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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问题的选择与理论创新——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体验

更新时间:2022-05-26 23:30:33
作者: 马戎  

  

   近些年,我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写作集中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领域。这与我的生活阅历与研究实践的感受密切相关。

   我出生于195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社会变革。1968年,我赴内蒙古牧区插队;1973年上大学,1987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任教,曾先后赴内蒙古、西藏、新疆、甘肃、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问卷调查和社区户访,又到10个省调查乡镇企业。1988年在北大开设“族群社会学”课程,指导来自14个民族的研究生,集中民族问题研究。

  

我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实地调查


   我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生活经历中感知中国基层社会的族际交往,第二个阶段侧重于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第三个阶段转向核心议题的理论思考。

   在生活经历中感知中国基层社会族际交往

   这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

   我的父亲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少年时在父辈交谈中得到一些民族理论政策和各地情况的初步知识。1968年去内蒙古插队,在一个牧业大队放了5年羊,学习蒙古语,把当地牧民视为政治、生产和生活中的指导老师。虽然有语言隔阂和习俗差异,但蒙古族牧民和北京知青始终关系很好,那是在特殊年代不可复制的跨族群特殊情谊。

   插队期间,我学习毛主席的农村调查报告,收集了所在大队户籍、集体财产与分红账目等经济数据,当时我想了解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牧区经济运行与社会关系。

   当时生活中的政治氛围很浓,在人们意识中,阶级斗争重要性远超民族边界,尽管语言不同,人们不把民族身份差异看作是大问题。当时,我认为拥护党和政府是各族群众团结的政治基础,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法宝。这也是当时我理解民族问题的知识体系和基本立场。

   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

   1985年我在美国布朗大学读博士,回国后开展迁移调查。费孝通先生认为赤峰地区的农牧交错、族群混居和移民传统在内蒙古更具代表性,建议我去赤峰。

   人口学关注迁移模型、移民-本地人融合等专题,族群研究关注族群分层、居住格局、语言宗教、社会网络、族际通婚等专题。在赤峰调查中,我把西方人口学的迁移研究和社会学的族群研究这两个领域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我的问卷调查采用自然村整群-农户定距抽样,照猫画虎地把西方理论方法移用到国内,应用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仅根据当地情况做一些调整。

   1987年回北大任教后,我开展内蒙古、西藏、新疆问卷调查,主题和方法大致是1985年调查的延续与地域的扩展。当时我理解的学术创新大致分为三个层次:资料创新、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通过调查获得新资料, 把已有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前人未曾涵盖的重要地域和人群,填补知识涵盖面的地域——群体空白。在尚不具备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的能力时,我把西方理论模型和问卷调查-量化统计方法应用到特定地区,检验相关理论和方法是否具有同等解释力,探索能否得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理论解读,从而思考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国情,这些研究方法应作哪些改进,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在内蒙古农村和西藏拉萨居委会访谈时,我获知与民族关系相关的大量具体信息。这些与基层干部群众的交谈和切身感受,使我开始思考理论分析模型和问卷数据之外的问题,如政治话语、制度政策对族群意识演变、族际边界构建和各地区族际互动带来的深刻影响。这些鲜活的社会现实不仅展示了各地区历史和文化传统,也给我们提出在特定体制和政策引导下真实反映中国民族关系的新议题。而对于如何理解和分析这些活生生的社会现象和族际矛盾,国内教科书没有涉及,西方文献也没有提供答案。

   1985年,我在赤峰农村户访,当地蒙汉群众关系很好,蒙汉几代人同住一村,彼此熟识,“远亲不如近邻”,生产生活互助是常态。村干部选自本村,彼此关系也很好。但当我在旗政府下属各机构访谈时,发现这里的蒙汉干部之间已出现很深的隔阂。一个具体实例是1984年旗政府选举。1956年热河省撤销,以汉族农民为主的乌丹县并入以蒙古族牧民为主的翁牛特旗。全旗人口中汉族约占70%,蒙古族为30%。1984年在旗人代会的旗长选举过程中,代表们出现分歧。上级部门推荐一位原巴林右旗蒙古族副旗长作为旗长候选人,得到牧区蒙古族代表拥护。而占多数的汉族代表希望推选一位现任本旗汉族副旗长,理由是他推动西部农区发展有成效。旗人大组织了四次投票,蒙古族候选人在第四次投票中当选。我在旗里访问到哪个部门,干部们都要和我“理论”此事。蒙古族干部说,翁牛特既然是旗而不是县,那么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则,旗长必须是蒙古族。汉族干部说,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公民民主权利的体现,选举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族际隔阂和意见分歧不是萌生在民间基层社区,而是出现在干部精英队伍中,并从上向下蔓延。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们需要在体制和政策方面进行调整。

   当年构建国家政治制度的整体战略,撤销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省,构建了面积118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但三省撤销后又进一步调整行政区划,以蒙古族牧区为主导来整合汉族农区,导致各旗县民族人口比例变化,并使尊重多数的民主选举制度在一些地区的实施过程中面临尴尬。

