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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利:国际货币体系会出现重大分化吗

更新时间:2022-05-31 00:44:24
作者: 王永利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史上最严厉的全面制裁,包括冻结俄在这些国家的官方储备资产乃至一些实体和个人的资产,将7家俄银行从SWIFT中剔除,停止对俄最惠国待遇甚至断绝经济往来等,同时对乌克兰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大力支持,将俄乌冲突上升到美俄直接对抗。俄罗斯为此推出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大幅提高卢布基准利率、加强结售汇管制、限制不友好国家出售在俄资产、按照1克黄金5000卢布购买黄金、对不友好国家出口天然气以卢布结算等,由此推动卢布汇率及俄资本市场由大幅下滑转为快速上升,到3月底卢布汇率已收复前期失地并保持上升态势。有人认为这将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带来巨大冲击,催生出新的以“黄金+战略资源”作为锚定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3.0”,以及美元与人民币双体系并存的国际货币体系。

   真的会这样吗?

   这至少需要明确以下问题:

   货币能否以黄金或个别战略资源作为价值锚定物

   很多人对货币彻底脱离黄金等实物约束,由黄金货币或金本位制纸币转化为由国家(授权中央银行)人为调控货币总量的国家信用货币深为诟病或憎恶,认为由此很容易出现货币超发和购买力下降,无形之中剥夺货币所有者的合法权益,扭曲社会资源配置,特别是以一国主权货币作为主要国际货币,更容易让货币发行国通过扩大货币投放掠夺他国财富,引发严重的贫富差距与经济金融危机,因此,应该恢复黄金货币或以黄金及石油、天然气等需求稳定的战略资源作为价值锚定物的货币体系,防止人为调控或随意扩大货币投放,维护货币中性(币值稳定)与社会公平。由此也出现了比照黄金原理,使用区块链等新型技术推出的总量和阶段性新增量完全由系统按照既定规则锁定,由广泛的系统运行节点分布式验证、记录和维护的去中心、非国家化数字加密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币等,使其运行具备公开透明、可以溯源、难以篡改的特点,一度引发人们对实现货币体系创新、彻底颠覆或取代国家信用货币的极大期待乃至投资热情。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对货币本质与发展逻辑或规律的漠视,是货币发展的倒退而非创新或革命,是难以成功的。

   货币发展经历数千年的历史,从自然实物货币发展到规制化金属货币,再发展到金属本位制纸币,最后发展成为彻底脱离任何实物的国家信用货币。甚至连信用货币,也从有形的可直接用于支付的“现金货币”(具有名称、图案、面值、编号、加密和发行人等要素在内的纸币和硬币),发展到以纸质化存款凭据(存单、存折等)保存并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使用的“存款货币”,再到以银行卡等电子载体保存并主要通过电子信息传递和电脑自动核验与支付处理的“电子货币”,又到没有专门的载体、完全以数字方式表现、可以通过互联网及其固定或移动终端设备(如手机等)下载系统并进行智能化支付处理的“数字货币”等不断改进。直观看,货币似乎越来越脱实向虚,不断摆脱对充当货币的特定实物本身价值的依赖,其载体越来越没有真实的价值,因而很容易受到国家当政者的操控并引发诸多严重问题。

   然而,货币发展演变的历程并非人为设计的,而是存在基本的逻辑和规律:货币是为社会财富的交换交易服务的,并伴随交换交易的发展和相关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改变其表现形态、提高其运行效率、增强其合规监控,表面看货币是在不断的脱实向虚,但本质上却是在不断去除其不必要的外形载体而越来越展示和发挥其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权证(代表价值索偿权,拥有购买力)的本质内核,并由此越来越依赖货币流通范围内最高级别的信用保护(社会制度或国家主权等),不断推进蜕变和升华,更加突出其“神”而非“形”。就像蝴蝶由卵变蚕、由蚕变蛹,再由蛹化蝶,最后演变成可以自由飞翔的蝴蝶成虫并进入其最高阶层一样,信用货币就是货币的最高阶层,尽管信用货币本身的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仍会不断优化。

