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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

更新时间:2022-05-27 00:37:23
作者: 邓广铭  

  

   自从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以来,在对我的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和教益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他们确实都是我的恩师,而在他们三位之中,对于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则是傅斯年先生。从1946年以后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与傅先生虽未再相见,但在他担任了台湾大学校长之后,北大的数学系教授江泽涵先生由美返国、绕道台湾探亲时,傅先生还托他传话给我,说要把他遗留在北平的书籍全部赠送与我(此乃因傅先生昧于大陆情况之故,当时他已成一个被声讨的人物,其遗存物只应被公家没收,他本人已无权提出处理意见了),可见,他对我还在念念不忘之中。到1951年1月内,我闻悉傅先生逝世的消息之后,顾不得我应与他划清界线的大道理,不禁在家中失声恸哭起来。后几天,我就接到了陈寅恪先生《读〈霜红龛集?望海诗〉感题其后》一诗,知其为悼念傅先生而作,而我却没有敢写追悼傅先生的文字。

   今距傅先生的逝世已经四十六年,而今年又正是傅先生的百岁诞辰,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友人逯耀东教授来信告知:要编印一本纪念论文集,并嘱我也写一短文附入。我因不曾写过悼念傅先生的文章,长期以来一直引为内疚,所以现在极愿遵命赶写一篇。

   为了写这篇短文,我把在傅先生逝世以后,海峡两岸的学人所写的纪念文字和论述傅先生生平学行的文章,包括不久前才刊出的杜正胜先生的《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尽可能搜集来进行阅读。阅读之后,觉得其中有许多篇,例如胡适先生的,李济先生的,程沧波先生的,写得既富情感,也举述了许多前此不为人知的一些事迹,读后十分感动,也十分受益,觉得我前此对傅先生的生平及其为学为人,所知实在太少。然而也正因如此,我自己却又觉得很难再找到下笔的余地了。踌躇再三,我决定只就我昔年受业于傅先生的过程中,和其后帮他做些杂事的过程中,对他在治学、治史、治事等方面的方法、议论、态度等等,以及我所获得的一些感受、体会和启发,拉杂的加以胪陈,以期能与已有的文章互相印证,或稍作补充。但愿不至与已有的文章出现过多的重复之处就好了。

   当“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北京轰轰烈烈开展和进行时,作为这一运动的先锋人物的傅斯年先生的声名也随之而震烁一时。那时候,我还正在一个极闭塞、僻陋的村塾中读四书五经,听塾师讲说高头讲章。尽管如此,我也竟从一位外村来访的塾师口中听到了傅斯年的名字,而且说他是北京大学最杰出的学生,是山东人,是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从这时起,傅先生的名字便深深印在我的脑海当中。可是在此以后,傅先生到英国和德国读书去了,也没有再在国内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因此当我在济南山东第一师范读书期内,是没有读到过傅先生的任何文章的。

   1930年,北京大学刚从作为北平大学的一个学院而独立出来,蒋梦麟重回北大任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长,我于1931年夏报考北大未被录取,所以考入一家私立的教会学校辅仁大学。而在这时却又听说,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朱希祖先生因采用了某高中教师所编中国近代史作教材,受到了学生的攻击,因而去职,而由傅先生暂代系主任之职务,这自然更加大了我要考进北大历史系的吸引力。于是,在1932年我又一次报考北大,而这一次,我终于被北大所录取,得以成为北大史学系的学生了。

   那时候的课程设置,把中国通史规定为文学院各系新生的共同必修课程。1932—1933学年的中国通史课程,在胡适院长的设计之下,是由历史系的主持人,先把全年的课时,依时代顺序分别安排为若干个专题讲授,然后再由历史系主任按每次的专题,邀请在北京的专家来校讲课(据闻此事亦出于傅先生的主张)。其时,北大史学系的系主任,已改由一位擅长于欧洲中古史的陈受颐先生担任。傅先生虽是蒋梦麟校长所依靠的振兴北大的两位重要人物之一(另一位是胡适先生),而他却只是在北大作兼任教授,其正式职务乃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当时该所设在北海的静心斋)。

