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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龙:对性侵儿童犯罪人实施化学阉割的本土化探索

更新时间:2022-05-31 01:17:49
作者: 姚建龙  

  

   内容提要:化学阉割实际只是一种已经较为成熟的通过激素药物治疗并辅以心理辅导达到降低性犯罪人再犯率的治疗措施。国外化学阉割主要适用于性侵儿童犯罪人,是刑事司法进化的结果,也有对儿童最大利益的考量,其虽不完美但是必要的选择。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在我国已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刑法修正积极回应,呈现出严密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法网,加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处罚力度的特点。在现阶段,化学阉割的引入可行、必要且正当,其在有利于强化未成年人保护的同时,还能缓解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过度重刑化倾向。借鉴域外经验及结合本土实际,应当毫不迟疑地通过刑法修正案引入化学阉割,并更名为“药物治疗措施”,专门适用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关键词:化学阉割 性侵未成年人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药物治疗措施

  

   随着校长带小学生开房案、王某华猥亵儿童案、鲍某明性侵养女案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曝光,如何有效惩治和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媒体与社会公众屡屡在此类案件发生后呼吁将化学阉割(chemical castration treatment)这一域外主要适用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措施引入我国,然而“怪异”的是,学术界和立法机关对这一呼吁反应冷淡,与媒体和公众的热烈关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拟淡化“化学阉割”这一容易引起争议的“俗称”,在探究国外化学阉割立法发展与实践状况的基础上,主要基于本土化视角理性评析化学阉割在我国引入的正当、可行、有效、必要性及路径。

   一、化学阉割的起源与发展

   (一)针对性犯罪人的手术阉割

   虽然在我国古代刑罚体系中曾经存在“宫刑”这样一种残酷的刑罚,但是作为专门针对性犯罪人的预防与惩罚措施,却是起源并发展于西方国家。遵照《圣经·旧约》的戒条以及广为传播的法律和同态报复原则,手术(物理)阉割被视为惩罚性犯罪分子“犯罪工具”的适当方式。直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手术阉割仍然被很多西方国家刑法所明确规定,强制并且实际适用于相当数量的性犯罪人。只是在性质上,从同态复仇的报应手段转变为“治疗”(treatment)措施,理论上更加符合新派刑法学的主张。不过,手术阉割的适用规模和范围自20世纪30年代后不断缩小,原因在于其受到了日益严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被质疑是一项非人道的酷刑,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The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禁止酷刑与不人道或侮辱的待遇和《美国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反酷刑规定。194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斯金纳诉俄克拉荷马州(Skinner v. Oklahoma)一案中,基于平等保护的理由,认定绝育(手术阉割)的处罚违反美国宪法。此后,手术阉割的适用规模和范围急剧缩小。手术阉割这一“入侵性”切除手术被严厉批评为一项残酷的肉刑,会把罪犯钉在“耻辱柱”上,一定程度上还属于变相的终身监禁。此外,手术阉割还将让罪犯永远丧失生育权,一旦错误适用将对罪犯产生无法补救的终身影响。另一方面,1940年至1980年间,有学者对手术阉割在降低高风险性犯罪人再犯率的有效性上提出了质疑,尽管类似质疑后来被推翻,但在当时依然对手术阉割的适用产生了不小的打击。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尽管手术阉割备受批评和质疑并且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但手术阉割至今仍未被废除,在一些国家依然合法地运行使用。例如,在2001年至2006年期间,捷克共和国仍有50多名性犯罪人接受了手术阉割。

   (二)化学阉割的创立与推广

   鉴于针对手术阉割性犯罪人的质疑强烈但其预防再犯的效果又十分“诱人”,各国开始尝试使用化学方法操纵睾丸激素的替代性方案。其原理与手术阉割类似,即给青春期后的男性服用药物,将他们的循环睾酮降低到青春期前的水平,它实际上实现了药物诱导且可逆的生化模仿。化学阉割由此产生并逐步成为替代手术阉割的针对性犯罪人尤其是娈童癖(恋童癖)性犯罪人的治疗措施。从世界范围来看,至少有20余个国家以不同形式在立法中规定且在刑事司法中执行化学阉割。

