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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振:国家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包容性秩序观

更新时间:2022-05-27 00:21:23
作者: 朱振  

  

   摘要:包容性秩序观使得秩序这一概念超越了单纯的稳定性、一致性、可预测性等传统秩序价值的内涵,从而成为一种总体性的、全面性的、平衡性的概念。包容性秩序横跨社会生活各领域、面向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治理、化解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并融为一体。在其中,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与自由、多元、活力相互交融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包容性秩序的新内涵。因此,包容性秩序不仅是摆脱了单纯的任意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秩序,而且是尊重多元和差异、包容多样性、充满活力的自由秩序。

   关键词:秩序;包容性秩序;自治;法治

  

   秩序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我们周遭的世界服从一种自然规律,从而表现出某种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测性。人类社会也同样如此,人们需要生活在一个稳定而可预测的社会中,从而能够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在一个混乱的社会中,可以说什么事都做不成,这与人们想过一种理性生活的目的相违背。国家的有效治理和长治久安首先需要建立并维持秩序,因此,秩序就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前提,从而也成为法律的首要价值之一。尽管维持秩序并不必然依赖规则,但现代社会的秩序构建都是依赖于各种规则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谐社会是秩序良好的社会,它要求社会依照既定的规则有序运行,反对无序化和无序状态。”在人类社会成员作为一个群体生活时,秩序化几乎是社会必然具有的特征,其中最为成熟的表现形态就是建立法律控制制度。

   在传统法学中,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中立性或前提性价值,即相比于混乱和无序,秩序是有独立价值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秩序形态都是可欲的。另外,秩序所指向的领域也比较狭窄,基本局限于国内的基本社会生活甚或社会治安状况。但是,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我们需要逐步确立并完善一种新的秩序观,即包容性秩序观。包容性秩序观既包含多元而融贯的价值协调,又涵盖社会生活各领域,还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下文将详细论证包容性秩序在概念上的创新发展、包容性秩序的新内涵以及在规则层面上为构建这一新秩序观所需作出的努力。

   一、包容性秩序在概念上的创新发展

   赋予“秩序”这个基本价值以新的理解方式,这种概念上的创新性集中体现在“包容性”这个词的开放性内涵上。所谓包容性就是指这种新秩序观横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面向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治理、化解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而融为一体,并最终使秩序成为一种总体性的、全面性的、平衡性的概念。

   (一)一种总体性的秩序概念

   秩序是人类社会正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混乱和无序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这种需求具有强大的心理和社会基础。人的需求多种多样,且是有层次的,秩序需求正处于需求的中间层次。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一种安全需求,即该社会已经解决了食物需求等生理(physiological)需求。关于这种安全需求,马斯洛指出:“我们社会中的多数儿童以及成年人(这一点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一般都倾向于一个安全的、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律的和有组织的世界;他可以依赖着这个世界,而且正是在这个世界里,始料不及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或其他危险的事情都不会发生。”秩序的维系需要各种保障机制和措施,其中最为成熟的机制就是法律控制制度。于是,博登海默认为:“甚至在人们偶然组成的聚集群体中,人们为使该群体免于溃散也会强烈倾向于建立法律控制制度。”

   在传统上,法学对秩序的理解是比较狭窄的,实际上通过法律和法治的秩序建构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社会的治理基本上都是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已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一种法律秩序状态,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法治秩序”。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通过调节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来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法治为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法治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条件,法治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供保障,法治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制度支持。”相应地,“法治秩序”涵括的范围也非常广,它是一个多面向、多层次、多领域相交融的秩序状态,涉及经济、政治、生态法治化而形成的市场经济秩序、民主政治秩序、生态环境秩序等。此外,它还可能包括公共生活秩序、意识形态秩序等等。

   因此,就像“安全”概念一样,“包容性秩序”也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不局限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某一个单独的领域,更不能等同于社会治安意义上的社会稳定。初始意义上的秩序概念的核心意涵就是社会安全和稳定,但随着人类活动领域和范围的逐步扩展,尤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在人们的整体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秩序的核心意涵也不断扩展适用的领域。通过注重程序和规则,建立稳定的预期,使各个生活领域都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基本需求。

