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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论我国刑法对性侵男童与性侵女童行为的平等规制

更新时间:2022-05-26 21:59:04
作者: 刘仁文  

  

   内容提要:我国刑法应对性侵男童与性侵女童的行为进行平等规制,这不仅是保护被性侵男童的需要,也是落实我国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国内法和我国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条约有关平等保护儿童性健康权的精神的需要。为增强有关未成年人性权利平等保护的立法理念,改进立法技术,弥补处罚漏洞,化解解释难题,我国刑法需要体系化地对性侵男童与性侵女童进行一体规制。首先,应当在刑法中构建年龄分级体系,专设“妨害性自决权和性健康权的犯罪”专章或专节;其次,改变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条款附属于性侵成年人犯罪的条款之立法模式,强化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罪名和刑罚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再次,根据刑法平等规制性侵男童与性侵女童的基本思路,对奸淫幼女型强奸犯罪、猥亵罪、组织、强迫和引诱幼女卖淫等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罪及其相关犯罪的立法完善提出构想。

   关键词:性侵未成年人 男童性权利保护 儿童性健康权

  

   对性侵男童的行为如何规制是一个长期以来并未引起立法者和社会公众足够关注和重视的沉重话题,一方面,传统性犯罪相关的立法将保护的重点放在女童身上,另一方面,如果遭受性侵的男童得不到充分的救助,可能会出现被持续性侵却迟迟得不到法律和社会回应的情况。我国近年来不断爆出的男童遭受性侵案件,使包括刑法在内的保护男童性健康权的规制手段受到重视。例如,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强奸、猥亵儿童典型案例中就有“李某林猥亵男童案”;2020年曾有网络爆出中学教师梁某先后强制猥亵多名男学生,经过司法程序调查和审理,这一案件已于近日宣判,梁某强制猥亵罪罪名成立。

   检视我国刑法对儿童性健康权的保护,也对男童和女童作了区别对待,例如,刑法中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但对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男的却缺乏相应的规定;又如,《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但保护的对象也限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男性则缺乏相应的规定。

   本文立足刑法去性别化的基本主张,从儿童性健康权切入,论证我国刑法平等保护男女儿童性健康权的必要性,指出目前立法上不平等保护男女儿童性健康权所带来的问题,并就如何平等规制性侵男女儿童行为提出立法完善建议。

   一、刑法平等保护男女儿童性健康权的必要性

   (一)性侵男童发案率高且与性侵女童性质相同

   与成年人相比,儿童的身心健康发育尚不成熟,对性的理解和认知能力、控制能力尚不健全,性侵行为会对儿童的身心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这是对性侵儿童行为要在刑法上给予区别对待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基于此,中外刑法学界在关于性侵儿童罪法益内涵的认识上,性健康权说逐渐取代了性自主权说,主张性侵儿童罪的保护法益在于保护儿童免受性行为对其成长所带来的损害,认为基于儿童性生理和心理的不成熟特点,遭受性侵的儿童与成年被害人之间存在本质差异,故应当对儿童实施有异于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但是,相比于社会对性侵女童行为的严重性质和社会危害性较为普遍的认识,性侵男童行为则长期以来被严重忽视。由于性侵男童行为的黑数更大,加之犯罪手段隐蔽、被害人缺乏自我防范意识、家庭结构不完整以及熟人作案等原因,使男童作为受害者的数量被严重低估。事实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表明,在性侵儿童事件中,性侵男童的行为不仅大量发生,在有的地方甚至超出了性侵女童的数量或比率。例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2014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在过去数十年里,许多天主教神父奸淫和性骚扰了上万名儿童,受害者中不少是男童。美国学者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的研究指出:“有2%-14%的男孩遭受过性虐待。”美国的另一项研究也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未成年男性遭受法定强奸和更广泛的性侵害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一项针对中国儿童性侵的统计分析表明,性侵女童的概率为15.3%,略低于国际平均值,性侵男童的概率为13.8%,高于国际平均值。2013年广东省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报告显示:每100个青少年男性中,就有2-3个有被迫性行为,是女性的2.2-2.3倍。虽然这些研究的结论在性侵发生率的数值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性侵男童与性侵女童一样,在各国都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从行为性质和社会危害性来看,性侵男童行为的危害同样很大。首先,男童遭受性侵后所带来的心理创伤与女童被性侵后所带来的心理创伤是相同的,即都会有“性侵创伤综合症”,产生恐惧、绝望、耻辱、焦虑等情绪反应,以及冷漠、呆滞、自责感、报复情绪等心理状态。其次,被性侵的男童也和被性侵的女童一样,会被污名化、标签化,造成二次伤害甚至终身伤害,使成年后的性观念和婚姻观发生扭曲。最后,男童被性侵还有一些特殊的后果,如肛交等奸淫方式会造成男童生殖器官的损伤等身体伤害,也容易被传染艾滋病等性病,还有可能留下心理疾病等隐患。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男童被性侵后,有较大可能会在成年后沦为罪犯,或攻击他人,并且有较大的自杀欲。2017年,美国著名摇滚天团“林肯公园”主唱切斯特·本宁顿(Chester Bennington)以自杀方式结束了年仅41岁的生命,其生前向媒体透露幼年时曾遭受成年男子性侵长达6年之久,这也是他放弃生命的最直接原因。

