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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委:公共性与早期文本的作者问题

更新时间:2022-05-31 09:50:13
作者: 徐建委  

   文章出于经传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于文集者不能名家之区别。

   同时,又说明道:

   集部日多,必归湮灭,研究文学者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

   至于诗赋,则是:

   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14)

   《奏定大学堂章程》所代表的是正统的和官方的观念,也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观念。它以文之用为核心,与个人情志有关的诗赋非其所重(15)。与之相反,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在对象与方法上,都是以个体性作品为主,实用性、公共性的文章很难进入主流文学史的书写。这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倒置。“文以载道”的背景虽然为学者所熟知甚至是其常识,但在文学史研究中,人们却非常容易将经史著作和实用性文本视作载道的作品,并有意无意地规避。

  

  

   三、情境取义和作者的透明化

  

  

   上文所引《文心雕龙·原道》的论述,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公共性的价值与意义,始终在古人的作者观念中占有特别突出的位置。《汉志》为六艺、诸子、诗赋写序,谈的都是不同知识类型对于天下治理的意义。如《六艺略》总序曰: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

   “和神”“正言”“明体”“广听”“断事”,都与政事相关。《诸子略》各家小序均述其王官渊源与辅政之长短,如儒家类小序云: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诸子略》总序最后总结道:“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瘉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这甚至是讨论诸子在国家治理中的现实意义。

   从这个角度而言,“诸子出于王官”说未必是关于诸子学术来源的事实判断,更像是对诸子理论的功能定位。比如,《汉志》说,儒家乃“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道家所持乃“君人南面之术也”,阴阳家“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等等。可见至少汉代人认为著作是为公的,不是为己的。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在中古时代之前,什么样的文本可以示人,对于写作者或编纂者来说,有着基本的共识:那些有资于天下或足以代表时代的个体声音,才值得保存和流传。《诗经·国风》中存录有大量表达个体声音的诗篇,有很多在文本的表层仅仅讲述了个人的爱情或婚姻,但从它们被编入《诗经》开始,这些诗篇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声音,而变成了那一时代的声音。至少在先秦两汉时代,人们还是从天下治理的角度来理解《诗经》的讽谏作用。《诗经》中的很多诗篇都是表面上的私人性和功能上的公共性相统一的复合体。

   另一个例子是《离骚》。《离骚》强烈的情感色彩让这篇名作具有了特别明显的私人特征。王逸《楚辞章句》曰:

   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16)

   但王逸的注突出的却是《离骚》的政治意味: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7)

   《离骚》里的比兴并不是王逸“发明”的,而是确然存在的。当人们沿袭《毛诗序》的阐释传统来解读时,那些比喻就不仅仅是个人际遇的倾诉,而变成了楚国政治的表征。在这里,个体性的表达成为实现政治象征的手段。古文献中的“采诗”“献诗”之说,也与此传统有关。至迟在西汉时代,这种诗赋观念就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认识了。《史记》列传的写作,从这个角度看,也是以个体行为指称时代特征。

   我们由此还可以看到早期文本另一层面的公共性。《楚辞》收录的汉代作品,均以模拟屈原口吻为主,反复吟咏《离骚》中的主题。东方朔、淮南小山、王褒、刘向和王逸都在各自的作品里塑造了一个屈原。这个被塑造出来的屈原有着强烈的主体性和个人情感。如此一来,这些作品就有了双重的作者:汉代的写作者和文本中的屈原。特别之处在于,写作者完全将自我隐藏了起来,然后扮演一个他者来表达。我们现在虽然并不十分清楚这些作品的实际功能,但可以判断的是:不管是写作者还是文本中的作者,它们都是在服务于写作传统或文本使用场景。汉代人显然非常清楚这些文本的特性。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言体辞赋的写作者是汉代人,容易将它们当成屈原的写作。但是当我们了解这些作品的背景后,就会知道那些抒情实质上是一种模拟或代言。《诗经》也存在类似情形。比如《豳风·鸱鸮》,在这篇作品里,文本中的言说者是一只小鸟,而写作者同样是把自己隐藏了起来。《毛诗序》称此篇为周公所作:“《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尚书·金滕》对此则有更详细的记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18)《鸱鸮》一诗的内容恰又与周初政治、军事形势非常吻合。但《金滕》所记太像传奇故事,《鸱鸮》是否出于周公之手仍要存疑。若此篇为后人模拟周公口吻而作,那么它就存在双重的代言特征,作者是双重隐藏的。

   另外,像《卫风·氓》《郑风·将仲子》这样的诗篇,《毛诗序》也是以代言看待的。关于《氓》,《毛诗序》曰:“《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泆也。”即诗人借弃妇之口,痛陈卫国时弊。关于《将仲子》,《毛诗序》云:“《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女子,反复陈说希望仲子不要干涉自己的家事,毕竟她要尊重父母与兄长的意见。《毛诗序》将这首表面上的恋爱诗置于《左传·隐公元年》所载“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背景中(19),解释为郑庄公借女子的口吻来拒绝祭仲的谏言。屈原赋里的部分作品,如《惜往日》《悲回风》《渔父》《招魂》等篇,往往有作者的疑问,这些疑问的出现,与学者们对此类作品的代言传统有所了解不无关系。汉赋更是以代言为主要文体特征之一。

