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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万曙:文学史研究的“空间维度”

更新时间:2022-05-31 09:47:58
作者: 朱万曙  

   内容提要:既有文学史的研究多从“时间维度”展开,这使文学史的本来面貌未能得到完整的呈现,文学史作为情感表达历史的情感温度被系统知识所替代,文学史作为精神史、心灵史的生命情趣被淹没,文学史应有的丰富性和立体感难免被遮蔽。注重从“空间维度”展开文学史的研究,能够还原出更为丰富和立体的文学史场景,呈现特定时间和空间中作家的情感,感知作为文人阶层的作家的生命情趣,促使文学史研究和思想史、心灵史、生活史、情感史等相互衔接,让文学史的研究回归“文学史”的本质。

  

  

   毫无疑问,文学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文学史既然是“史”,自然要按照时间的线索叙述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进程,截至目前为止的绝大部分文学史即是依照此模式叙述的。受到“史”的模式影响,大部分针对具体文学史问题的研究也多从“时间维度”出发。空间要素虽然也包含在叙述之中,例如作家出生于何地、其文学活动在何地展开、作品和特定地理空间的关联等,但由于时间维度的主导性,“空间维度”未能得到强调和凸显,缘此,文学史的本来面貌未能得到真正的呈现,文学史作为情感表达历史的情感温度被系统知识所替代,文学史作为精神史、心灵史的生命情趣被淹没,文学史应有的丰富性和立体感难免被遮蔽。

   如何拓展文学史研究,是诸多学者积极思考的问题。有人对空间维度已有注意。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就曾经说过:“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①陈寅恪在强调“考定时间先后”的同时,也强调了“空间离合”。他还说道:“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②所论“三点”之中也包括了“地理”。注重从空间维度着手,或许可以弥补时间维度描述的不足,拓展和深化文学史研究。

  

  

   一、何谓“空间维度”

  

  

   笔者所谓文学史的“空间”,不是指作品中的虚构空间③,如《水浒传》的梁山泊、《红楼梦》的大观园,而是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的地理和物理空间,是作家个体或群体生活、创作以及从事其他文学活动时所处的空间。文学史上的任何事实,包括一部(篇)作品的创作、对文学家创作发生重要影响的经历、文学家之间的交往和各种关乎文学创作的活动,乃至于作品抄写、刊刻等传播,都是在特定空间中发生的。每一个作家都生活在一定的空间中,在他们人生经历中曾经发生过的影响创作的事件,如苏轼被贬黄州、曹雪芹经历抄家等,都在特定的空间发生。他们的创作,无论是长篇巨制,还是简单一首绝句,也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完成的。文学史上的诸多文学活动,包括某一时期的文学走向的产生、作家之间的交往、文学流派和群体的集会等等,同样是在特定的空间中展开的。

   讨论文学史研究的空间问题,不能不涉及两个概念,一是“文学地理学”,二是“地域文学”。

   近年来,文学地理学研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深进,一批学者不仅勇于思索,而且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使得理论体系越来越周密④。但是,地理学之于文学研究,往往被地理的层级所限制。“地理”是“全世界或一个地区的山川、气候等自然环境及物产、交通、居民点等社会经济因素的总的情况”⑤。这里所说的“全世界或一个地区”就是地理的层级,它既是自然的存在,也和行政区划密切相关。地区有大有小,大到一个省、一个城市,小到一个自然村落,但不会延伸到一座园林、一方斗室的层级。空间也有大有小,大到一个自然地域或一个行政区域,如塞北、草原、高原,再如江南和历史上的江南省,城市和乡村等;小到一方斗室书斋、一座园林、一方山水胜境,如影园、兰亭、西湖,李攀龙之白雪楼、蒋士铨之红雪楼。相对而言,“空间”较之“地理”,其层级可伸可缩、可大可小。文学家的生存和活动当然处在不同层级的地理范围中,但更是处于地理层级难以表述的更小的空间中。比如,苏轼被贬谪的黄州,可以是地理层级的表述,但他初到黄州时所居住的定慧院、临皋亭、躬耕之东坡、构筑之雪堂以及所游之赤壁,则只能以空间表述。这些地理和物理空间,与作家的生命、情感融为一体,还原具体的空间,我们可以触摸到他们的生命体温。

