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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

更新时间:2022-05-27 00:37:23
作者: 邓广铭  
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

   而在《史学方法导论》的开宗明义处也声明说:

   “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翻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这些话,说的都很清楚。不以史观为“急图”,当然就是说,史语所的同仁只努力要把从殷墟挖掘出来的各种物品依次予以整理、分类、考释、说明,进而探明史事原委。在此以后,则不论信奉历史唯物论或者抱持其他史观者,全可以加以利用,作出关于殷商史的著述。

   我向傅先生当面请教学术史上的问题,是在读二年级时到中文系旁听傅先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程。那一课时所讲,正是关于西汉后期学者们对于从鲁恭王府新发现的几种古文经是否应立学官问题的争论。那时钱穆先生已在《燕京学报》上刊出了他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是专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我读过后很佩服,而傅先生讲的却与钱文不完全吻合。下课以后,我便依据钱文的意见向傅先生提了一些问题。傅先生又把他的意见作了一些申述,意思是让我不要专信钱先生的一家之言。傅先生回家后向我的同班同学傅乐焕(傅先生的远房侄子,当时住傅先生家中)说及此事,仍以为我不应专主钱说。其后,在一次听他讲课后,又曾向他表示,最好把他在课堂所讲全部写为讲义,印发给我们,这样既可以解决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也可以提出一些前人未曾提出的问题。他答复我说:他目前事情实在太忙,不能专门为了你们的方便再来做编写讲稿的事情。通过多次听傅先生讲课和多次与他接触,愈来愈感到傅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才华的超逸绝伦。

   1935年春我读三年级时,和同班同学傅乐焕、张公量要为天津《益世报》编一种副刊,名叫《读书周刊》。该报主编表示,必须有一些教授参加编委方可。于是我们便邀请了胡适、傅斯年、钱穆、孟森、罗常培等先生作编委,并由毛子水先生(当时北大图书馆馆长)任主编。从此以后,我与傅先生的接触才略多了一些,而且从毛子水先生的口中才知道蒋梦麟回北大做校长以后,在重建北大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例如聘请教授、添置重大教学仪器设备等,傅先生与胡适先生实是两位最起作用的人物。

   傅先生到北大兼课,其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授他的学业,培养诱掖后生学子;然他让李济、董作宾、梁思永诸人都到北大兼课,则显然还有另一用意,那就是要选拔一些有培养前途的人进史语所各组做低级研究人员。在我们这年级毕业时,中文系和历史系就有五、六人被选中,我也忝居其一。只因胡适先生指导我的毕业论文,对我写的《陈亮传》比较满意,已表示要我留校作助教,所以当傅先生要我去史语所时,我即据实以告,并说我的妻子在北平做小学教员,就不想再去南京了(史语所当时已迁南京)。傅先生说,到南京找一小学教员当,想也容易。但最后还是允许我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职了。

   陈亮与辛稼轩是好友,两人的事亦有许多互相牵连之处。当我写作《陈亮传》时,找来梁启超所作《辛稼轩年谱》和梁启勋所作《稼轩词疏证》参考,却全都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我就想自己另作一本《稼轩年谱》和《稼轩词注》。适逢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报纸上发布通告,号召从事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可以向该会申报课题申请资助费用。

   胡适先生是该会的秘书长,傅先生则是该会的学术评议委员。我于见报之后,去胡先生家询问我是否可以申请,胡先生问知我要写作《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注》,便向我说,梁氏弟兄既已写了年谱和词注,而梁启超又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你如想另作,必须对他们的成品写一书评,说明你掌握了更多的材料,能作出更好的成果出来才行。我照此办理,写成一篇《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疏证总辩证》,在《国闻周报》上刊出。胡、傅两先生看到此文之后,都以为写得不错,而在清华大学任导师的陈寅恪先生,当时与我尚不相识,竟也对此文大加称许,并且屡次向人询问作者为谁。直至问及傅先生,方知我是刚从北大毕业的,是傅先生的学生。此后,我所申请的项目果然得到批准。