   有意思的是,即便是代言诗文,古人所看重的大多是文本的意义,即作品对抽象的历史、政治或民生的具象呈现。《鸱鸮》以周公借鸱鸮对覆巢危机的陈述,告诫周成王天下未稳,管蔡之乱虽平,但周室所寄尚以丰镐为主,有如鸱鸮巢于苇苕,风雨飘摇,故周人应未雨绸缪,及时安定中原,以续先人伟业(20)。周初的政治局势,使得此诗具有了多层的意义空间。如果不在阐释中纳入历史性因素,那么,这首诗的意义层次将变得极为单薄。可以说,这首诗是从历史情境中取义的(21)。

   《氓》《木瓜》《将仲子》等表面上看起来也是极度私人化的表达,它们在《诗经》中的意义也与历史情境有关。同理,《离骚》《九章》乃至汉人的楚辞作品,只有放在楚亡的背景下阐释,才能获得丰富的意义。

   在情境中取义,作者就是文本与历史情境建立联系的媒介,至于其真伪或时代,在这一解释体系中显得没有那么重要。《鸱鸮》之所以和周初的历史产生关联,乃是因为文献记载此篇乃周公所作;《将仲子》之所以可以和春秋初年郑庄公与叔段的权力之争建立联系,则因《毛诗序》称此篇与郑庄公不听祭仲谏言有关(22);《木瓜》在齐桓公助卫城楚丘的背景之下,别有意味,也是因为“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十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的序文(23)。可以说,汉人对《国风》诸篇的解释,是以文和事的关联为主,实际上跳过了作者,在这一阐释体系里,作者也是近乎透明的。

  

  

   四、言为公和文学史研究的诸面向

  

  

   余嘉锡《古书通例》曰:“古人以学术为公,初非以此争名;故于撰著之人,不加别白也。”(24)判断虽与章学诚几乎完全一样,却是在对早期文献成书通例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更具实证性。这样的论断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也别有一番意义。那时,西方19世纪文学研究模式已经在大学里取代了传统诗文研究,中国文学的范围也依据literature而重新划定(25)。今天大学里讲授的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方法,总体上仍然延续了那时传入的范式,当然在具体的文类及文献问题上,传统的知识、观念和方法也混杂其中。以西方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和作者观念处理古代文献的最大问题,也许就是对传统思想中文的公共性意义的忽视。

   此外,西方语义范畴中的作者也很容易被我们忽略其适用性。这种忽略会造成诸多问题。范宽、倪瓒、石涛、黄宾虹的山水画面目不同,柯罗、列维坦、塞尚、梵高的风景画也各具风格,不过,如果将上述八位画家的作品放在一起,两种绘画传统的差异一目了然。用解释塞尚作品的模式来解释黄宾虹,很难发现真正的黄宾虹。相比于绘画,文献并没有直观的视觉语言。阅读另外一种语言的文献,绝大多数人都会将其翻译成母语来理解,那么母语词汇的意义和外语的意义就容易出现交混,语言之间的很多差异因此而不易被察觉。现代以来中文语境中的作者应该就是此类交混概念之一,它带有西方语境中的核心义素,但又被汉语语境创造出了新的意义。欧美解释传统中的作者,作品的权属因素特别重要。但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如前所述,这一因素就没有欧美那么明显,反而公共性因素会受到更多关注。

   经史领域习以为常的“复制粘贴”,由此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如《汉书》对《史记》的搬用;蔡谟重新编纂臣瓒《汉书集解音义》而成《汉书注》,《史记》三家注、颜师古《汉书注》、李善《文选注》、李贤《后汉书注》等文献又抄录蔡谟《汉书注》;唐修《五经正义》对六朝义疏的汲取,特别是对刘炫、皇侃等人著作的直接利用;唐修《晋书》对臧荣绪《晋书》、崔鸿《十六国春秋》的简单编纂;从《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的类书“复制链条”;等等。这些现象说明,许多基本典籍或重要的工具书,其作者为谁,是否抄袭,都不是古人特别关心的问题。

   当然,拈出公共性问题,并非否认独创性、艺术性等问题,恰恰相反,我们从《毛诗序》的论述可以看出,真正能够传递时代声音,起到风化天下作用的诗,正是那些“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文本,也就是自然而然地充盈了个体情感的作品。公共性是基础和底线,个体性必须建立在公共性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中国古代作者观念的特殊性,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文学史”这一话语体系。根据艾布拉姆斯的研究,英语中的literature源自拉丁文litteraturae,意义本为“著作”(writings),即一切文字作品皆可称为文学。自18世纪以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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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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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 2021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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