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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峥嵘: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2-05-29 00:07:37
作者: 廖峥嵘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越来越强劲的逆风,在转型中曲折前行。疫情发生后,全球经济活动在相当程度上陷入停滞,对经济全球化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疫情四处蔓延,各国均在全力尝试防控。全球经济增长、市场稳定以及政治社会秩序修复主要取决于疫情发展态势和防控成效。从历史经验看,大流行往往带来社会深刻变化,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将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未来。

   一、本轮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正在转型中的这一轮全球化兴起于上世纪末,它与之前的全球化有所不同。一个世纪以来,全球化意味着商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原料从发展中世界流向发达世界,制成品从发达世界流向发展中世界,商品贸易以及背后的跨国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成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制造业开始形成垂直分工,发达国家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着重发展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环境友好高附加值产业,劳动密集型、重污染行业向发展中国家逐渐转移,生产要素的跨国配置成为这一阶段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跨国公司不但将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且将先进产业的大量环节转移或者外包。这样,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被生产环节的跨界布局所取代,成为这一轮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各自生产、相互交换的全球化模式被全球生产、全球交换所取代。产业链延伸到全球各地,任何一款较为复杂的产品,其组件可能来自数十,甚至上百个国家。资源在全球范围进行配置,实现了高度优化。据统计,目前2/3的世界贸易是中间输入件,而非最终商品和服务。

   2008年金融危机前,全球贸易增速高于全球经济增速,颠峰时高达一倍以上,体现出全球化对于世界经济发挥了强大推动作用。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速出现大幅度下降,而且一直没有恢复。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未能恢复惯有的增长率,这与以前几次衰退明显不同。1974~1978年间世界贸易占GDP之比经历了连续四年的平滑,1980~1986年间是六年,2000~2004年间是连续两年,而自2008年以来,连续十年如此。出现了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贸易停滞期。自2008年以来,世界贸易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在60%以下。全球出口在2009年大幅下跌后经历和2010年的快速反弹,但此后全球出口的年增长率一直低于3%,与全球GDP增长率持平。世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 仍在增长,但是外国直接投资新增流量则表现出令人担忧的下降。外国直接投资新增流量从2007年的1.9万亿美元峰值下降到2014年的1.2万亿美元。

   与贸易和直接投资增速下滑趋势相一致,产业链的跨国延伸也出现了变化。英国《经济学人》2019年1月24日发表“全球化已经失去势头”文章称,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发生的变化是,跨境投资、贸易、银行贷款和供应链相对于全球GDP一直都在收缩甚至停滞。全球化已经让位一个缓慢的新时代。根据荷兰作家创造的一个词,我们称之为“全球放慢化”(Slobalization)。1995~2007年,全球价值链增长迅速。但是近年来,几乎所有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强度(出口占产出之比)均出现下降。贸易的绝对量在增长,但跨境贸易占比从2007年的28.1%下降至2017年的22.5%。贸易量的增速也在放缓。1990~2007年,全球贸易量增速是真实GDP增速的2.1倍,但是2011年后,贸易量增速下降至真实GDP增速的1.1倍。贸易强度的下降在大多数复杂和高频贸易价值链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产业链、价值链局部收缩的同时,还出现了相关的区域化现象。即世界日益形成北美、欧洲和东亚三个经济和贸易体系,三个体系内部的贸易超过了其与区域外的贸易,区域内产业链的整合度也更强。大量超大型和大型自由贸易协定的磋商和签署,大量自由贸易圈的兴起,这些活动都助长了世界经济的区域化。这是对WTO多边贸易谈判进展不力的一种替代。与产业链变化有关的另一个现象是本地化生产的增长,即从全球生产(globalization)走向本地生产(glocalization),制造业更加贴近消费者。区域化和本地化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对全球化的逆动,它体现的是全球化的另一种前进方式。

   二、全球化“放缓”的主要原因

   全球化近年来出现的这些变化有着复杂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新技术的影响复杂化。以前,技术进步通常导致的交通成本和信息交流成本的降低,这意味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成本降低,有助于推进经济全球化。新兴的数字技术在降低运输成本,加快贸易速度的同时,也产生其他效应。有时候,新技术会阻碍货物贸易,推动服务贸易。同时,技术进步导致大量的生产转移成为不必要,如阿迪达斯重新在德生产,这些生产线根本不需要工人,完全由机器操作。

   第二是制造业全球化的趋势发展到了某种极限。制造业的大规模全球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国国家转移产能推动的,近年来,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已经发展到某种极限。2008年金融危机让发达国家充分认识到产业“脱实向虚”可能面临的重大隐患。美国从奥巴马总统任内开始推动制造业回归本土,到特朗普政府执政,推动力度更大。同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转移产能的机会也在减少,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全球直接投资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饱和”,从廉价劳动力国家生产中获利的大多数企业早已将生产线转移。“‘一生一遇’的全球信贷热潮的结束,会导致跨境金融资产持有量的下降。在数十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之后,可从中受益的许多公司应该已经抓住机遇并取得成功了或者(在某些重要情况下)失败了。”就目前情况看,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归本土的努力虽然进展不太顺利,但是仍然形成了一定势头,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了影响。