   (二)落实宪法等国内法和国际公约相关精神的需要

   在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包括刑法在内的各部门法规范和学理体系向着宪法的方向进行调整,已成宪法学者和刑法学者的共识。据此,宪法教义学完全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规定,得出刑法应当对性侵男童行为和性侵女童行为同等规制的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并不意味着拒绝差别对待,基于合理分类的差别对待并不违反宪法平等原则,甚至有人称差别原则为平等原则的辅题。但是,建立在不合理分类基础上的差别对待,则违背了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刑法对男女儿童性侵的区别对待不属于“矫正正义”,刑法对女性的“过度保护”背后所隐含的“物化”女性而不是为女性赋权的思想,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歧视。何况本文关于刑法平等规制性侵男女儿童的主张非但不会造成对女童的刑法保护力度减弱,反而会因平等规制而使得对儿童的保护更加周延。此外,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条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该条衍生出的一项重要要求是平等保护所有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能因性别上的差异而歧视对待。据此,也能得出对男女儿童性健康平等保护的结论。

   有关国际公约也倡导并要求刑法平等规制性侵男女儿童的行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7条明确规定了享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这表明公民平等享有性权利,儿童也不应例外。及至1989年联合国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下称“《公约》”)第2条对儿童权益无差别保护原则进行了规定,更为明确。我国刑法对性侵男童和性侵女童的行为实行区别对待的做法,显然与公约的无差别保护原则相悖。《公约》还规定:“缔约国承担保护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色情剥削和性侵犯之害。”可见,一切涉及性侵儿童的活动,不论受害人是女童还是男童,都应当为缔约国法律所禁止。我国已于1991年正式批准加入该《公约》,所以该公约关于儿童性健康的全面、平等保护应当为我国立法所贯彻。

   (三)域外立法的共同趋向

   考察当今国际社会的刑事立法,尽管在性侵儿童的具体罪名和年龄划界等方面各个法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各个法域都纷纷用“未成年人”“儿童”“不满××周岁的人”等中性化的术语来代替之前的“女童”等传统术语。我们固然不能说域外立法如何我们就应如何,但这种域外立法的共同趋向却反映了一定的规律性,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以德国为例,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1969年德国刑法典限制了对成年人之间性行为的处罚,将第 175 条“同性性行为罪”的处罚年龄从二十一岁降低到十八岁以下,该条最终于1994年删除,但对儿童性权益的保护反而不断强化。《德国刑法典》原第175条、原第182条关于性侵少年行为的相关规定中,原第175条“男性同性性行为”解释为已满十八周岁的男性与不满十八周岁的男性实施性行为或者让其与自己实施性行为,对比原第182条“引诱女童性交罪”中规定的引诱未满十六周岁的女童实施性交,不仅将男女少年被性侵行为区别规定,而且设置了十八周岁和十六周岁不同的年龄界限。因此,这两个条款因涉嫌对男性同性恋群体的歧视和对男性未成年性权益保障的缺失而饱受指责。1994年6月11日颁行的第二十九次刑法修正法[29. Strafrechts?nderungsgesetz (1994)],不仅将男性少年与女性少年同等作为少年权益纳入保护范围,而且以“性行为”代替“性交”,扩充了性侵行为方式。1998年第六部刑法改革法[6. Strafrechtsreformgesetz (1998)]扩大了性犯罪处罚范围,并使用了“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的表述,旨在强化对性侵男女儿童行为的一体打击力度。2015年第四十九次刑法修正案[49. Strafrechts?nderungsgesetz (2015)]继承了对儿童性权益平等保护的理念,增设的第182条“对少年的性滥用罪”用的是“强奸不满十八岁之人”“十八岁以上者有偿地与不满十八岁之人实施性行为”“年满二十一岁之人对不满十六岁之人”等措辞。此外,第180条“促使未成年人为性行为罪”用的也是“不满十六岁的人”“不满十八岁的人”。总之,纵观德国刑法典对各种性侵儿童犯罪的规定,都没有去刻意区分性别。

   再以日本为例,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2017年《日本刑法典》修改前,日本关于性侵儿童犯罪甚至整个性犯罪立法在国际上都是相对落后的。关于强奸罪的受害人局限于妇女是否违背日本宪法第14条男女平等原则的争议,日本最高裁判所曾在1953年的判决中给出过否定答案,理由是将强奸罪的犯罪主体限定为男性与受害人局限于女性是基于双方体质、构造、机能等生理、肉体上的事实差异,并不违背社会观念或道德观念。然而,在2017年刑法修改前的“有关性犯罪罚则的研讨会”中,多数意见认为现在整个社会的性观念与上世纪明显不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遭受强奸后的被害程度上是相同的,因此,强奸罪的行为人和被害人也不应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因此,可以认为2017年日本刑法的修改顺应了国内社会民众理念和社会现实。修法后将原第176条中的行为对象“女子”改为“人”,将“奸淫”改为“实施性交、肛交或者口交”,将法定最低刑由3年惩役提高到5年惩役。原第178条规定了准强制猥亵罪与准强奸罪,修法后该条中的准强奸罪被修改为准强制性交等罪,即将原准强奸罪“乘女子心神丧失或不能抗拒之机,或者使其心神丧失或不能抗拒而实施奸淫”中的“女子”修改为“人”,使准强制性交等罪的行为对象包含男性。

其他国家,如英国,1956年《性犯罪法》(Sexual Offences Act)中的猥亵罪也局限于男性对女性的行为,1960年《猥亵儿童罪法》(Indecency with Children Act 1960)则将猥亵儿童罪的犯罪主体扩大到任何性别的人,保护客体包括不满十四周岁的男童,及至1994年的《刑事司法与治安法》(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 199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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