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方宇军:中国历史上的权利

更新时间:2022-05-27 19:40:25
作者: 方宇军  

   御史进曰:“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管仲相桓公,袭先君之业,行轻重之变,南服强楚而霸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此筹计之所致,非独耕桑农也。”[28]贤良文学一方这样回答:“礼义者,国之基也,而权利者,政之残也。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兴其君,管仲专于桓公,以千乘之齐,而不能至于王,其所务非也。故功名隳坏而道不济。当此之时,诸侯莫能以德,而争于公利,故以权相倾。”[29]这一回答是很巧妙的,既然御史大夫说太公、管仲先后经营齐地而使齐国富强,那么伊尹、太公辅佐商王和周王却能为王,而管仲辅佐齐桓公只能称霸,这不就分出了高低?伊尹、太公用的是德(义),管仲用的是利。

   御史大夫一方可能一时语塞,只好指责文学贤良说大话空话:“作世明主,忧劳万民,思念北边之未安,故使使者举贤良、文学高第,详延有道之士,将欲观殊议异策,虚心倾耳以听,庶几云得。诸生无能出奇计,远图伐匈奴安边境之策,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议论无所依,如膝痒而搔背,辩讼公门之下,风风不可胜听,如品即口以成事,此岂明主所欲闻哉?”[30]文学贤良一方似乎更加振振有词:“诸生对册,殊路同归,指在崇礼义,退财利,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莫不云太平;虽未尽可亶用,宜若有可行者焉。执事暗于明礼,而喻于利末,沮事隋议,计虑筹策,以故至今未决。非儒无成事,公卿欲成利也。”[31]意思是说,我们只是建言,要“崇礼义”;而你们实际执政的人却“喻于利未”;我们怎么能成事呢?推得一干二净。

   到了宋代,义利之辨并没有停息,而是增加了时代内容,和当时的理欲之辨搅和在一起。宋代的理欲之辨起于张载,经二程(程颐、程颢)而至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天理人欲之分就是义利之别,朱熹这样写到:“义是天理之公,利是人欲之私。”[32]陆九渊也说:“凡欲为学,当先学义利公私之辨。”[33]这些说法,虽有新意,仍未脱孟子、董仲舒以来心性之学的窠臼,萧公权先生认为不是什么大贡献。[34]而与之对立的另一方则注重功利之说,欧阳修、王安石之属在具体的行政中把功利思想贯穿其中,李觏则在理论上加以申明,他指出:“愚窃观儒者之说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进而他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35]说得多么好啊!但在理学的强大压力下,主张利之一方未占上风。[36]

   在义利之辨中,有一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大体说来,实际主政的官员大抵是倾向权利一方的,而注重意识形态的官员则更多倾向于道德,这在盐铁辩论中和宋朝的理欲(义利)辩论中都表现出来。到了明代,这一矛盾则集中表现在一个人身上,即明代大儒王阳明身上,他在主政一方时说:“商人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表现出对商人的深切同情。针对税收官吏“骚扰客商,求以宽民,反以困商”的情形,发出“商独非民乎?”的吁请。他对“四民”有明达的认识:“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37]可见其恤民达治。但作为儒者,作为思想家,却又为世风日下而扼腕:“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38]认为人们对权利的追逐已经深入骨髓,难于挽回。

   总起来看,义与利、道德与权利的关系在中国一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认为二者是对立冲突的,在社会舆论或意识形态上对道德更多的是尊崇,对权利更多的是鄙夷。

  

三 权利的区别


   在古代中国对权利的普遍鄙夷中,并没有对权利有明确的界定,但在有意无意中,对权利却是有所区分的,然而这些区分非但没有总体上扭转对权利的轻视,反而把某些权利主体从权利关系中剥离出来,使权利关系更显得淡漠,更容易遭到社会的轻视,这主要方面固然是因为当时权利关系并不普遍,但主流的崇义绌利思想却也难辞其咎。

   但是,权利的区别是重要的,有了这种区别,就能判别哪些权利是需要法律保护的,使之成为真正的权利;哪些权利是需要法律遏止的或禁绝的,使其不成其为权利。在中国古代,这种区别是不自觉的,这种法律处置也是不自觉的,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着。所以,明确这些区别,可以帮助我们在中华法系中寻找权利的定位,也可以深化我们对权利的认识。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权利的追逐区别了三种方式,即本富、末富、奸富,从司马迁的整个论述来看,本富主要指经营农牧这些本业而致富;末富主要是指经营工商这些古代称之为末业带来的财富;奸富是指那些用非法的手段如挖坟盗墓、私铸钱币等获致的财富。司马迁对此是下有判断的:“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把它们分作上中下三等。而且司马迁也清楚:“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知道赚钱快本业不如末业,末业又不如不正当的营生。司马迁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到这三种致富(或权利实现)的方式,国家是否应该支持、鼓励或否定、禁止,从而在法律上付诸行动,但从字里行间却能看到太史公对前两种致富方式是持肯定态度的。结合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和政治制度来看,对于“本富”肯定是支持鼓励的,在法律中也必然会表现出来;对于“末富”一般也不会反对,可能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会加于限制,[39]但总体上仍将肯定,这也将在法律中有所表现;对于“奸富”,这是国家政府要加于禁止的,也是法律要惩罚的对象。这样看来,不论放在古代还是今天,“本富”和“末富”都符合权利的定义,是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对象,而“奸富”显然就不能称之为权利。这是古今皆然的,可能有的区别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在法律中的权重或许不同。