   中国通史第一讲定名为“导论”,是要说明设置这一课程的宗旨以及概述一下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方法之类的一些问题,陈受颐决定请傅斯年先生主讲,这本应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但因陈先生并未向傅先生做详细的说明,只说某日某时要请他到校向新生谈谈有关学习中国通史的一些问题,傅先生则理解为只是与史学系的新生开一次座谈会,只须即席发言即可,不须作何准备,因而也就没有作讲课的准备。及至被邀请到北大二院大讲堂的讲台之后,他看到教室里已满满地坐有二百多学生,他既感到大非意料所及,匆忙间真不知从何处讲起为好。在此两小时的课时内,他虽然也论述了有关研究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然而既极散漫又少条理。刚进入北大的新生们,大多是抱着很高的期望值来听课,遂在下课之后,不免议论纷纷,表示有些失望,我当时似乎也曾向人说到:“真正是大名之下,其实难副”呀。

   是在我进入第二、第三、第四各年级之后,修习的课程较多,对于一些课程的彼此之间能有所比较,然后对傅先生的学问和识见才具有了较多较深的了解和认识。

   例如:在我们的必修课程当中有先秦史和秦汉史,是由同一位先生讲授的,他的讲授,虽也有其精彩独到之处,然而他的材料的来源,总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正史到杂史,等等。然而傅先生在其所开设的先秦史和秦汉史的专题讲授两门课程中,他的讲授,却不但显示了他对古今中外学术的融会贯通,而且显示了他对中外有关文献资料与新旧出土的多种考古资料的融会贯通。他所谈及的课题,既多是开创性的,在旧有的史学论著中不曾有人谈及的,且多是具有纲领性的,其中包涵了极丰富的内容,都可以分别展开作为个体研究的子目。虽然也有人认为他的讲课头绪纷繁,忽此忽彼,有似脱缰之马,难以跟踪(无法记笔记),然而这却正是其他教授不可企及之处。唯其是开创性的新意之多,通过傅先生的讲述,就不但使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是把由夏朝以至春秋战国,全都重塑在一个崭新的氛围和场景之上了。如他所号召的那样,他真正做到了“承受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开辟了这些方面的新世界”。杜正胜先生在其大作《从疑古到重建》中,曾有一段文字说,傅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

   “不是历史系科班生,赴欧游学也不学历史。以一个历史圈外人而能给近代中国的史学带来震撼性的革命,未免令人啧啧称奇。”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把傅先生称为“给近代中国史学带来震撼性的革命”的人,然而,为傅先生做出这样的评价和定位,我以为是非常恰当,不可移易的。

   傅先生在北大史学系担任了一次“史学方法导论”的课程,他所讲授的内容,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写成讲义印发给学生,绝大部分都只是口头讲述过而没有写成文本。但不论已经写出或未曾写出的,其内容却与别一教授所讲大不相同。在他讲过一次之后,恰好又有一位留学德国十多年的先生返国到校,“史学方法导论”便改由他来担任。他是一位完全依靠德国一位历史学者所印行一本《历史研究法》,把它译为汉语,然后照本宣科的。傅先生所讲授的“史学方法导论”却绝不如此,他提出的一些治史方法,全是他自己在治学、治史实践中体会得来的,而绝非从某本出版品中照抄来的。

   他在德国有三年之久,他的好友陈寅恪先生于时也正在德国,二人且经常就学术问题切磋。当傅先生回国之初,有时自称是“中国的朗克学派”,其在史学研究方法方面,必然也受到德国史学家的一些影响为无疑;然而傅先生在回国后发表的部分文章当中,在北大史学系“史学方法导论”的课堂上,所再三再四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这个命题,和他所经常放在嘴边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都只是傅先生的一家之言,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学界再也找不到第二家的。然而傅先生还不止是在这文章中,在北大的课堂上,经常提出这一命题,高唱这一口号,而且还把他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贯彻、实践这一主题和口号的基地。