   货币之所以必然从实物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就是因为货币要发挥其作为价值尺度的本质功能,更好地促进交换交易与经济社会发展,就需要保持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就需要保持一国货币总量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财富的价值总量相对应,而不能只跟其中的某一种或几种社会财富(如黄金等)的价值高度绑定。否则,货币总量根本无法与所有可交易财富的价值总量相对应并由此保持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由此,原来充当货币的黄金等实物受到地球储量限制,使得货币供应根本无法满足可交易财富价值不断增长的需要,经济社会越是加快发展,货币短缺带来的束缚就越突出,根本无法满足货币总量与财富价值相对应的基本要求,所以必须从货币舞台退出,回归其作为可交易财富的本原,其价值同样需要以新的货币加以标示。货币则必须从社会财富中脱离出来,成为可以随同财富价值变化而变化(可以人为调节)的纯粹的价值尺度与价值权证。这是货币发展不可逆转的方向和必然规律。

   正因如此,现在依然设想回归黄金货币,或者以黄金等战略资源作为价值锚定物,乃至比照黄金原理运用新型技术打造去中心的数字加密货币等,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能将“石油美元”说成是美元绑定石油或以石油价值作为锚定物。美元在放弃与黄金固定挂钩(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后一度大幅贬值和波动,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不以美元作为计价结算货币,就使其面临巨大汇率风险。随后美国依托其在石油和军事领域的重要影响力,包括协调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等,首先与沙特达成协议,沙特石油出口一律使用美元计价结算,并带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更多地以美元作为石油输出的计价结算货币,通过石油这一当时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大大增强了美元的国际需求和影响力,扩大了美元对应财富的范围和规模,推动美元国际地位大幅回升,“石油美元”的概念由此产生并广泛流传。但由此把“石油美元”说成是美元绑定石油或以石油价值作为锚定物,实际上是偷换概念,是不成立的。石油以美元计价结算,不代表石油的美元价格就一成不变,石油美元价格同样会大幅波动,根本不存在美元绑定石油的问题。近期在俄罗斯宣布对不友好国家出口天然气以卢布计价结算后,又被叫做“天然气卢布”,说成是卢布绑定天然气或以天然气作为锚定物,同样是不恰当的。

   如何看待以美元为中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

   拥有不同货币的国家之间发生交换交易,首先就涉及到以哪种货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的选择问题。一般而言,使用本国货币计价结算,可以减少结算成本和汇率风险,但相应的就会增加交易对方的成本与风险,所以存在着双方的博弈,基本上是由交易中更具影响力的一方做出决定。交易计价结算货币,可以选定交易双方中一方的国家货币,也可以按照“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综合比较,选用更具国际流通性的他国货币。在世界各国广泛的选择过程中,就形成了各国货币在全球交易结算与外汇储备中的世界排名或国际地位。

   所以,要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条件是非常苛刻的,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特别是国际影响力的世界排名,并不是想成为就能成为的。其中,综合国力并非仅指国家经济实力,更不是仅指当年GDP的规模,而是包括教育、科研、经济、军事、语言、法律、增长潜力等诸多因素;国际影响力则要求国家必须充分对外开放,能够对全球重要产品供求产生影响(一个国家拥有国际上供不应求的技术或产品越多,或者对供过于求的产品拥有巨大的国内需求,都是其国际影响力的组成部分),并能够保护其境内外本币资产或权益的安全。所以,即使对外贸易或GDP的国际排名很高,其货币也不一定能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而一国货币一旦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该国就不能仅仅对本国境内的货币与财富进行保护,还需要对本国货币全球使用和储备的安全性、流动性进行有效保护。国际货币地位又会伴随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变化而变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后,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使上世纪60年代美元兑换黄金出现信任危机,1971年8月美国停止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承诺,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所取代,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并未被取代,目前,美元和欧元在国际交易结算中的份额分别在40%上下,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分别在60%与20%上下,成为排名第一与第二的国际货币,其他国家货币在全球交易结算与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很低,远远落后于美元和欧元。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其汇率(包括其与黄金、石油等重要资源的比价)也会波动,但从长周期看,美元总体上是其他国家货币汇率波动的基准或中介,是相对稳定的货币。

