些理论显然继承自朱子学“天人合一”的观念,虽有悖于客观上天皇的实际历史地位,却使《新论》被幕末志士广泛流传,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指导方针。

   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1800—1860)虽属德川家族,却也极力宣扬尊崇皇权的思想。他认为在古代,天皇就已经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恭惟上古神圣,立极垂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所以照临六合、统御宇内者,未尝不由斯道也。宝祚以之无穷,国体以之尊严,苍生以之安宁,蛮夷戎狄以之率服。”但“神的子孙”天皇仍不自满,继续努力使人民安乐,“乃若西土唐虞三代之治教,资以赞皇猷”。由于模仿了中国古代唐虞三代的治国方式,所以天皇统治天下,没有任何力量能超越之。只是到了中世,由于“异端邪说,俗儒曲学,舍此从彼”,从而导致日本“皇化陵夷,祸乱相踵。大道之不明于世也,盖已久矣”。幸亏有德川家康“拨乱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文,以开太平之基”。在面临当前国政忧患的局势时,民众应当“奉神州之道,资西土之教,忠孝无二,文武不歧。学问事业,不殊其效。敬神崇儒,无有偏党。集众思、宜群力,以报国家无穷之恩”。这里所说的“国家”,是指天皇统治下的“神国”,而不是幕府掌权的国家。当然,德川齐昭并不否定本家族的实际掌权,而是在承认德川幕府统治权的前提下,尊崇皇室的至尊地位并效忠天皇。

   藤田幽谷之子藤田东湖(1806—1855)则将“天皇为神之后代”的观念推向极致。他认为,所有天皇的祖先“天祖”居住在高天原,“光华明彩,照彻六合”。这种光彩堪比天上的太阳:“恭惟天祖上同体于天日,下留灵于宝镜。然则赫赫太阳,巍巍势庙,实天祖精灵之所在。历代天皇尊之奉之,而敬天事祖之义兼存焉。”并且,这种如天上太阳的伟大是其他国家的君主所无法媲美的。后来的天皇即“天祖”的“圣子神孙”,继承了先祖明德,下面的公卿士庶皆“蒙受鸿恩”,各地居民都沐浴化育,甚至连四周的蛮夷戎狄都情不自禁地产生仰慕之情。东湖还强调,天皇一族是太阳的后嗣,世世代代“奉其神器以君临万姓”,血统延绵不断的天子天孙“垂统创业,巍巍乎其大矣”!所以天皇统治绝不是偶然的,是天地的自然规律。尽管现在日本受到国外“夷狄”的侵扰,也不能撼动“神的子孙”统治下的“神国”。

   针对欧美列强的压迫之势,东湖运用皇权主义思想抨击了幕府与外国侵略者:“赫赫神州,自天祖之命天孙,皇统一姓,传诸无穷。天位之尊,犹日月之不可逾。”如此伟大的“神皇”,即便是与中国古代德高望重的舜禹、足智多谋的汤武相匹敌者,也只有专心一意侍奉天皇。万一出现主张天皇应当禅让之类谬论的人,日本所有臣民皆可群起而攻之。更何况“借口托名之徒,岂可使遗种于神州乎?又况腥膻犬羊之类,岂可使垂涎于边海乎”?即便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幕府,也不能让他在“神州”延续后代;哪怕是来自外国的野蛮夷狄,也不敢垂涎于“神州”的边疆。东湖在此已将天皇和日本神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后期水户学的皇权主义思想,明显继承了日本古代“记纪文化”的神话传说。但由于时代背景发生了剧烈变化,所以这些学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政治期待,将其作了更加复杂的阐发,突破了以前的伦理道德范畴,而愈加趋向政治领域。针对幕府统治不力的现状,他们不仅鼓吹天皇的“神圣至高”地位,而且进一步提出了更新的皇权主义思想:作为天皇臣下的幕府将军以及各级封建主,应当效忠于“至高无上”的天皇,为维护天皇权威和国家稳定效力。尽管如此,水户学派尚未明确要求天皇走上政治舞台,直接担当社会的最高统治者。

   因此,笔者赞同日本学者岩井忠雄的分析:“在江户时代,这样的皇权思想,以皇祖皇宗建国的神话为基础,在宣传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地位之神圣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天皇地位的神圣,并不意味着直接肯定其现实的统治权。有关统治,只承认幕藩领主制。”后期水户学派主要强调的是维护以天皇为顶点的封建等级制,而不是要求天皇出来执政。这时的皇权主义“与儒教相结合的道德性色彩特别强。天皇制自身的存在,与其说是政治性权威,不如说是主要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性权威更为合适”。天皇尽管不实际掌权,却可以作为精神支柱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利用天皇权威可以缓解日本国内矛盾,达到社会各阶层共同对外、挽救危机的目的。

   四、明治前夕的天皇至尊主张

   应当指出的是,日本天皇所谓漫长血脉渊源,给后世的日本舆论继续神化天皇及其权力埋下了伏笔。明治前夕,出于推翻幕府的政治需求,天皇又在尊王倒幕运动中被抬了出来,并被神化为至高无上的“神器”,同时应当注意的是,思想界也开始出现“尊王扩张”的主张。

   佐藤信渊(1769—1850)明显继承了国学家的神化天皇思想,这一点他自己毫不隐晦:“读本居氏之古事记传,服部氏三大考、平田氏灵真柱等书,及愈益精深探究古代史实。恍然悟懂天地生生之理,悉皆产灵之元运所为。”所不同的是,他特别强调皇祖对世界万物的创造,例如,“近来读皇国之神代诸记纪,始知旋转天地,发育万物,造化之为首者,皆与我皇祖产灵神搅回之神机相关”。他认为,皇祖是首位创造天地万物的大神。这位大神创造天地万物时制定了“一大纲、四定例”规则,这种规则万古不变,“作为产灵大神镕造天地之规则,乃天文、历数之基础,万物化育之本原”。至于产生人类的神,佐藤信渊又称为“产巢日”,类似于通常理解的生育神。但他认为该神就是《日本书纪》中记载的产灵大神,“或称为皇祖天神者,皆此二神也”。佐藤主张人类也是由皇祖天神所产生,因此专门强调:“是皇祖天神欲蕃息人类,炼成神圣。此乃镕造天地,冲立天柱之神意也。故主掌国家者,讲究产灵之神意,奉行天意,不可不务人类之蕃息哉。”在佐藤的描述下,人类的诞生及繁衍,皆来源于皇祖的创造。

不仅如此,佐藤信渊还借助神话传说,进一步提出世界其他各国也是由皇祖创造,所以天皇应当统治世界的政治主张。这比他的师辈更“向前了一大步”。他提出,既然天地万物皆由皇祖大神创造,那么“由是观此,大地悉皆皇朝之所领也”。日本这个“皇大御国,作为大地最初形成之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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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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