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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纪宏: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基础及基本特征

更新时间:2022-06-01 00:35:34
作者: 莫纪宏  
《行动计划》得到全面实施,168项目标和任务全部完成,其中很多指标和任务提前或超额完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期间,中国政府在履行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下缔约国义务方面做出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不仅严格按照已经批准和参加的各项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采取各种国内法上的有效措施来保障国际人权公约下的各项人权的有效实现,而且还积极地参与国际人权合作事业,与一些国家开展富有实效的人权对话,在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各项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4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批准1957年6月25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40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对《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的批准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推进人权事业发展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注重人权国际保护合作机制在发展本国人权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此外,2016年9月以来,我国与欧盟、英国、德国、瑞士、新西兰、荷兰等举行了近20次人权对话,与澳大利亚开展了人权技术合作,与俄罗斯、古巴、巴基斯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非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开展10余次人权磋商与交流。2016年,主办了第16次亚欧非正式人权研讨会暨指导委员会会议。2016年,举办了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30周年国际研讨会。2017年、2019年,举办了两届“南南人权论坛”。还举办了“2018?北京人权论坛”以及4次中欧人权研讨会、4次中美司法与人权研讨会。

   由此可见,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保障人权是我们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得到稳步发展。从宪法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确认,到五年规划提出人权事业发展的重点事项,再到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围绕着每一项具体的人权采取有针对性的人权保障行动,中国的人权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鲜明宣示了救国救民、争取人权的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都牢牢把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保障不断向前推进。”尊重和保障人权始终伴随着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历史,构成了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重要使命和重大成就。

   二、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为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人权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建的理论体系和学说中,人权问题始终处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人权问题不仅与意识形态相关,而且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方式具有密切的联系。人权问题还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生活方式的描述,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判断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否具有历史进步性的重要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寻找人权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为指导,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阶段,都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中国的人权保障实践和具体发展道路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奠定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权理论的重要立场和主要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权理论非常重视人权问题的本质和内在特征,揭示了人权的阶级性、历史性以及进步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权理论认为人权具有阶级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形态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张,生活在阶级社会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享有的人权都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每一个社会成员根据其所在的阶级地位而享有与其阶级地位相适应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人权也不例外。因此,“抽象的平等理论,即使在今天以及在今后较长的时期里,也都是荒谬的。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或理论家想到要承认自己同布须曼人或火地岛人之间、哪怕同农民或半封建农业短工之间的抽象平等;这一点只要是在欧洲的土地上一被消除,抽象平等的观点也会立时被消除。”“如果想把平等=正义当成是最高的原则和最终的真理,那是荒唐的。平等仅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对立中,正义仅仅存在于同非正义的对立中,因此,它们还摆脱不了同以往旧历史的对立,就是说摆脱不了旧社会本身。”所以,脱离了人权背后的阶级属性就不能真实和客观地看待人权所具有的具体特征,就可能被所谓抽象意义上的“天赋人权”所迷惑。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权理论又认为人权具有历史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权具有不同的内涵,因此,保障人权的具体任务也要放在具体的历史形态中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以阶级社会为基础的国家最终会走向消亡,人类最终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从阶级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人权问题也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了。”“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的真正自由的实现,即由“必然王国”转向“自由王国”,由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其最终目标不仅是个体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且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彻底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伟大理想。而这种人类总体自由目标和完美价值追求的实现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促进教育和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惟一社会”。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自由实现需要的条件才能全部达到,也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类的彻底解放,即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人类最完美的价值的追求。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本主义人权观对于反对封建的特权制度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不是来自保障人民权利的现实要求,而是从抽象的自然权利出发,因此,从本质上讲不符合人权发展的方向,故只有社会主义人权观才能真正解决人权问题。社会主义人权观具有比资本主义人权观更显著的历史进步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权问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和科学地揭示了人权现象的本质特征,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探讨适合本国人权发展的具体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

   (二)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特征

   中国共产党自从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自己的人权发展道路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人权理论和观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的人权思想形成于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系统化。1940年12月25日,在《论政策》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们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新中国成立以后,围绕着人民权利是什么,人民如何行使权利,毛泽东同志在不同场合又做了系统论述,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改革开放之后,非常关注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始终把发展经济、追求世界和平作为保障人民权利的出发点,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邓小平非常重视区分不同的人权观,指出要坚持我们自己的人权道路,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权观。1985年,邓小平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鲜明地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邓小平非常重视中国人权发展要走自己的道路,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了不能用人权来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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