   近年来兴起的地域文学,侧重于某一地域文学现象的描述和分析。毫无疑问,它对于某一地域的文学现象以及作家作品的描述和介绍更加深入和细致。作为描述更大地理空间的各式各类的“中国”文学史,由于篇幅和撰述者知识视野的限制,难以将各个地域的文学现象和创作水准并不高的作家作品纳入书写范围之内。因此,地域文学研究弥补了已有文学史忽略的局部现象和未关注的作家作品。但是,不少地域文学研究由于没有摆脱既有的基于时间维度的思维,往往还是按照时间先后排列本地域的作家作品,并没有还原出特定空间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具体场景。

   因此,本文所谓的“空间”,是指在文学史上真正存在过的地理和物理空间,其层级更偏向于具体微小的地点空间。所谓的“空间维度”,是指我们考察文学史的时候所应建立的空间思维角度。文学史的研究,应该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各种文学活动,还原到其发生的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空间。如果将既有的时间维度和本文提倡的空间维度相叠加,则如GPS定位那样,能够还原出历史上文学活动和文学家创作的历史场景,从而再现文学史应有的生动鲜活的本来面貌。

  

  

  

   二、从空间维度对文学史可感场景的还原

  

  

  

   从特定角度审视,文学史是由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具体场景按照时间组合而成的。大到文学活动,小到文学家个体的某一篇作品的创作,无不是在特定空间完成的。但是,统观现有的各种文学史著作或教材,更多的叙述者还是偏重于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文学知识,先分出不同时期,再对一些重要作家略予介绍,对某些重要作品的意蕴或艺术性加以简要分析。由于资料文献的缺乏或者研究还不够深入,叙述者难以回归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这类著作或教材采用时间维度的编年体叙述方法,突出了文学史的知识谱系性质,却因为缺少空间维度的审视,消解了文学史本有的可感场景。而强化空间维度的观照,则可以还原或回归文学史的可感场景。正如杨义所言:“研究文学的发生发展,从时间的维度,进入到具有这么多种多样因素的复合的地理空间维度,进行‘再复合’的时候,就有可能回到生动活泼的具有立体感的现场,回到这种现场赋予它多重生命意义,就可以发现文学在地理中运行的种种复杂的曲线和网络,以及它们的繁荣和衰落的命运。所以,文学进入地理,实际上是文学进入它的生命现场,进入它意义的源泉。”⑥这里举个体创作与群体创作各一例予以说明。

   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被贬谪滁州,两年时间里他都生活在此,这里是他文学活动的空间。依靠欧阳修留存下来的诗文,我们能够部分复原他在这一空间的生活和文学活动面貌。在滁州,欧阳修经历了两个年份的四个季节。他曾经到丰乐亭感受“绿树交加山鸟啼,晴风荡漾落花飞”(《丰乐亭游春三首》之一)⑦的宜人春色,也曾以“枝条不动影,草木皆含愁。深林虎不啸,卧喘如吴牛”(《大热二首》之二)的诗句记录夏天的暑热;尤其是蚊子叮咬,让他写下了《憎蚊》诗,蚊数量之多,如“丛身疑陷围”,声之不绝,则是“聒耳如遭哭”。他在“孤管叫秋月,清砧韵霜风”(《秋怀二首寄圣俞》之一)的秋夜里,想念远在许州的好友梅尧臣,也曾独自面对“天云惨惨”的景色,感叹“林枯山瘦失颜色,我意岂能无寂寞”(《新霜二首》之一)。他在冬天游琅玡山,既看到“雪尽山苍然”的景色,也感受到“涧谷深自暖”(《游琅玡山》)的暖意。