   第三个原因是保护主义升温,贸易限制增多。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大幅度修改美国政策,倡导美国优先,放弃多边承诺,使得贸易问题受到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多重干扰。据世贸组织报告,自2008年以来,G20经济体记录了1583项贸易限制措施(包括贸易救济措施)。到2016年5月中旬,只有387项被删除(约占25%),目前限制措施还有1196项。世贸组织在2016年6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表示,2015年10月中旬到2016年5月中旬,G20经济体实施了145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相当于平均每月有近21项新措施出台,月均登记的新措施数量为2009年WTO开始监测贸易措施以来最多。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全球贸易预警》报告称,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2008~2016年间对贸易伙伴实施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平均4天一项。”2019年7月,世贸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在以惊人的速度扩散。从2018年10月至2019年5月,世贸组织成员方新出台了38项关税、进口禁令等贸易管制措施,受影响的全球贸易额达到了近3400亿美元。此前一年,这一数额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的5880亿美元。与此同时,截至2019年5月之前的七个月,成员方出台的贸易促进政策数量也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对经济全球化产生了复杂影响。西方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是全球贸易放缓的重要甚至主要原因。《经济学人》刊文表示,中国的宏观政策调整导致的需求变化和信贷涨缩成为近年来世界经济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2015年中国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试图让经济摆脱对信贷的依赖,同时开放金融市场,结果是,随着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放松,大量资金外逃,股票价格崩溃。金融动荡向外辐射,险些拖累世界经济的大部分陷入衰退。中国很快调整政策,放松货币并启动大笔开支。据官方数字,中国财政赤字在2015年和2016年仅小幅扩张,占GDP的近4%。但地方政府善于利用特殊融资工具来借贷并投资项目。高盛估计,包括这类扩增预算赤字在内,中国2017年的财政赤字上升至GDP的15%。爆炸式增长的赤字导致世界经济在2017年底开始同步复苏。然后,中国政府再度开始紧缩,2017年初以来,中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缩小约6个百分点。国内需求随之萎缩。并且,供国内消费的制成品进口降幅超过了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进口降幅,即“加工进口”。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量大幅下降,从世界其它地区的进口量也有所下降。虽然贸易战有一定影响,但世界经济近期的起伏与中国断断续续的经济改革和抑制贷款乱象的努力关系更为密切。美国对此没有好政策应对,利率仍然低迷,美国、欧盟和日本没有降低利率空间。美欧对财政刺激政策也没有兴趣。缺乏抵销中国影响的办法。

   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长工,对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速有影响,这并无疑义,但经济和贸易增速的变化有周期性,并不代表本轮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在拓展产业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供给侧改革推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继续延伸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中国坚决反对保护主义,维护多边体制,出台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特别通过各种方式,如举办进口博览会等,努力扩大进口,提振全球需求;中国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积极扩大对外投资,促进全球直接投资增长。放松资本流动管制,促进资本全球化。中国政策大方向,始终是在推动而非阻碍全球化。麦肯锡报告认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需求增长,其消费超过其产出。它们的国内供应链更加综合,减少了中间品进口。这或许放缓全球贸易增速,但是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相反,它反映的是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的成长,这些经济体的消费逐步超过了其生产。这是全球化的另一种方式。

   三、新冠疫情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已经严重冲击当前世界经济。2020年1~2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预计为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预计为4%);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24.5%;从一到二月份的按美元计价的货物贸易数据来看,进出口下降了11%,其中出口下降17.2%,进口下降4%。美国经济在二季度也会陷入负增长,有的预计是GDP将萎缩50%,自1958年美国开展GDP统计以来,历史上萎缩的最高纪录是10%。欧洲情况更不容乐观,根据英国市场调查机构IHS马基特公司3月24日发布的初值显示,3月份欧元区综合PMI降至31.4,为1998年创立该指数以来最低。

   2020年3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针对本次新冠疫情对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负面影响的分析报告;并通过对总投资趋势“风向标”的跨国企业100强的调查,UNCTAD预计2020年全年FDI总量或将下降5%至15%。

   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不同程度停工停产,全球贸易也在相当程度陷入停滞,下一步会否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要看各国大规模救助和刺激政策的效果,看这些政策能不能落实到位并切实改变人们的心理预期,启动消费和投资。当然,一切取决于各国政府,特别是主要经济体疫情防控成效。中国是最先经受疫情全面冲击的国家,现在局势已得到控制并逐步好转,但是美国和欧洲成为了新的“震中”,疫情正在蔓延,形势不断恶化。未来,疫情将继续在发展中世界,如印度、印尼,还有非洲、拉美等地蔓延,这些地区的防护与救治能力更为窘迫,可能形成更多“震中”和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

全球陷入普遍衰退或者萧条的可能性在逐步上升,前景难以乐观。悲观的预期认为,美国经济可能陷入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严重的衰退,可能陷入“大萧条”,而且是持续的萧条。但也有偏乐观的预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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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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