   当然,经济金融全球发展需要有与之配套的超国家主权国际货币体系,需要相应的世界一体化治理的规则与运行体系。但在世界没有实现一体化治理情况下,要想打造超国家主权的世界货币,基本上只能是空想。上世纪60年代末期美元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致力于打造与一篮子主要国家货币结构性挂钩的SDR,但并没有成为超主权世界货币,而只是成为成员国特殊的小宗储备资产。现在设想依托区块链等新型科技推动SDR,或者其他与一篮子主权货币结构性挂钩并的超主权世界货币(如Libra等)同样是难以成功的。欧元尽管是多个主权国家的共同货币,但并不是超主权货币,而是一种区域主权货币,因为欧元一经推出,其成员国原来的主权货币必须全部退出,二者不能同时并存。

   在俄罗斯被美国等发达国家严厉制裁后,卢布汇率一度大跌,但在俄罗斯采取一系列应对举措后,卢布汇率大幅提升,3月底开始恢复到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并维持上升态势,成为这一时期汇率升值最为突出的主要国家货币。但是,因此就认为卢布将成为一种与黄金及天然气等锚定的货币并催生出“布雷顿森林体系3.0”,未免过于乐观或夸张。这一阶段卢布汇率变化已经完全脱离自由市场,成为不具可比性的特殊结果,俄罗斯应对制裁举措和卢布汇率反弹的可持续性存在很大隐患,仍有待冷静观察。

   美元与人民币双体系并存的国际货币体系如何才能出现

   一是美元与人民币需要在货币本身出现体系性重大差别。如分别属于实物(黄金或其他战略资源)本位制货币与国家信用货币等。目前看,这种情形很难出现。

   在都属于国家信用货币情况下,根据货币在境外使用和储备的占比不同,国际货币还可以分为全球中心货币与区域中心货币。比如,美元是全球中心货币,但在欧洲可能欧元占比更高,成为欧洲的区域中心货币。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存在美元与欧元双体系并存的国际货币体系。

   当然,也可能出现两个或多个国家或联盟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相当,因此出现两种或多种国际货币不相上下,形成相同(而非不同)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多极化的格局。这可能有利于抑制国际货币单极化下货币发行国滥用货币霸权带来的不公平问题,但也会因此带来多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投机等摩擦成本和投机风险问题。实际上,作为货币,越是集中统一,其运行效率越高、运行成本越低,国际货币多极化看起来似乎很美,但其实并不是全世界的最佳选择。

   二是中美两国完全断绝经济往来,并推动世界分裂成以美国和中国为核心的不同政治阵营与经济区域。由于相互之间没有经济往来,也就不需要用对方的货币进行计价结算与外汇储备,只能在各自阵营内部开展经贸往来,使用和储备区域内部的中心货币。由此就会形成不同的经济体系和交易市场,形成同一种大宗商品在不同区域内有不同的价格体系,形成美元与人民币并存的国际货币体系。

   出现这种格局,将对现有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及相应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带来重大冲击,是非常危险的。不仅会大大缩小美元等现有国际货币的流通范围和储备规模,而且也会使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受到遏制,并可能形成两大阵营尖锐对抗局面,不仅对中美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而且将严重威胁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和平发展,从全世界利益最大化来看,同样不是合理选择。

   综上,对“布雷顿森林体系3.0”以及美元与人民币双重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冷静分析、审慎看待。

  

   王永利,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2022年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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