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家峰:最忆是师恩——追念章开沅老师

更新时间:2022-05-31 01:22:13
作者: 刘家峰  
我实事求是回答说相当于110美元。签证官没说什么,直接把我的护照和申请材料从窗口退回,完全没看材料中邀请方每月1500美元的资助证明。我回来很沮丧地告知章老师,老师安慰说,被拒很正常啊,我给你写封保证你回国的推荐信。再次申请,终于顺利通过。

   1999年10月,我以一个在职博士生身份第一次出国访学。因旧金山大学给我买的机票是先从武汉飞香港,再经停东京到旧金山。我在武汉天河机场顺利登机,正在畅想第一次出国旅行的种种美景。但离起飞时间还不到10分钟时,突然有两位边防人员上了飞机,直奔我的座位,让我出示护照和机票,还询问我许多问题,我一一如实作答。最后我补充了一句,我说我是华师章开沅老师的博士生,老师同意我出国的。这时其中一位警察说“我认识章老师”。就这样,我顺利抵达旧金山。

   我到了美国后,章老师还教我怎么适应美国文化和礼仪,怎么做才算得体。章老师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出访海外,九十年代初在美国任教、研究三年多,按老师自己的说法他是个“老留学生”,我则完全是个“土老帽”。旧金山大学举办国际会议,邀请章老师作嘉宾。我比章老师早到了几天,就去机场接老师。我接过章老师的行李箱,又想去把老师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也拿过来,但老师坚决不让,还给我上了一课:在美国你不要按中国尊老的做法,要理解老年人的自尊,除非他们要求,不要给他们提包,也不要随便去搀扶他们,除非他们真有困难,可以跟在一边随时保护。自此以后,我陪同章老师出差,都是按此指示来做。一直到章老师晚年,他每天往返于家和办公室,要走很多台阶,他也从不让别人搀扶。

   那天晚上会议主办方安排了冷餐会,章老师稍事休息就赶来了。与会学者很多,绝大部分我都不认识,我就跟在章老师身后,不时给章老师加菜、倒饮料等,还一个劲儿跟老师说要吃饱。章老师又给我上了一课,说这样的冷餐会意义不在吃,你看大家都在交流,你也不要照顾我,你要主动上前去找学者谈,做自我介绍,不要害羞,英语说不好也不要紧,跟人家交换个名片。章老师就把我拉到几位他熟悉的朋友面前,其中就有后来给我很多帮助的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史玛丽(Martha Smalley)女士。会议期间,章老师还让我注意学习怎么做presentation,无论怎样都不要超时,还鼓励我积极提问等等。茶歇时,章老师也不忘介绍我认识一些知名学者,包括鲁珍晞(Jessie Lutz)、裴士丹(Daniel Bays)、狄德满(Gary Tiedemann)、劳泰瑞(Terry Lautz)等教授,都是那时认识的,他们后来都给我很多指导和帮助。

   章老师教我的这些,现在看起来都是常识,但对当时的我却是醍醐灌顶,让我比较快地适应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访学期间所到各地拜访学者或到图书馆查找资料,多因为我是章老师的学生而受到热情接待。这次美国之行虽然只有短短3个多月,但收获远超我的预期。特别是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两个月,因为看了不少差会档案,我决定将博士论文的选题由教会大学的农学研究,扩展为近代中国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回国前我给章老师写信,开玩笑式地说,您的名字就是我的“护身符”,让我在美国一路走来都顺顺当当。

   我刚工作的那些年,陪章老师外出开会或讲演比较多,这都是我向章老师学习的好机会,这包括学习如何工作、待人接物等。印象较深的一次是1998年春天,我和同门王薇佳陪同章老师及师母去南京大学讲学,同时也为出版《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与南大出版社商谈。我们去了章老师房间,发现老师已早早把我们翻译的资料分门别类,在桌子上摆放整齐,等出版社杨金荣老师来访。章老师带我们把问题全部梳理一遍,这样交流起来效率就提高了很多。

   那时从南京到武汉还没有直达的火车,要在上海中转。卧铺票很难买,因此回程的火车票委托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代购。徐老师古道热肠,很快就买到章老师和师母的软卧票。我们约定到火车站见面取票。那天清晨,我们乘坐一辆中巴从南京赶往上海火车站,但由于一路下雨,师傅不敢开快,到上海站时离火车出发已不到15分钟了。路上我曾跟徐老师手机联系过,但好像忘记确定见面的具体地点。当时手机还是很贵的通讯工具,我和章老师都没有,这次出差是专门向马敏老师借的。火车站入口处人山人海,很难发现徐老师的身影,我立即给徐老师的手机打电话,但要命的是能拨通但听不见他说话。我非常慌张,对着手机大声喊我们在哪里哪里。这时章老师跟我说,别喊了,不要催徐老师,徐老师血压高,我们大不了就在上海住一天嘛。所幸的是,离开车还有5分钟的时候,徐老师出现了,跑得大汗淋漓,原来他是去了软卧贵宾候车室等我们,他能听见我说话,又折回普通进站口找我们。现在想来,当时我还是缺乏生活经验。上车后我跟章老师检讨,差点误了行程。章老师笑了笑,说以后遇事不要慌,要多替对方考虑。

