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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生:融合“和、汉、洋”的日本明治诗歌

更新时间:2022-05-29 00:24:23
作者: 王广生  

   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土井晚翠(1871-1952)和岛崎藤村(1872-1943)是颇具代表性的两位诗人,他们以各自的处女诗集《天地有情》和《嫩菜集》崭露头角,奠定了日本浪漫主义诗歌的基石,被誉为明治诗坛的“双璧”。今年恰逢土井晚翠逝世70周年,也是岛崎藤村诞生150周年。以下让我们回顾一下他们的代表性诗作,并尝试就其日本近代诗歌生成过程中的多元文化内共生的特色进行解读和说明。

  

   土井晚翠

  

   土井晚翠,原名林吉,宫城县仙台市人,1897年从东京帝国大学英国文学部毕业。他在校期间即作为“大学派”诗人而活跃于文坛。1899年他发表处女诗集《天地有情》,在该诗集的序言中,晚翠声称“诗乃国民之精髓”,这一思脉也被认为继承了《新体诗抄》中倡议现代诗歌须有思想性的方向。后来,他又相继发表《晓钟》《东海游子吟》《曙光》《对亚洲呼喊》《神风》等诗集。

  

   晚翠有英雄主义情结,诗歌创作中广泛运用汉文体。如其代表作《荒城之月》(1901),经天才作曲家泷廉太郎(1879-1903)谱曲,成为广为流传的日本名歌名曲,甚至被誉为日本的第二国歌。诗文写道:

  

   春日高楼赏花宴,觥酒疏影照杯盏。苍松枝下问明月,昨日清辉今何见?

  

   秋夜军营霜色寒,雁飞悲鸣残月天。肃肃光冷照剑丛,昨日清辉今何见!

  

   今夜荒城悬姮月,光辉依旧为谁明?残垣断壁唯草蔓,松间闻歌起悲风。

  

   姮娥长辉虽盈缺,人世荣枯有代谢。明月今又照人间?呜呼荒城三更月!

  

   该诗的词汇、句调和意象无不有汉文学尤其是汉诗的影子。与日本和歌文学中常见的似水柔情、风花雪月不同,汉诗调的运用使得本诗格调高迈、气势壮阔,也适宜叙事和情节铺陈。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原诗中的句调仍以日本传统短歌的七五调为主。可以说,这首诗谱曲成歌,受到民众持续地欢迎,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沿用了日本人熟悉的(和歌七五调所带来的)语感和节律。而且,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专业的土井晚翠,自学德、法、意等国外语,熟悉汉文学以及歌德、雪莱等西方诗人的作品,是一个具有世界性视野和多元文化修养的学者型诗人。如同样收录于其处女诗集《天地有情》中的诗作《星与花》,无论从情感表达还是思想内容上,都是更加靠近西方近代诗风的作品。该诗最后写道:“看那滴落下来的白露/顷刻化作人间花朵上的/颗颗泪珠。”晚年的晚翠从事高校教职,专心于西方诗歌的翻译,译著有长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等。

  

   我们从晚翠的诗歌创作中可见“和、汉、洋”三种文化的因子,其诗歌是传统和现代文学、东方和西方诗歌艺术的融合体。如汉诗调浓郁的《星落秋风五丈原》开篇写道:“祁连悲风秋更浓,阵云暗垂五丈原。”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我们较为关注其中的汉文句调表达“祁连悲风”“阵云”“五丈原”等意象,但在日本学者平冈敏夫看来,其中的“秋浓”“暗垂”等和歌文学中常见词汇的使用也值得玩味,与其说晚翠的诗歌文体是以汉文训读体为基调,不如说其特色正是和汉混合体。和汉两种文脉,构成了晚翠诗歌的高音部和低音部、叙事性和抒情性。而与《星落秋风五丈原》相比,《夕星》《暮钟》以及上面提到的《星与花》等作品则显露出西方近代诗的风情。

  

   岛崎藤村

  

   比晚翠小一岁的岛崎藤村则是与夏目漱石、森鸥外并称的日本近代文豪,很多国内的读者认识他,多半源于他那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破戒》。不过,岛崎是以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的。

  

   有意思的是,岛崎和晚翠两人虽同为浪漫主义诗派,但却各有风姿,一般认为土井晚翠的诗风悲壮雄浑,善用汉诗文调,多歌咏历史英雄。而与之相对,岛崎藤村是歌咏恋爱的高手,用词清新文雅,歌风婉约,擅长借用日本和歌传统的七五调。

  

   1897年,岛崎出版了他的处女诗集《嫩菜集》,共收录51首诗歌,诗中对恋爱的渴望反映了青春和时代的心声,颇受社会欢迎。与北村透谷的厌世相比,岛崎藤村这组诗歌讴歌自然和恋情,具有积极的青春浪漫主义色彩,成为日本近代诗歌发轫期恋爱题材的代表作。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嫩菜集》宣告了日本近代抒情诗的成立。此后,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岛崎又相继出版了《夏草》《扁舟》和《落梅集》等浪漫主义色彩浓郁的抒情诗集。

  

   如日本近代抒情诗的名作、收录于《嫩菜集》中的爱情诗篇《初恋》:

  

   记得苹果树下初次相遇/你刚刚挽起少女的发髻/头顶的花梳很美/如花儿一样的你//你伸出纤柔白皙的手/把苹果塞入我怀里/泛着红晕的秋果/她的滋味,是初恋的甜蜜//我情不自禁靠近你,轻声叹息/拂动你温柔的青丝/那一刻,爱之杯盏/斟满你的情意,让我心醉神迷//苹果林的树下/那弯弯的小道,是谁踏出足迹?/你羞涩地问我/那时的情景,我又怎能忘记!

