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家峰:最忆是师恩——追念章开沅老师

更新时间:2022-05-31 01:22:13
作者: 刘家峰  

  

   2021年5月28日清晨,章开沅老师在武汉养老院的寓所中安详离世,离7月8日95周岁生日只差40天。按传统的说法,章老师这一生称得上“寿满天年”“福寿双全”了。以我老家的习俗,这算是喜丧,晚辈们不能哭的。但当我从微信群里得知消息时,还是禁不住泪流满面。那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修改课件,下午要给外国语学院提前批录取的新生讲山东大学的历史,因为提及与山大创办有密切关系的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即齐鲁大学前身),我在课件中引用了章老师对教会大学的评论,还放了章老师的照片和书影,没想到这次课就成了我悼念章老师的方式。下午两个小时的课程我神思恍惚,讲到章老师处几近哽咽,不能自已。同学们有些惊诧,我只好如实相告,画面中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今天去世了。

   2020年的新冠疫情虽然对章老师没有造成直接影响,但据华师同事们说,章老师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经常步行去办公室了。11月中旬华师与哈佛燕京学社等举办“近代西方医疗传教士在中国和印度”的国际会议,原本是线下开,我想正好可以回武汉看望老师。但会期临近疫情又起,外地学者改为线上参加。章老师还是到研究所会议室出席开幕式,做了半个小时的主旨发言,强调“如果不研究在华传教士,中国近代史就丢掉了一半”。章老师的思维、语言还是那么清晰、连贯。不幸的是,会议后不久,章老师就在家里摔了一跤,自此以后健康状况急剧下降。随后章老师与师母黄老师搬进医护条件较好的泰康之家(楚园),身体有所好转。但因楚园疫情防控严格,限制外人探望,直到2021年4月6日,我才有机会和师弟张晓宇一起回武汉看望老师。

   那天下午,我们在寓所楼下大厅跟章老师、师母见面。章老师坐在轮椅上,气色很好,也很愿意谈话。我拿着《手泽珍藏——章维藩函札手稿汇编》向章老师请教。谈话中晓宇问章老师一封信的事情,章老师说“不是早就给你了吗?”晓宇这才想起章老师确实给过他了,可见章老师此时记忆力还不错。但万没想到,仅仅52天后,章老师就遽归道山。

   5月30日,是我们与章老师告别的日子。武昌殡仪馆最大的告别厅,摆满了师友和社会各界敬送的花圈,前来告别的人挤满了整个大厅。许多经年未见的师友从各地赶来,有人甚至连夜驱车近千公里,专程来送章老师。此情此景,让人动容。章老师生前誉满学林,身后哀荣备至。

   10月20日,在武汉石门峰纪念公园举行了章老师安灵公祭暨雕塑揭幕仪式,我们跟章老师做最后的道别。老师生前强调“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帮助石门峰公园规划设计,提升了该公园关于辛亥革命和武汉抗战等历史纪念的内涵。公园也没有忘记老师的恩情,专门辟出了一块宽敞的青草地,让老师魂归自然。章老师喜欢小草,经常自谦是“一株野草”。老师说,小草虽然“渺小之至,也平凡之至”,但其“生命意志何等刚毅,何等充盈,它用亿万群体的集体苏醒,萌发出漫山遍野的新绿,一片又一片为大地增添了春天的颜色”。这完全是老师一生奋进精神的写照。章老师为历史学科、为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为华师也为国家操劳一生,就在这片美丽的青草地上安心休息吧。

   章老师离世后,师友及社会各界人士写下了众多情真意切的怀念文章,读来都那么感人至深,而且让我了解了很多以前不曾知道的关于老师的故事。我发现与章老师有过交往的人,甚至仅有几面之缘,心中都有说不尽的章老师!章门弟子更是对老师有讲不完的恩情。这不由得让人感叹,章老师这一生,不知给了多少人教诲、关爱和切实的帮助;章老师的言传身教,不知影响甚至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人生轨迹!马敏老师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概括章老师的人生,实在太合适不过。