   傅先生的民族意识极为强烈,陈亮和辛稼轩都是他素所景仰的人,他所能背诵的稼轩词也很多。当我准备开始我的研究项目时,他在南京几次写信给我,要我不要把注释搞得过于繁琐,千万不应做成仇兆鳌《杜诗详注》那样,并且劝我把书名定为《笺证》,而不要定为《笺注》,而且不必勉强为之编年。我拿傅先生的信去与胡先生商谈,他却说此事可以完全由我自己决定,傅先生的意见可以参考,却不必完全遵守。其后,我虽对稼轩词进行了系年,也未把书名定为《笺证》,但对典故的注释我却尽量简略,只是把与各词本事有关的人、地、背景等尽量加以考索。及《年谱》与词的《笺注》完成之后,我拿全稿赴昆明,傅先生稍稍翻阅一下,便写信向香港的商务印书馆推荐。不幸在排完版且已付型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为日寇攻占,以致未能印行。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胡先生催问,而以纸张缺乏之故,只能先把《年谱》印出,但其时傅先生已去美国就医,我寄奉与他的书未必能够看到;到《辛词编年笺注》初稿出版之日,则已是先生逝世十六、七年之后了!

   在抗日战争前,北大文科研究所是由胡适先生做主任的,到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为西南联大之后,三校原创立的研究所却还都分别存在。北大文科所设在昆明云南大学近邻的靛花巷内,改由傅斯年先生兼任所长,陈寅恪先生也被聘为导师,汤用彤、罗常培等先生也住在那里。

   我于1939年完成了我的研究项目,于8月末奉傅先生之召,经上海、香港、海防、河内,于10月上旬抵昆明北大文研所供职。职称为高级助教,月薪为150元。这时我才与陈寅恪先生初次晤面,但既一同住在靛花巷一栋小楼上,一日三餐也在同一餐桌上,陈先生所讲授的隋唐五代史与佛典翻译文学,我也每次都去旁听,陈先生每次外出购物访友,我也都陪同前去。实际上等于做了陈先生的助教。

   傅先生和史语所的同仁全住在昆明郊区的龙头村,并不经常住在靛花巷内。但他每次进城,必到我的房间巡视,查问我这些天读了什么书,做了什么事,其时《宋会要辑稿》在上海大东书局印行未久(每部二百册,共印了二百部,定价每部二百元),上海沦陷之后,日本人多有争购此书者,北图留在上海者遂决定将大东所存之书全部寄往昆明,并言明对史语所及北大文研所之购买者给予七五折之优待。傅先生以我致力宋史,嘱我乘机购买一部,我却以为,即使是优惠价格,也须用去我一月的全部薪水,因而颇为犹豫。傅先生遂决定由公家垫借书款,然后由我分半年偿还。在当时的昆明,实在是无书可读,在买到此书之后,我倒真正可以寝馈其中了。

   到了1940年夏,日寇飞机对昆明的轰炸十分频繁,其时陈寅恪先生为准备去英国讲学已赴香港。傅先生则为求免于日寇不停息的空袭威胁,想把史语所的全部人员和书籍搬迁到更偏僻的地方,便派人去四川调查访求,要找一个在地图上不见其名字的地方,其后落实到南溪县的李庄,于是从这年的十一月便开始搬迁。傅先生表示,要我也随同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他向我说:“史语所搬走之后,你留在昆明更无书可读,有何意义?”

   实际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当时由各地迁往抗战后方的一些大学,一律都没有把图书随校搬迁,北大、清华、南开以及南京、武汉等校,无不如此,而独独史语所的全部图书,更不用说那些属于国宝性质的——从安阳殷墟发掘所得的全部文物和从李盛铎手中买得的内阁大库档案材料了,由于傅先生对历史资料的高度重视,由于他在运筹、调度、组织等方面之特殊才能,竟能通过百般周折而随人员把它们完整无缺地搬迁到昆明,成为抗战大后方唯一完善的图书资料宝库。而现在傅先生又设法把它迁往四川李庄,则我留在昆明,确实将无书可读、无事可做了。因此,我便毫不迟疑地决定随同史语所迁往李庄。大概是第三批搬运书物的车辆就由我与历史组的陈架一同作押运人员,在抵达泸州之后,溯江而上,抵于李庄了。