   (二)一种全面性的秩序概念

   包容性秩序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是一种全面性的秩序概念。由此,法治秩序也应包括国际层面,即国际法治。国际法治涉及国际秩序的法治化,包括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等。在让·博丹那里,主权(souveraineté)概念就是为解决一国之内的秩序问题而产生的,一个分裂的社会不可能解决秩序问题。主权凌驾于人法(human law)之上并成为人法的来源,所有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被整合为一体来解决秩序问题。但是,主权概念并没有解决国际间的秩序问题,因为国际间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主权者,所以,国际法规则是各国协商与博弈的结果,其效力也依赖于各主权国家的承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 System)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它确定了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并成为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石。从那时起,康德这样的思想家都在思考国际秩序的建立方案,以实现国家间的永久和平。

   当前的全球治理格局形成于二战后。二战之后“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的全球治理框架。虽然这个框架并不完美,但它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融入全球进程的过程,我国实际上是二战后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不是在一个孤立的环境中进行的,而是与变革全球治理体制同步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证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重要性,他指出:“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全球治理层面形成的包容性秩序,是由全球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各国都是全球法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方面,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垄断对这些事务的解决权,全球治理新秩序必须实现民主化。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2014年7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时指出:“我们应该坚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互容、不同文化文明互鉴、不同发展模式互惠,做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践者。”

   (三)一种平衡性的秩序概念

   秩序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作为价值,它既有独立性的一面,还有非至善性的一面。这意味着,相对于混乱和无序,秩序是一种独立价值,具有独特的意义。秩序价值的独立性是相对于分歧(disagreements)而言的,一个社会存在各种分歧和冲突是正常现象,但是严重的分歧也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无法进行,从而引起社会的解体。为了确保分歧不影响社会的合作和稳定,就需要权威和法律。因此,在康德看来,从自然状态进入到公民社会,甚至不是权利而是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秩序和实在法的存在本身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管实在法的内容是不是正义的,其存在本身就具有独立的价值,因为它包含了和平、可预期性与社会合作等方面的价值。它们有助于消除分歧,确保生活的稳定和清晰的权利边界,这些都是秩序价值的必然内涵。此外,这种独立性还表现在秩序是实现其他价值的先决条件,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某个公民不论在自己家中还是在家庭以外,都无法相信自己是安全的、可以不受他人的攻击和伤害,那么,对他侈谈什么公平、自由,都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这样的秩序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可欲的,也不是所有的秩序都是值得追求的。原有的秩序观并不保证一个社会的既有秩序就一定是好的,这是秩序本身的非至善性的一面。因此,并不是任何一种秩序都是包容性秩序,比如,中国古代的社会秩序就是一种压迫性秩序。韩非子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后来,这一思想又进一步被发展为体系性的“三纲五常”:“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也”。“三纲五常”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规范在宋朝以后又得到了强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标志性规范。这样建立起来的秩序是压抑人性、蔑视权利、维护特权的秩序,与现代自由、民主与法治视野下的秩序南辕北辙。因此,能够称得上“包容性”的秩序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包容性秩序涉及对各种价值的平衡,而不是对单一价值的坚守。在这个意义上,秩序的包容性特征就是说,秩序的可欲性在于它所包含的自由、平等、效率等其他价值。

   从上文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自由的秩序才是我们所向往的,而通过义务和强制手段维持一个秩序,这本身是不可欲的,一个真正可被接受的秩序状态是融合其他价值的秩序。但是,价值之间不仅是相互冲突的,而且也可能是不可通约的。这就需要对相冲突的价值进行衡量与协调,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本身就意味着其内部诸价值之间的协调。也就是说,秩序中包含着诸价值的冲突与协调,秩序只是协调的结果状态。秩序的性质取决于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既可以存在专制的秩序,也可以存在自由民主的秩序。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包容性秩序是一个价值的综合体,是各种价值相互协调的结果状态。包容性秩序就是一个平衡的概念,所谓平衡就是指各种价值的平衡,比如,一个公平的秩序就是较好地协调了平等和自由之间冲突的秩序状态。

   二、包容性秩序的新内涵

   包容性秩序在概念上的创新发展,使得秩序这一价值的内涵超越了单纯的一致性、稳定性、可预测性等特征,而迈向自由、多元且充满活力的秩序。在这种新内涵中,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与自由、多元、活力相互交融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包容性秩序的新内涵。

   (一)超越压制的自由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网络秩序的建构问题,他指出要“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并在此基础上精辟阐述了网络空间治理的自由秩序原理。他指出:“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我们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这有利于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这一论述既指出了网络治理的基本规律,又阐明了自由秩序构建的一般原理,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表明包容性秩序首先是超越压制的自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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