   1997年7月,蒙章老师和马敏老师不弃,我有幸忝列门墙;直到2014年7月我离开华师到山大,我跟随章老师学习、工作了整整17年,从一位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位大学老师。即使在我离开华师后,章老师也不时给我指导、鼓励。我天生愚钝,后天努力又不足,学术业绩与章门其他优秀弟子相比,恐有辱师门。但我想,如果没有章老师长期对我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不断鞭策我、帮助我,恐怕我都无法成长为现在的自己。对此,我永远铭感在心。

   从章老师去世那天起,我就在想怎么写一篇纪念文章。但每每忆起老师的恩泽,都有点情绪激动,竟不知从何写起。愈是庄重,愈发不敢轻易动笔。我想从我记忆中捡出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讲一讲,或许章老师都忘记了呢,因为他对弟子们所做的事太多了。还是从我入章门说起吧。

   我最早听闻章老师的大名,还是在山大上大二的中国通史课上。讲到辛亥革命时,老师提到章老师和林增平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我当时是考古学专业的本科生,对章老师的研究了解还不多。1994年秋,我考入山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在李德征、李岫等老师指导下,我对章老师以及章门弟子马敏、朱英等老师的研究有了更多了解。受他们影响,我对商会史研究特别有兴趣,毕业论文想研究济南商埠商会。济南在1905年建立了总商会,到1911年又成立了一个商埠商会,为何要单独成立这个商会,这两个商会什么关系?当时还没有人研究。李老师同意我以此作为硕士论文选题。我收集了一些基本材料后,就分别向朱英老师、马敏老师写信谈了我的研究设想,并请他们指教。两位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并挂号寄来他们刚出版的大作,这让我备受鼓舞。可等我想去济南市档案馆查阅商埠商会档案时,该馆正对这历史档案进行缩微处理,不对外开放了,这一研究就此停宕。那时还在山大任教的陶飞亚老师告诉我,可以利用省档案馆的齐鲁大学档案做研究。我本科毕业后曾在该馆工作两年,环境还算熟悉。为能按时毕业,我赶紧去查阅齐大档案,并最终以“齐鲁大学经费研究”为题做了毕业论文。因材料比较丰富,写作也很顺利。

   但我准备考博时还是想做商会史研究,那最好是去华师读。章老师地位太高,高山仰止,我不敢报考。我就写信给马敏老师表达意向,没想到马老师很快回信表示欢迎,但建议我联系章老师做导师。马老师还告诉我,华师成立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将来不一定非要做商会史研究,也可以做教会大学史,并希望我尽快去武汉面谈。

   1996年12月17日,我从济南坐火车去武汉。那时还是很慢的绿皮火车,要颠簸一整夜,座位票也很难买到,半夜到郑州后才有空座。到武昌正好是早晨上班时间,我进学校后就直奔历史研究所,在走廊正好遇见朱英老师,因为我在书上见过朱老师照片,一眼就认了出来。朱老师把我领到章老师办公室。我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大学者,内心颇有些胆怯,自我介绍都磕磕巴巴。章老师见我有点窘迫,就说马老师跟他讲了我的情况,让我坐下慢慢说。我就把刚完成的硕士论文初稿,一篇关于周馥与山东近代化的会议论文,以及将在《文史哲》发表的一篇译文(陶飞亚老师指导)呈给章老师,这是我当时全部的所谓“研究成果”。

   章老师翻阅了我的毕业论文,说看上去还可以,能用本地档案材料很好,但齐鲁大学还有很多档案是在耶鲁,你还没机会看。随后章老师告诉我,美国鲁斯基金会出资把耶鲁所保存的中国十三所教会大学档案做成了缩微胶卷,只有三套,耶鲁保留一套,一套给香港中文大学,还有一套就在华师,这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套。章老师又谈到了成立不久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介绍了中心成员和正在出版的丛书,并送给我最新的一期《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通讯》。最后,章老师给我讲了三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硕士阶段对教会大学史研究已有了一定基础,可以继续做下去,欢迎来报考我的博士;如果你明年考不上,也可以先来中心工作一段时间;不管是读博还是在中心工作,你都要学好英语。