   以下试举例证说明:

   例证之一:他千方百计、卑躬折节地排除了河南地方的阻挠而完成了史语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后因日寇侵华战争而停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推动了殷商史的研究、古文字学的研究、古代社会研究等方面的进步,这是他厉行寻找新史料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之一。

   例证之二:明清两朝都把其重要政治事件的档案原件贮存在内阁大库中,到1921年主管这批档案的历史博物馆的负责人,只因缺乏经费,便把这批档案材料装入八千多麻袋中,出售于一家纸店拟作还魂纸,幸而被罗振玉赎买回来,其后又转卖于李盛铎。到史语所正在筹措成立之日,却又有日本满铁公司要向李盛铎购买这批档案的传闻,傅先生又急谋抢救,先后与中山大学当局及胡适、陈寅恪两先生相商,嗣即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终于筹得款项,将其购得,归史语所进行整理。在史语所迁往台湾之前,已先后从这批档案中整理出来大批案卷,辑印为《明清史料》一至四编,共四十册。其中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资料、满族兴起初期与明朝斗争的史料以及洪承畴、郑成功、李定国等人的史料,都极为丰富且极有价值,这对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历史的研究,自必会发生显著的作用。试想当年若非傅先生积极策划把这批资料抢先购买,而听任日本满铁公司买去,则今日我们的史学界缺少这批宝贵的原始资料固为极大憾事,而我国家偌大一宗文化遗产竟拱手奉献给正在谋划侵吞我国家的寇仇,那就不仅是我们史学界、学术界的一桩绝大耻辱了!

   例证之三:1930年,由中外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与内蒙接境的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海发现了万余枚汉代简牍,运北平后归北大文科研究所收藏,由劳干、余逊、沈仲章负责保管整理,及日寇接管北大之后,沈仲章冒生命危险由北大文研所移至校外一民居存放,后又历经艰险移至天津,急急电告在长沙的傅斯年先生。傅请徐森玉亲自去天津与沈相会,要他负责把这两箱汉简运往香港。其后,果然又在诸多艰难情况下运抵香港,由沈把木简拍照、剪贴、编号、排比。当我于1939年秋经香港去昆明时,把这批照片带交傅先生。后即交劳干全部加以考释,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就在沈仲章把这批汉简从北大文研所运出数月之后,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长,日本人向他追问汉简下落,周作人向我查询,我答以:“一无所知。”可见,若非沈仲章以超人的机智和胆量,及时把这批汉简转移出去,则这些国宝定会被周作人之流拱手送给日本人。

   上面关于发掘和使用新史料的敍说,也许显得过于繁琐了,但我这样做的用意,是想借此说明傅斯年先生通过诸如此类的举措,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直到五十年代终了,在中国历史学领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文风。他是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从清初的顾亭林、黄梨洲、乾嘉学派、以至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各流派的造诣和成果,又批判地吸取了欧洲一些科学家、思想家和历史学者治学、治史的主张和方法,不只是加以贯通,而且有所超越,形成了他的治学、治史的一系列方法和主张,寻找新史料,扩大史料的范围,扩充研究历史的工具,则是其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对上述三种史料的发掘、抢救,既体现了傅先生扩充史料范围的主张,更体现了为实现他的“要把科学的东方学建立在中国”那一志愿的努力。而这个志愿,却正是他要把中国文、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攀登到国际领先地位的一个弘伟豪迈的志愿,远非一般拘文陋儒涉想之所能企及。试就安阳殷墟的发掘来说,若照今日最盛行的议论来说,那只是史学研究初级的、低层次的工作,从而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说之不可取,岂不是将成为一种笑谈吗!至于有人认为傅先生之所以极力倡导“史学就是史料学”,其意盖在于排斥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他在《史料与史学》的发刊词中已作了明确的表态,说道:

“本所同仁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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