   在欧洲,丹麦、德国等非天主教国家率先通过了化学阉割的立法。其中,丹麦是欧洲首个立法将化学阉割合法化的国家,并于1925年正式实施了第一起化学阉割案例。1935年至1970年间,化学阉割在丹麦作为自由刑的替代,可由罪犯自愿申请适用。20世纪初,受到性侵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影响,德国也开始讨论化学阉割这一前沿问题,当时德国的家庭、老人、妇女和儿童部部长呼吁对性侵犯罪分子的惯犯施加化学阉割。此后,瑞典、英国、比利时、法国、波兰、马其顿和俄罗斯等国先后将化学阉割合法化。

   1966年,心理学家约翰·曼宁(John Money)在美国首次尝试化学阉割治疗。他的“治疗”方式是通过向有易装癖和娈童癖的性犯罪人注射复合醋酸甲羟孕酮以控制性犯罪人体内的睾丸激素水平,同时辅之以心理健康咨询。20世纪末,美国媒体报道了数起惨绝人寰的儿童性侵、绑架和谋杀事件,引发美国公众极大的不满与愤怒,这种情绪在1993年一个年仅12岁的女孩被性侵及残忍虐杀一案中达到了顶点。这种社会情绪与彼时美国所推行的新报应主义刑事政策结合,成功推动了加利福尼亚州在1996年通过了全美第一个化学阉割法案。加利福尼亚州化学阉割法案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有力推动了美国其他州化学阉割立法的进程。

   进入21世纪后,化学阉割开始推广到亚洲国家。韩国是亚洲第一个执行化学阉割的国家。2010年正式通过《对性暴力犯罪者性冲动进行药物治疗相关法律》(Act on Pharmacologic Treatment of Sex Offenders Sexual Impulses),并自2011年开始对年满19岁且再犯可能性大的性暴力犯实施化学阉割。此后,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等国相继出台了化学阉割的专门法案或在相关法律中增加相应法律条款。其中,印尼为回应性侵儿童犯罪激增的现象,于2016年修改了儿童保护的相关法律,其中的关键修正是增加了对性侵儿童罪犯进行化学阉割的条款。哈萨克斯坦也于2016年修订刑法典,增加了专门针对性侵犯罪的化学阉割条款。

   (三)化学阉割的立法模式

   梳理各国有关化学阉割的立法,大体可区分为强制适用和自愿适用两种模式。其中,美国制定了化学阉割法案的大部分州和亚洲国家主要采取的是强制适用模式,而欧洲多数国家的化学阉割法案则采取的是尊重性犯罪人自主权的自愿适用模式。不过,不论何种模式都强调化学阉割是一种“治疗”而非单纯的惩罚措施——包括那些采取强制适用化学阉割立法模式的国家。两种立法模式也都对化学阉割的适用作出了严格的限定,特别是主要将化学阉割的对象限定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或严重性累犯,同时要求化学阉割的罪犯须为成年犯等,体现了鲜明的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特色。

   以代表性国家美国为例,其化学阉割的立法以强制适用的惩罚模式为主,大部分州都确立了“初犯酌定、再犯须适用”的原则,即初次性侵低龄儿童可由法院酌定是否适用化学阉割,但是再次犯罪则法院必须判决接受化学阉割。将接受化学阉割作为性罪犯获得释放或者假释的前提条件,也是多个州化学阉割法案的规定。如爱荷华州规定,法院或假释委员会可以要求实施严重性侵犯罪的初犯者接受化学阉割,以此作为其释放的条件之一;法院或假释委员会应要求有性侵前科的性侵犯罪分子接受化学阉割,除非法院或假释委员会经过合理评估认为,化学阉割对其无效。威斯康星州规定,不论罪犯是否为初犯,接受化学阉割都将有可能作为其释放或者假释的条件。在美国,尽管化学阉割可以强制适用,但对适用对象有严格限定:一是仅适用于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的罪犯。如加州规定化学阉割适用于鸡奸、强奸和猥亵未满13岁儿童的案件。二是对适用对象的年龄进行严格限制。如阿拉巴马州规定适用化学阉割要求罪犯年满21岁。蒙大拿州规定适用化学阉割的罪犯应是性侵害未满16岁且比被害人大3岁及以上的人。

