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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哲元:扩张还是自守——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及其对立面

更新时间:2022-05-28 00:31:31
作者: 杜哲元  

   内容提要:在是否向外采取扩张性政策的问题上,古代“中原王朝”的决策层有时会存在分歧与论战。从战略文化角度来看,反对扩张性政策的一方坚持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它由基本理念和现实政策逻辑两部分构成;支持扩张性政策的一方则属于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它主要由体系结构压力催生出来的三种战略逻辑构成,即地缘安全关联主义、大国威望主义与战略机会主义。尽管在西汉、唐朝和清朝经略西域的案例中,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在12场论战中胜出的次数更多,但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才是古代“中原王朝”的主导性和常态性战略文化,其对立面只是次要性和应激性战略文化。二者之间的分歧针对的是具体问题,并非观念上的系统性对立。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虽然支持扩张性政策,但这种支持是有条件和有节制的,在性质上仍属于防御性,这与近代西方列强的扩张主义有根本不同。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有审慎性、民本性、道德性和理想性四个积极特性,也存在主观性和狭隘性等消极问题。

   关 键 词:儒家战略审慎主义  政策论战  扩张问题  战略文化  经略西域

  

  

   虽然中国主流的对外战略传统普遍被认为是和平性与防御性的,但中国古代不乏“中原王朝”向狭义华夏区域以外的地方扩张权势的行动,不过这些行动往往难以长期持续下去,而且它们在实施过程和后世评论中都面临着较大争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复杂现象?从战略文化角度来看,造成这种复杂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具有二元性,两种不同的战略文化对“中原王朝”是否应向外扩张和维持权势存在不同观点:其中一方明确反对向外扩张和维持权势,另一方则支持这种行为。两种战略文化的论战对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向外扩张的行为起到阻碍或推动的作用。那么这两种战略文化的内涵、相互关系和地位以及主要特性是什么?本文尝试以西汉、唐朝和清朝经略西域为案例回答这个问题。

   一 文献回顾

   有关战略文化和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壮观。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

   学界关于战略文化核心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学者认为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是战略问题,但没有明确指出战略问题具体指什么。如李际均认为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是“指导战略行为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①第二类学者认为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是国家安全,战略文化等同于安全文化。如陆伟认为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是一国对自身安全所秉持的思维方式、战略偏好与政策选择”。②第三类学者虽然认为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是国家安全,但聚焦于国家安全中的军事方面,即战争和武力。如科林·格雷(Colin Gray)认为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是关于“如何使用武力”;③卡恩斯·洛德(Carnes Lord)认为是“指导军事力量的构成及其要实现的目标”;④安德鲁·斯高贝尔(Andrew Scobell)认为是“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以及一国军政领导人使用武力的效用”。⑤在这一类学者中,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界定最为细致,他将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细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二是敌人及其威胁的性质;三是使用武力的效用。⑥受江忆恩定义的影响,不少中国学者也倾向于将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限定在军事方面。

   对比战略文化核心议题的三类观点,本文认为第一类观点设定的战略文化核心议题过于宽泛笼统;后两类观点设定的战略文化核心议题过于狭隘,限制了战略文化的解释力。不同于将战略问题局限在国家安全或军事战略方面的观点,笔者认为战略问题应涉及一国的整体对外战略,即一个政治集团对外部势力采取扩张性政策还是自守性政策。军事方面的“战”与“和”要低于并从属于这一议题,它们只是实现对外战略的方式和工具。而且仅从倾向于战争还是倾向于和平这个角度去研究战略文化,实际上没有把握到战略文化内涵的关键。采用战争方式处理对外关系不等于扩张性政策,采用和平方式处理对外关系也不等于自守性政策。⑦基于此,本文认为战略文化的核心议题除了战争、威胁和武力等军事战略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扩张/进取与自守/收缩的对外战略的认知。

   (二)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一致性与二元性

   中外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战略文化是一致性还是二元性的问题存在激烈争论。在二元论阵营中,对于两种战略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争议。

   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具有高度一致性,主流的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具有防御性、和平性、非扩张性和低暴力等特征。⑧然而,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具有二元性。江忆恩认为中国古代有两种战略文化:一种是孔孟战略文化;另一种是备战性战略文化或强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在这两种战略文化中,备战性战略文化占支配地位。⑨与江忆恩的观点相似,澳大利亚学者德瑞克·理查德森(Derek Richardson)认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具有文化道德主义和现实政治两种倾向,后者代表了中国真正的战略文化,促使其采取进攻性外交政策。⑩张锋赞成两种战略文化的观点,提出孔子文化主和,孙子文化主战,两者都影响巨大。(11)时殷弘虽然认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具有二元性,但他对孙子式战略文化的理解却与以上学者有所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一种是以精致迂回、规避激战、不冒风险和严控成本为特征的“孙子式战略”,另一种是旨在追求决战决胜的彻底歼灭和大规模远征为特点的“克劳塞维茨式战略”,前者的根基远比后者深厚。(12)

   本文认为坚持一致性的学者过于偏重文本分析而忽略了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例如,唐太宗时期,唐朝东征高句丽,北击薛延陀,西破吐谷浑、高昌、焉耆和龟兹,这一时期显然是唐朝采取扩张性政策的高峰期。如果不分析这段历史事实,而仅关注唐太宗的言论,(13)恐怕很难得到一个完整全面的结论。由于坚持一致性的学者没能把文本与历史事实结合起来分析,因此无法有效地回应和解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扩张现象。