   李庄是一个滨江的小市镇,而史语所选定的所址则还在距李庄三华里的山坳中,名叫板栗坳,是张姓人家的几所宅院。在安顿妥当之后,我被指定在田扁上的一所宅院居住,图书馆也设在这一宅内,使我得到从未有过的方便,可以专心致志、恣意披览和搜讨。所以,我虽然在那里只居住两年半的时间,而在此期间内,却能就《宋史》的《职官》《刑法》等志做了一番考证,写成了初稿,还就王钦若、刘恕等十数人的传做了考证,还写了《评周谷城着〈中国通史〉》《〈宋史·职官志〉抉原匡谬》等文,在重庆印行的几种刊物上刊出。

   我的妻女当时还留在北平,亟须把她们接出,而李庄这地方实在太偏远了,要看重庆的报纸都得在五六天之后,与北平的人来往函件自更煞费时日。我的长兄因在家乡(山东临邑)参加敌后抗日的游击战争,于1941年秋为境内通敌的盗匪所杀害,在家乡的老母的生活也需要照料。因此,到1942年我便商得傅先生的同意,准备到重庆找一工作,以便把妻女设法迎接出来。

   在准备离开李庄之际,我便把《〈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初稿再作了一番整理,并写了《序》和《凡例》,送请傅先生审阅。《考正》的正文繁琐细碎,他实无暇全看,但看了《序》和《凡例》都觉得满意,当即向我说,要把这两篇小文收入《史语所集刊》第十本中刊出(当时正与重庆的商务印书馆谈妥,要恢复《史语所集刊》的印行,先生并嘱我,如此后能在重庆工作,《集刊》第十本的校勘工作由我负责)。及我到了重庆之后,又接先生来函,已决定把《〈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全文收入《集刊》第十本中印行了。这对我实在是一次极大的鼓励。稍迟,当时移居桂林的陈寅恪先生也写来一篇对我极加称许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但未来得及编入《集刊》第十本中。

   1941年日寇突袭美国珍珠港之后,日寇日趋灭亡的形势已出现,然而,国内的战局却还在日益困难,陈寅恪先生赴英讲学之约已绝无可能实现,而在香港沦入日寇手中之后,他因多次受到日寇以及北平、南京两伪政权中附逆的民族败类如钱稻孙等的逼胁,遂急遽逃至广西桂林。傅先生当时是想把陈先生请到李庄这个僻静的地点来的,他不但自己写信给陈先生,也叫我写信给陈先生,说明此意,陈先生也回信给我,说有很多可能是要来李庄的。但后来成都的燕京大学也发出邀请,那里的生活条件自然远非李庄所能比,陈先生便到成都去了。

   在此我要附说另一件未能实现的事。当史语所的全班人员和全部文物图书都已搬运到李庄的时候,“五·四”前后在北大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长期坐牢得释之后,在四十年代前期也正居住在四川江津一个邓姓人家,主要是为了就医治病,但还经常地关心时事,有时还发表政论、骂一通斯大林之类的文章。大概是在1942年内,在劝请陈寅恪先生移居李庄的同时,也派了语言组的丁声树先生前往江津,企图把陈独秀也请到李庄,在那里安心地搞他的文字学。可能因陈独秀并不甘心置身于寂寞之滨,重度一番学者生涯,以至邀请者虚此一行。此后也就无人再谈论此事了。然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这两位陈先生都能命驾到李庄,并在那里收徒授业,则当日的李庄小镇岂不更要平添一幅富有传奇性的景观了吗?

   我离开李庄去重庆时,傅先生写了一封信给朱家骅,要我持信去见他。朱与我相见后,要派我到甘肃的天水去做一所国立中学的校长,我未同意。遂又经一友人介绍,到一家名叫“中国文化服务社”的出版社任编审,主要是主编一种名为《读书通讯》的刊物,另外还拉了钱穆先生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徐炳昶先生的《先秦史》(书名似不如此,现已记不起来)、劳干先生的《秦汉史》等书,在该社作为专书出版。该社社长刘百闵,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委员之一,他对傅先生也很敬重。他曾对我说,傅先生每次在会上发言,都精彩动听,只是他每每出口成章,随口引用古书语言,恐怕有很多参政员未必听得懂耳。他特别托我向傅先生要了一部《性命古训辨证》阅读。

傅先生和我自己都不认为“中国文化服务社”是我可以久留之地,当他一次与国民党中宣部的正副部长张道藩、程沧波会面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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