   滁州是一个大的空间,欧阳修在这里更多生活、流连于诸多更小的空间。山水胜景,是作为文人的欧阳修经常踏访、吟咏的地方,而醉翁亭当然是和他关系最为密切的空间。他不仅写下了那篇传诵天下的《醉翁亭记》,而且也写有《题滁州醉翁亭》等诗作。在琅玡山,他足迹所到之处,还有归云洞、琅玡溪、石屏路、班春亭、庶子泉、琅玡寺(《琅琊山六题》)。欧阳修多次驻足的另外一个去处是丰乐亭,写有《丰乐亭记》,并作三首《丰乐亭游春》诗和一首《丰乐亭小饮》诗。菱溪之石,也是欧阳修经常流连的地方,他写有《菱溪石记》,云:“菱溪之石有六,其四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于溪侧,以其难徙,故得独存。每岁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面对这块溪石,他生发出“夫物之奇者,弃没于幽远则可惜,置之耳目,则爱者不免取之而去”的感慨;又写下长达23韵的七言诗《菱溪大石》,表达了“惟当扫雪席其侧,日语嘉客陈清樽”的意趣。除以上三个山水胜景之外,唐代李德裕贬谪滁州时所建怀嵩楼也是欧阳修经常游览的地方。在这里,他曾经和专程来看望他的徐无党、徐无逸兄弟开怀畅饮(《怀嵩楼晚饮,示徐无党、无逸》),也曾和滁州的僚属们在菊花盛开之际小饮赏景(《怀嵩楼新开南轩,与郡僚小饮》)。还有凝翠亭,亦是他经常登临的去处,其《秋晚凝翠亭》说自己是“登临无厌频”。

   作为滁州的地方长官,欧阳修在滁州自然不必像京官那样上朝议政,他感觉自己如逃出笼子的画眉鸟,可在“林间自在啼”⑧。但又毕竟是一方太守,有着自己办理公事的衙署,其中有希真堂。他在其东种植了菊花,十月份花开之际,欣然赋《希真堂东手种菊花十月始开》诗寄托心志,颇富生活情趣。当然也会关注农桑收成,其《田家》云:“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这不是心无挂碍的文人所写的田园诗,而是关心民间疾苦的太守对农事和农家生活的书写。早在乾德年间,滁州知州高宝绪在丰山下面百子坑的会应祠中画上五龙图像,遇到旱灾便来祈雨。庆历七年滁州亢旱,作为地方官,欧阳修也参加了祈雨活动,并作《百子坑赛龙》诗记录此事。

   红桥修禊是清代扬州文坛影响深远的盛事。它是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等著名文学家倡导的唱和活动,关联到清代前、中期文人心态、心绪。活动的空间是扬州瘦西湖红桥,据李斗《扬州画舫录》介绍:“红桥原系板桥,桥桩四层,层各四桩。桥板六层,层各四板,南北跨保障湖水口,围以红栏,故名红桥。”⑨正是在这一空间,扬州的文人聚集唱和,从康熙初年一直延续到嘉庆、道光年间。

   康熙元年(1662),时任扬州府推官的王士禛倡议红桥修禊,其自撰年谱记曰:“其春,与袁于令萚庵诸名士(杜于皇濬、邱季贞象随、蒋釜山阶、朱秋崖克生、张山阳养重、刘玉少梁嵩、陈伯玑允衡、陈其年维崧)修禊红桥,有《红桥倡和集》。山人作《浣溪纱》三阕,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是也。和者自茶村而下数君,江南北颇流传之,或有绘为图画者。于是,过扬州者多问红桥矣。”⑩康熙三年,王士禛再次邀集文友在红桥修禊,其自撰年谱记曰:“康熙三年甲辰,三十一岁。在扬州。春与林古度茂之、杜濬于皇、张纲孙祖望、孙枝蔚豹人诸名士修禊红桥,有《冶春》诗,诸君皆和。”在这次活动中,王士禛赋有《冶春绝句二十首同林茂之前辈、杜于皇、孙豹人、张祖望、程穆倩、孙无言、许力臣、师六修禊红桥,酒间赋冶春诗》,不少文人赓和(11),一时影响颇大。

   康熙二十七年上巳日,被派往扬州治河的孔尚任,亦在红桥举行修禊活动,其《红桥修禊序》曰:

康熙戊辰春,扬州多雪雨,游人罕出。至三月三日天始明媚,士女祓禊者,咸泛舟红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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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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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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