   章老师总是体谅他人,不轻易批评人。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深刻。2002年8月,长期关注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日本友人松冈环女士要来武汉调查。章老师因去韩国开会,让我和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朱长义负责接待。其实我们俩对日军侵略武汉的历史都不熟悉,朱同学的专业是古代史,只是业余时间对南京大屠杀研究有兴趣,经常向章老师请教,老师就记住了他。当时我们也来不及去省市档案馆详细调查,只能赶紧分头查阅已出版资料,以期对日军在武汉地区的侵略史实有个基本了解。

   我们陪同松冈环代表团去了武汉多个遗址调研,又在宾馆开了一个座谈会。我们先把了解的基本史实跟代表团作了报告。在交流阶段,他们提了很多问题,如“日军在武汉杀死多少人?”“在武汉有多少慰安妇?”“日军在武汉有无细菌战?”等,我和朱同学都很诚实地说还没研究过。尽管如此,我感觉双方交流还是很融洽、很有收获,尤其是松冈环一行不辞辛苦来武汉实地调研,他们严谨、求真的态度让我受益匪浅。同时,我们也对自己和本地历史学者没有开展此类调查研究工作深感惭愧。

   跟随这次访问交流活动的有一位《长江日报》记者,还是华师历史文化学院毕业不久的校友。第二天《长江日报》刊出了这次活动的新闻,标题是《日本小学教师问倒武汉博士 武汉沦陷史亟待发掘》。我跟朱同学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没有很好完成章老师交代的任务。章老师回国后,我把松冈环托我转交的两件礼物送给老师,把《长江日报》报道也拿给老师看。我给老师坦承,我们两人准备不足,确实也回答不了松冈环代表团的问题,请老师原谅。章老师看完报道,说这个报道主旨还是对的,催促我们加快武汉沦陷史的研究,但这写得太简单了,没有把松冈环一行的目的和他们的可敬之处表达出来,且本末倒置,把你们俩也扯进来了。又说,这些问题我也回答不上来啊,总不能写成“日本小学教师问倒章开沅”吧,“这很不像话啊”。章老师说,这不是你们俩的问题,我跟《长江日报》的人说一下。我补充说这位记者就是我们学院的毕业生。章老师就笑了,说看来还是我们培养的问题啊,我们没教好学生啊。章老师就这样宽慰了我和朱同学。

   我刚来研究所时,曾听前辈老师说章老师是很严厉的,甚至有时也发火。但我在所里的这十几年,感觉章老师对我们都是很温和的。只有一次,我犯了错,在一次不该我发言的论文答辩会上,因为观点不同,我言语冲撞了一位年长的老师。这并非是我有意去冒犯他人,确实是我容易冲动的性格所致,我觉得我给章老师丢脸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去章老师办公室说明原委,认错请罪。章老师听完了,很严厉地跟我说,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我也同意你的看法,但你这种批评别人的方式是错误的,你要诚恳道歉,争取原谅。章老师又说我,你还真是山东人的性格,对人真诚、言行坦率本来是都是好的品格;但直率过度,不加思考,就会变成冲动、鲁莽了,这个要不得,要改。章老师又讲了他在反右和文革时期的经历和所见,说明性格某种程度上能决定命运。章老师那次跟我谈了足足一个小时。几天后,我向这位老师做了公开的检讨,获得了他的谅解。