   与以上用行业来划分权利实现的方式不同,有一种划分是以人们的主观意愿来界定的,有这种主观意愿的称之为权利的追逐,没有这种主观意愿的则排除于权利之外。这种主观意愿又分三个层次,我们把它们分别称之为主观性、主动性、主体性。所谓主观性,是指一心一意想着利益的追逐、利益的实现。所谓主动性,是指全力以赴地为实现利益而行动。所谓主体性,是指个体的全部精力或主要精力放在利益的实现上。[40]孟子在驳斥梁惠王“何必曰利”时,认为梁惠王只关心利而不关心仁义,一头钻在利里头了。而他怒斥“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更是不屑于唯利是图的小人。他讲梁惠王时的“上下交征利”,以及这里讲的“孳孳为利者”,是符合我们的主观意愿权利论的,这样的权利者是孟子不耻的。但这并不表明孟子对一般的利益实现也持否定的态度,他在说到民无恒产无恒心时,指出:“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41]认为老百姓要有自己的财产,是有自己的利益的。他还为此定下具体的标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42]显然孟子并不否定利益的存在,而且要求老百姓要有足于维持生存的财产。这让我们想起宋代的理欲、义利之辨,当人们问到天理人欲如何区分时,朱熹这样表述:“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43]这就是说,人们正常的需要是天理,过多过好的追求是人欲。结合到朱子所说的“义是天理之公,利是人欲之私。”由此可见,从孟子到宋明理学,都没有把人们正常的利益需求看作是利或权利,只是把那些过多过盛的、主观意愿的利益追求看成利或权利,是必须反对的。

   还有一种对权利的区别是以公或私来划分的,为此二程写到:“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44]这是说,为公的是义,为私的是利。但是不管是为公还是为私,只要涉及到物质财富,总是要与利益或权利联系在一起,不能讲为公的都是精神上的,排除物质利益的;为私的都是物质利益,而不讲精神追求。或者二程也感觉到了这个矛盾,于是又说:“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45]这就是说,如果利是合符义(道德)的,就是善,就是值得提倡的,可称为公利。如果利是损害义(道德)的,就是恶,是必须反对的,这可称为私利。但是,这种公利私利的区分还是存在问题,如果一种利并不违背义(道德),不损害义(道德),但只是满足个人需要的,这是公利还是私利呢?以义为标准,这算公利;但它是满足个人需要的,怎么能算公利?显然自相矛盾。或者说我们不应该把它们称作公利和私利,而应称作善利和恶利,这样一来,利就不是一概要反对的了,善利需要提倡、支持、保护,法律要为之而战;恶利则要反对、禁止、打压,法律绝非虚设。

   在以上对权利的区别中,其实隐藏着更深的含义,这些含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本业和末业的关系。司马迁在区分本富和末富时,实际上在延用中国传统中关于本业和末业的划分,本业指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末业指工商业,是辅助性的产业。本业是必须保证的,末业却可以轻忽。下面一段话代表了当时主流的观点:“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46]所以中国古代历来都有“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传统,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司马迁在谈到本富、末富、奸富时,尽管知道末富奸富来钱快,但也不曾否定本富的重要性,视本富为上。因此,儒家崇义绌利的思想,首先是以“重本轻末”的国策为基础的。

   第二个方面是权利与道德的冲突。在权利与道德的关系中,二者的对立或冲突不可避免,当孟子从性善引伸出道德,荀子从性恶发掘出逐利,这已经在人性的根本上确定了二者的对立。道德讲助人为乐、施人于惠,权利讲自我实现、排他独享,在取向上就各分两途,南辙北辕。特别当人们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时,对道德的冲击和危害就更大。所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孳孳为利者,跖之徒”,这些人是我们界定的主观意愿者,更其遭到社会的否定。这是个两难的问题,道德与权利都从出于人性,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然而却处于矛盾中,确实有此消彼长、零和博弈的现实表现。如何在二者之间实现有效的平衡,这是人类文明社会存在以来最大的难题之一,中国古人通过崇义绌利来谋求这一平衡,是否是做得最好的,这很难说,但这一难题这么早就进入中国政治家们的视野,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的幸事。

但是,不论对权利的区别也好,还是对其含义的深究也好,中国古代对权利的界定是不明确的,它有时把真正属于权利的东西(如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排除于权利之外,有时又将不属于权利的东西(如奸富)视作权利,一般而言,中国古人习惯将人们通过商品交换获取的财富称作利(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417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