  

   这首诗歌采用传统七五调,感情细腻、富有节奏感。共分为四段,由回忆开启,层层推进,渐次展示初恋的甜蜜与苦涩。诗歌中的恋爱也以西方近代价值观念下的爱情为参照。而且,与土井晚翠雄浑阳刚的诗风相比,岛崎藤村的诗情和内容更接近女性的温柔与细腻,与此对应,语言风格上岛崎的诗风更加靠近传统的和歌,使用的语言也借用了许多和歌文学中的雅语。

  

   不过,作为汉学修养深厚的明治文人,岛崎藤村后期的诗作不自觉地呈现出汉文学的因素。如收录于岛崎最后一部诗集《落梅集》中的名作《千曲川旅情之歌》,开篇写道:“小诸古城外,浮云游子哀。”此中自可见李白《送友人》中“浮云游子意”的影子。

  

   总之,被誉为日本浪漫主义诗坛双璧的土井晚翠和岛崎藤村,他们的诗风虽然相对,歌咏内容虽然有别,但二者相似之处也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两者诗文中都有多元化的文学和文化要素:既有西方近代文学的影响,也有日本传统和歌文学(日本和歌的生成过程中汉文化的因素至关重要,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以及汉文学(汉诗)的因素,他们的文学都可被视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学、多元文化内共生的文学。

  

   多元文化内共生的明治诗歌

  

   多元文化内共生的现象,实则也是日本明治时代多种文化(古今/东西)冲突、变异、融合与共生的表征及结果。就日本的诗歌而言,也不仅限于土井晚翠和岛崎藤村的诗歌,而是具有一种共通性的特征。

  

   刊行于1882年(明治十五年)的《新体诗抄》,被誉为日本新体诗的起点以及近代翻译诗集的三座高峰之一。该书分为三个部分:序言,译诗15首,模仿创造诗4首。作者分别是社会学教授外山正一(1848-1900)、植物学教授矢田部良吉(1852-1899)以及哲学副教授井上哲次郎(1855-1944)。他们虽然都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家或诗人,但三人都通晓西洋诗歌、和歌以及汉诗,是真正具备东西方修养和世界视野的学者。在《新体诗抄》的序言中,他们虽主张,在语言上“用今之语”,在形式上不必拘泥于传统的七五调而要创造新的自由格律,但《新体诗抄》在诗歌的创作和翻译实践中主要依赖的句调依然是日本和歌传统的“七五调”。此外,外山氏在本书的序言中说传统诗歌不能表达“连续的思想”的同时,也提出“雅俗无别,和汉洋融合,只为让读者理解”的主张。

  

   在日本近代诗歌史上,与《新体诗抄》并列被誉为翻译诗集三座高峰的是森鸥外(1862-1922)主笔的《于母影》(又译《面影》1889)和上田敏(1874-1916)的《海潮音》(1905)。在后两者诗歌的翻译实践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多元文化内共生的状态。其中,《于母影》借助汉诗的审美和格调,开创了日本近代诗歌雅语的翻译艺术风格,推动了日本诗的现代进程。如森鸥外在《于母影》中用八言和五言两种汉诗句式交替翻译了德国诗人莱诺(1802-1850)的《月光》:“思汝无已孤出蓬户,沿岸行且吟;安得与汝江上相聚,闻此流水音。”而在日本学者西原大辅眼中,《海潮音》的译诗也融合了和歌、汉诗和西方诗歌之美,体现出了东方传统的审美趣味。具体来说,上田敏依然多采用“七五调”及其变奏,古典和歌的用语也被融入译诗之中。而对汉诗的借鉴则多在译诗题目的选择以及诗意在视觉方面的呈现等。

  

   此外,与土井晚翠和岛崎藤村共同开拓日本近代诗歌之路的著名诗人国木田独步(1871-1908),在东京专门学校(现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期间,开始热衷英国浪漫主义桂冠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主张摒弃传统和歌文学的七五调和训读汉诗的吟诵风格,并借助西方诗歌的自由精神而创作出诗歌自身的节律。但我们注意到,他的代表作《自由在山林》(1897)却回归汉文训读的高迈风格以及传统和歌“七五调”的节奏,应气而歌,直抒胸臆:

  

   自由在山林,热血沸腾我高吟。啊,自由在山林!为何当年弃山林?!

  

   一朝踏入虚荣路,十年岁月归泥尘。抬头远眺自由乡,云山千里外处寻!

  

   极目远眺云天外,远山雪峰朝日影。啊!自由在山林,热血沸腾我高吟。

  

   久别故乡今何在?我本孩童生山林。回望千里江山路,自由之乡云中隐。

  

   作为日本近代诗歌生成期的明治诗歌,虽然它的起点源于西方诗歌的译介,但绝非西方诗歌在近代日本单纯的移植和嫁接,也不能理解为对日本传统和文学以及汉文学简单的否定和排斥。以文学发生学立场观之,日本明治诗歌在生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和、汉、洋”多种文化的滋养,是一种多元文化内共生的变异复合体的文学。

  

   (作者:王广生,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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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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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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