   我从这件事中得到深刻的教训,以后每当有冲动苗头的时候,我都会立刻想起章老师的话。章老师深知我的性格缺陷,在工作中总是宽容我,不断给我提醒,校正我的方向,所幸这种错误以后没再犯过。到2003年底,王奇生、何建明两位中心骨干先后北上,马敏老师又升任华师校长,中心工作受到很大影响。章老师找我谈话,让我负起研究中心的管理责任,以中心副主任的名义对外开展工作。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信任,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实,在章老师的指导下,研究中心的工作开展起来并不难,因为章老师早已铺好了路。当时大学和研究机构普遍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但研究中心情况要好得多。因为章老师在海外的影响力,从上世纪90年代起,鲁斯基金会、亚联董等机构连续资助研究中心,中心因此有充足的预算组织系列的国际学术会议、暑期班和论坛,出版《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丛书,建设资料室,使得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大学史、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中心和交流平台。章老师特别重视中心的文献建设,多次叮嘱我,对西方差会档案和出版著作应买尽买,要舍得花钱。美国公理会、英国圣公会等许多差会档案的缩微胶卷,以及耶鲁所存的《西方眼里的中国》等档案、书籍和期刊的缩微胶卷,都是这一时期购入,花费不菲。再加台湾林治平、王成勉等海外热心人士捐赠的资料,到2005年,中心所藏的教会大学和基督教史研究文献,种类和规模在国内都首屈一指。章老师强调文献中心要成为天下学术公器,要对国内外的学者免费开放。很多资料在公立图书馆要么不准复印或拍摄,要么费用高昂几十元一张。中心资料则全部公开,而且拍摄免费。很多学者特别是攻读学位的硕博生们因此受益最多,对此非常感激。这给管理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我们依然坚持了下去,因为这才能真正体现章老师开放的胸怀、嘉惠学林的初心。

   章老师广博的人脉资源更为中心的交流工作助力匪浅。我曾跟章老师开玩笑,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是“打章老师的旗帜以聚天下学人”。因此,研究中心举办的系列国际会议,总是响者云集。从2002年中心设立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基金讲座以来,我们先后邀请了鲁珍晞、白吉尔、巴斯蒂、钟鸣旦、梁元生、王国斌、王成勉、柯白、狄德满、周锡瑞、裴宜理等众多国际一流学者担任讲座教授。他们或是章老师多年的至交好友,或是曾受章老师教益的晚辈,都以担任讲座教授为荣,作为向章老师致敬的方式。

   从2004年到2008年,研究中心连续举办了五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班”,从2009年开始又举办了四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青年学者论坛”,邀请了国内外多位知名学者来授课、指导。正因为章老师的号召力,这些名教授从未拒绝,青年学者和学生报名更是非常踊跃。当年参加暑期班和论坛的不少同学,现在已成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骨干了。

   无论是暑期班还是论坛,我都请章老师在开幕式上讲话,章老师每次都要兴致勃勃地讲上半个多小时。章老师讲话一向都是幽默风趣,大家掌声不断。章老师结合自己研究教会大学史和基督教史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这一领域从过去的“险学”到本世纪初所谓“显学”的曲折历程。章老师曾多次引用楚图南为戴震纪念馆的题词:“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以此鼓励参加暑期班和论坛的青年学子,不要因为当前热闹而随波逐流,而是要为寻求真理去研究,要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寻找自己的学术之路。

   巧合的是,暑期班或论坛每次开幕的日子大都跟章老师7月8日的生日前后。章老师通常很不乐意我们给他过生日,但以暑期班、论坛欢迎宴会的名义请章老师参加,老师就不好拒绝了,师母也多一起参加。对大部分校外同学而言,这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章老师,争相跟章老师合影留念。大家一起为章老师唱生日歌,分享生日蛋糕,其乐融融。章老师也非常开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最欢喜跟学生在一起了”。多少年之后,暑期班的同学聚会时还常常提起这段令人愉快的时光。

   我在研究中心学习和工作的17年中,跟着章老师、马老师等诸多师长,学习了很多,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2014年,因我和妻子需要回老家照顾双亲,虽有万般不舍,还是不得已离开章老师和华师。我到山大不久,受命参与筹备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负责学术组的工作。基于章老师教导我的做事方法,加上我在研究中心组织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实操经验,虽然国际历史大会的规模要大得多,但这些经验都还能派上用场。回想起来,我所有这一切都是拜章老师所赐。

   我离开华师后还是保持了过去的传统,每到年终就给章老师做个工作汇报。怕打扰老师工作和休息,我都是写较为详细的电邮,这样便于老师随时查看。章老师到晚年仍是保持早起工作的习惯,一般都是第二天大清早就回复,或指示意见,或给予鼓励。只是今年,我注定等不到老师的回复了。

   师母黄老师说“开沅就是那种能让学生记一辈子的好老师。”罗福惠老师这样总结老师做人做事的品格:“先生处事以真,待人以诚,尤其于友人、师弟之道,有仁者之风,这是弟子们终身服膺的重要所在。”诚哉斯言!章老师离开了我们,但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些鸿篇巨制,还有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这是一本更厚重的历史著作,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品味和探索。我和诸位同门也要努力去完成章老师生前未竟的心愿,特别是对他的老师贝德士的研究。薪火相传,学脉绵延,或许才是我们对老师最好的纪念。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426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