   据当地干部介绍,当年旗县合并后双方都有收益:一是东部修红山水库时所需的数千劳动力主要来自西部农区;二是经济模式互补:牧区所需粮食饲料来自农区,农区所需耕畜和畜产品来自牧区。但是,遇到民族情感时,这些经济利益就被置于第二位。我在喀喇沁旗的户访过程中,发现不少被访户的民族身份是蒙古族,但既不会讲蒙语也不了解蒙古传统文化。20世纪80年代初,该旗3万多人把身份从汉族改为蒙古族(当时更改民族身份很容易),这样一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二可享受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高考加分、企事业招工、选拔干部等)。当时全自治区约有36万人更改了民族身份。当地蒙汉通婚家庭子女无一例外申报蒙古族,这与80年代实施的一系列民族优惠政策有关。

   赤峰调查后我开始思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如何看待民族优惠政策与公平、平等之间的关系?现行政策如何在客观上有利于真正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988年,我组织了西藏城乡户访问卷调查和拉萨老城区的户访。老城区居民中都为藏族居民,对我们的访谈十分配合,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一些人们热议的社会问题。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座谈中,当地藏族基层干部抱怨最多的是对“文革”后“落实政策”做法的不理解,他们诉说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文革”后政府给一些1959年参加叛乱的贵族平反及提供大量现金赔偿,拉萨老城区有许多贵族大宅院,1959年后主人跟随达赖流亡印度。民主改革时,这些住房无偿地分给本地农奴和贫民,例如有个三层楼的大院子分给15-16户支持政府平叛的贫苦农奴居住。而现在政府要求街道办事处限期把目前住户全部迁出,修缮院落,归还给原来的贵族。由于实在无法安置现有住户,街道干部非常为难,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给这些阶级敌人“落实政策”?

   另一个例子,是叛逃印度的一个贵族回拉萨后获得隆重接待,请他提交因平叛和“土改”受损失的清单。他拿出一个上千万元的清单、政府照单补偿后,他又说自己还有一串价值百万珠子忘记写,政府马上又给补偿。那时当地藏族基层干部的工资每月仅几十元,他们感觉很不理解。这些藏族干部讲的是感到政治路线和宗教政策的变化。说是尊重宗教,活佛成了“香饽饽”和座上宾,而当年支持政府平叛的藏族积极分子却被冷落。落实政策的一些做法,使“民族”和“宗教”在藏族社会再次成为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

   藏族干部热议的另一个话题是学校教学语言的调整。1986年7月,自治区人代会提出小学至大学一律以藏语授课。但许多藏族干部认为汉语教材和汉语授课的教学效果好。当时城镇中小学严格推行了汉藏“分校分班”。拉萨市城关区17所小学,仅保留两所汉藏同校,1987年秋季这两所小学实行严格汉藏分班。校长告诉我,许多藏族学生家长强烈要求孩子上汉语班,但学校只能按文件安排藏语班。我们在“落实民族政策”中推动民族分校。

   我在分析西藏与中央政府的经济关系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央财政补贴在自治区总收入中所占比例高达104.7%。西藏不仅由中央提供所有政府开支,企业亏损也要中央填补。所以,西藏形成了单向“输血经济”。我感觉,西藏的主要问题不是民族关系问题,而是当时出台的一些政策脱离了实际情况,既脱离汉族干部群众,也脱离“民主改革”后大多数基层藏族干部和民众。我发现,要把西方的政治观念和理论应用到中国时,未必适合国情,那年在西藏调查的问卷设计,我确实在政治上很幼稚,有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问卷获得答案的。

   在1988年及随后几年的西藏调查中,我最大的收获是:我曾将西方的研究指标和方法尝试着应用于中国,但许多深刻严峻的社会矛盾不在于西方传统理论框架之中。社会学研究指标和方法必须考虑中国的历史与具体国情,考虑现实体制和政策因素。

  

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


20世纪90年代,我的研究集中在“民族”和“教育”两大领域:一个是“保底”,即国家不能分裂;一个是社会“发展”,即学校教育如何改善。自2000年后,我把主要精力用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和实地调查,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转向核心议题的理论思考,大致集中在基础概念、叙事话语、社会结构、国际比较这四个方面。

   从分析“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定义和解读入手

   思考民族问题,首先需要研究“民族”核心概念的定义、内涵外延、演变历史及解读中出现歧义的原因。除了“中华民族”这一提法,国内话语体系中的“民族”主要用于56个“民族”层面,如“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等。直至2018年宪法修正案,我国宪法首次提“中华民族”。1984年颁布、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至今没有使用“中华民族”的表述。56个“民族”层面的“民族”话语,与“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等西方概念的汉译用法直接联系,客观上不同于以“中华民族”为单元的现代民族意识。

   学者们考证,汉文“民族”一词是鸦片战争后自西方引入的,最早出现于欧洲人译文中,王韬、梁启超等陆续使用;1902年梁启超首倡“中华民族”概念。1939年顾颉刚的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曾引发大讨论。我建议保持“中华民族”提法,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族”,以便把性质不同、位于两个层面上的群体在用词上区分开。这也符合费孝通先生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框架。

我们应该严格定义“民族”概念的使用范围,在实际应用中,“民族”概念如使用不当,可能造成风险。例如,“跨境民族”这个经常出现在学术论文和日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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