   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怔了十几秒,然后才回过神来,答应章老师一定努力。章老师与我谈话的时间大概也就半小时,但从此决定了我今后的路。马老师当时担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公务繁忙,直到晚上我才去马老师家见面。马老师还请王奇生老师过来,一起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马老师说,我们就按章老师的意见办,让我好好准备明年春天的博士生入学考试。至此,我才明白,马老师让我来见面,相当于提前面试了。

   转过年来,我和女友考博都成功过线。过了一段时间,马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他和章老师考虑到你们两人同时读博,助学金很少,生活会很困难,打算让我先入职,保留学籍一年,学校还可以分给我一间平房。两位老师想得如此周到,实在出乎我意料。就这样,1997年7月,我硕士毕业就来华师报到,成为历史研究所(1998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后改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员。

   章老师从1990年8月到1994年3月,先后在普林斯顿、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日本、台湾地区等高校任教、研究,1995年年初又作为“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7个月,海外访学期间与众多学人结下深厚友谊。章老师回武汉很长时间内,仍经常收到海外友人的大量来信,我在所里前两年经常协助章老师复函。那时个人电脑和网络还没普及,但中心办公室有一台进口原装的康柏电脑,而且还连通了网络。马敏老师大概是所里最早使用个人电脑和电邮的老师。那时我和章老师都还没有自己的电邮,对外联络都是用马老师的个人邮址。我每天早上去中心办公室检查邮箱,把收到的电邮打印出来分送给章老师和马老师,然后再根据老师的意见代为回复。当时大部分电邮都是英文的,我以前从未写过英文信,一开始都是我先拟个草稿,然后请章老师过目、修改,从句法、标点到行文格式都有改动。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句号必须要用英文输入模式的“点”来表示,不能用中文的句号,这个常识还是章老师教我的。章老师非常注重维护与海外学者的友谊,每到圣诞节和新年,都要我们准备数十张贺卡,亲自写上几句话,签上名。章老师跟我说,不要小瞧这张卡片,它让人感到温暖,这就是友谊。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知道为什么章老师朋友遍天下了。

   我到研究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居然就与章老师有关。1997年12月正值日军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中国教育报》想发篇关于章老师如何发现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文章,马老师指派我来写。因为章老师的大作《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和其他文章对此讲得都很详细,我根据这些材料很快就写好了,给章老师和马老师过目后就传真给报社了。没几天,文章就以《铁证》为题见报,排了满满两个整版,其中大部分内容是章老师亲自翻译的贝德士文献中的材料,但文章的作者署名却只有我。更让我不安的是,报社很快给我寄来了6000多元,说是稿费加奖金。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我半年工资,可称一笔巨款。我想,这篇文章的资料都是章老师一点点从耶鲁神学院档案中爬梳出来的,我不过是把老师的文本再加工而已,原创贡献很少。我去邮局取了钱,去章老师办公室说明原委,想把钱给老师。但章老师坚决不要,让我拿着去“改善生活”。我一再表示我不能要,推来推去,章老师突然有点不高兴,我吓得赶紧退出。我又去找马老师,马老师就说你就不要坚持了,这是章老师对你的关心。我用这笔钱置办了好几样家具电器,刚分到的很简陋的小平房顿时有了家的感觉。

   章老师曾说,做教会大学史、基督教史研究一定要面向海外学术界,他们材料多,研究也比我们成熟。因此,章老师总是想法设法为年轻人创造海外访学的机会。1998年初,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的创所所长马爱德先生(Rev. Edward J. Malatesta, S. J.)和吴小新博士来中心拜访章老师,商谈交流合作。不幸的是,马先生在香港转机回国旅程中因突发疾病去世。利玛窦研究所为纪念马先生,设立了马爱德青年学者奖学金,资助博士生去美国访学三个月。得益于章老师的推荐和吴博士的支持,我有幸成为马爱德基金资助的第一位博士生。我得以有机会去旧金山大学、耶鲁大学访学,并收集我博士论文的材料。

但第一次赴美过程并不顺利。去北京美国使馆签证处面谈时,签证官问我每月工资有多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426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