   欧洲也有部分国家选择了强制适用模式,如波兰、比利时等。例如,波兰规定,对于强奸15岁以下儿童或者近亲的性犯罪人,经过精神科专家会诊认可后,可以由法院强制实施化学阉割。采用化学阉割立法的亚洲国家,在化学阉割的适用上相对欧美国家更为严厉,体现了较为浓厚的惩罚性和报应性特点。例如韩国在《对性暴力犯罪者性冲动进行药物治疗相关法律》中规定,不论是初犯还是重犯,法官可依案情对性侵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且年满19岁的成年罪犯处以最长不超过15年的“化学阉割”和心理治疗。2013年该法修正案进一步将化学阉割适用对象扩大至“所有性暴力犯中性欲倒错症患者”。印度尼西亚作为亚洲第二个通过化学阉割立法的国家,其在修改后的儿童保护相关法律中除了将刑期从10年提高到最多20年外,还规定对被定罪的性侵儿童罪犯实施强制化学阉割,并在假释后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哈萨克斯坦在其《化学阉割法案》中也规定了强制适用化学阉割的条款。

   欧洲多数采用化学阉割立法的国家采取自愿适用的治疗模式,如丹麦、瑞典、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马其顿等,其特点是性犯罪人对于化学阉割的适用具有较大的自主选择性,且更加强调将化学阉割视为一种治疗手段,而非对性犯罪人的惩罚措施。不过,这些国家仍然对化学阉割的适用范围作出了严格限定,这些限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申请适用化学阉割的犯罪人年龄有最低要求。例如,瑞典立法规定适用化学阉割的罪犯应年满23周岁,德国规定应年满25周岁。二是对被害人年龄作出限定。如俄罗斯规定化学阉割仅适用于性侵被害人年龄在14岁以下儿童的案件,波兰则规定为15岁。三是对实施化学阉割的必要性提出明确要求。例如瑞典规定适用化学阉割的前提条件为:如果不适用化学阉割,罪犯将对社会构成威胁。在此立法模式中,各国往往为了鼓励罪犯积极选择适用化学阉割,通常将化学阉割设置为减刑和假释的前提条件,或将化学阉割作为减刑的“补偿”鼓励罪犯“自愿”适用化学阉割。比如,马其顿《刑法》规定,“自愿”接受化学阉割的罪犯将获得减刑作为“补偿”:对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可以减为40年有期徒刑,对判处40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减为20年有期徒刑,对于判处20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判处该罪行法律规定的最低刑期,但罪犯需要接受持续的药物治疗,直至法院认为可以停止注射或罪犯死亡。从这个角度看,所谓“自愿适用”模式与强制适用模式的区分是相对的,两者之间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在所谓自愿适用立法模式的国家,化学阉割的适用实际仍具有“隐性强制”的特点,严格意义上说,性犯罪人也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主选择权”。有的学者认为各国化学阉割“常以自愿方式为之”,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误解。

   二、本土化视角下的化学阉割

尽管化学阉割已经在至少超过二十个国家立法中确立及适用,但回顾化学阉割制度走过的百年历程,其所引发的争议从未停止过,不过这些争议并未能阻止其在总体上的推广之势。在我国,早已经有引入化学阉割立法的呼吁,特别是每在发生影响全国的性侵未成年人恶性案件之时。但是,这样的呼吁似乎并未能打动立法机关,也未能消除不少专家对于化学阉割立法的担心与偏见。在笔者看来,单纯去讨论化学阉割在国外所引发的相关争议意义并不大,从立法借鉴与本土化视角出发,需要去探究的是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正当性。化学阉割是否违背基本法理,例如是否为残酷刑罚而侵犯人权?二是可行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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