   本文也不赞同坚持二元性的学者关于中国古代两种战略文化的关系和地位的结论。以江忆恩的研究为例,首先,他过于看重《武经七书》对古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的影响。《武经七书》属于兵家,并不是古代中国知识体系的主流,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的影响完全不能与儒家经典相比。其次,江忆恩的论据材料主要是范济等10位大臣的16份边防奏疏,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大臣。此外,这10位大臣官职和权力相差较大,把这些大臣都称为决策者显然是不恰当的。(14)如果江忆恩选择明朝内阁辅臣的奏疏和《明实录》中皇帝的上谕作为论据材料,其结论或许会更有说服力。最后,明朝在处理与北方游牧势力的关系方面是中国历代王朝中相当强硬的一个,正如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所论:“明代是在中国二千二百年王朝史中仅有的一个特殊时期。明朝对待草原的态度受到元朝征服记忆的深刻影响,因此其边疆政策跟其他任何本土王朝都不一样。明朝较之那些接受索求的王朝经历了更久的边疆战争。”(15)江忆恩试图通过特殊性较强的个案推出普遍性结论,这种论证方法显然存在问题。

   二 自守性大于扩张性的战略文化

   在是否向外采取扩张性政策的问题上,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内容相当复杂,为了表述方便,本文也把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分为两种——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及其对立面。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由基本理念和现实政策逻辑构成。儒家经典中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是其观念内核,现实政策逻辑是其基本理念在现实问题上的反映和发展。这种战略文化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儒家学说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并实现了系统而深入的政治社会化;它的对立面则包括地缘安全关联主义、大国威望主义和战略机会主义这三种战略逻辑,它们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是体系结构压力。除了大国威望主义中的行动型天下主义之外,其他战略逻辑的出发点主要是安全目的,而非经济或意识形态目的。古代“中原王朝”的扩张行动多数属于结构压力下的防御型扩张,这一点与西方近代的经济掠夺型扩张、人口移殖型扩张、传经布道型扩张和种族主义型扩张有根本不同。

   这种战略文化二分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向外采取扩张性政策绝非“中原王朝”对外战略的常态,但在体系结构压力下,“中原王朝”的决策层对于是否要向外采取扩张性政策会不时地展开政策论战,论战的一方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另一方则是其对立面。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三点:第一,是否要使用武力向狭义华夏区域以外的地方扩张权势?第二,扩张成功后采取何种管辖方式?第三,扩张遭遇挫败时是否要战略收缩?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反对向外扩张权势,反对以遣官、驻军和屯田等方式对狭义华夏区域以外的地方加强管辖,在遭遇挫败之时主张战略收缩;它的对立面则倾向于向外扩张权势,主张以遣官、驻军和屯田等方式加强对狭义华夏区域以外的地方的管辖,在遭遇挫败时反对战略收缩。体系结构压力既是这种论战出现的必要条件,也是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胜出的重要条件。

   不过,儒家战略审慎主义与其对立面的分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从教育到风俗,从取士到治民,(16)儒家学说经过官方主导的系统而深入的政治社会化,逐渐实现了“天下人尽为儒”。(17)儒家学说不仅成功地内化为古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还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同时,也再无所谓“儒法之争”,而只有儒家的内部之争。(18)

   就这两种战略文化的相互关系而言,首先,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及其对立面都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二者在论战中使用的话语都是儒家话语,其分歧往往只针对具体问题,而非世界观和价值观上的对立,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并没有公开挑战和批驳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基本理念。其次,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只是作为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性依附而出现。最后,双方论战的根本目的一致,都是为了维护“中原王朝”的安全和稳定。但双方都存在积极和消极方面,如果任由其中一方长期独大,其消极方面的影响也将随之扩大,这对于“中原王朝”的安全和稳定不利。因此,二者的论战对于彼此的消极方面有制约作用,这种相互制约更有利于维护“中原王朝”的安全和稳定。

   就这两种战略文化的相互地位而言,不能简单地从它们在论战中的胜负次数判断谁占据支配地位,同时它们论战的胜负与“中原王朝”的国力强弱不存在必然关系。尽管在西汉、唐、清三代经略西域的案例中,儒家战略审慎主义的对立面胜出的次数更多,但无论就政治地位和道德正当性,还是政治社会化程度和信众规模,抑或理论化水平而言,儒家战略审慎主义都远在它的对立面之上。儒家战略审慎主义是中国古代的主导性和常态性战略文化,而它的对立面只是次要性和应激性战略文化。即便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在论战中败给其对立面,但它仍能制约“中原王朝”采取扩张性政策的频次、规模和程度。(19)本文将采用文本与历史事实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把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论证上述核心论点。

   三 经略西域的论战

   “中原王朝”正式经略西域始于汉武帝时期。由于西域具有重要的经济、安全和战略价值,与“中原王朝”之间存在广泛的经济、文化、安全、战略和政治联系,因此“中原王朝”往往会非常关注西域,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在该区域的影响。这种经略尤以西汉、唐、清三代最为隆盛,但这三代王朝在经略西域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内外制约因素,而最大的内部制约因素是决策层中的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儒家战略审慎主义与其对立面的论战始终伴随和影响着这三代王朝对西域的经略。

   (一)西汉经略西域中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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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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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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