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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蔚:基本权利之“基本”的内涵——以法国法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2-05-26 15:46:17
作者: 王蔚  

   摘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法国法在基本权利理论建构层面深受德国法影响,在较为短暂的50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极寻觅比较法和本土资源,形成了较为体系化的基本权利理论。基本权利可在形式、价值、结构、共性等多重维度下进行学理证成、规范建构与实践适用:在形式层面通过宪法序言进行转介,对权利入宪路径进行明确;在价值层面注重基本权利的客观面向,博爱、平等、自由的价值分别注入到权利主体、公权力机构保障义务与权利实质内容的要求中;而在结构层面,基本权利之“基本”的内涵则更多体现在与其他国家权力配置和运行的紧密关联之中;最后,在共性层面,尤其体现为基本权利保障程序趋同的过程,不断调适欧盟法律资源、邻国比较法经验和本土司法实践资源。当下,基本权利已成为我国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在比较法层面也颇受德国法浸润,研究的样态从权利个别化走向基本理论体系化的构建。法国基本权利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宪法研究中基本权利的类型、新型权利入宪路径均有所启发,一定层面有助于厘清基本权利内核,并对法院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参与基本权利保障等问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  基本权利 权利保障 权利入宪 法国法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意义上,“基本权利”(droits fondamentaux)概念在法国是陌生的。法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术语来自于德国法的对应术语“Grundrechte”,但其蕴含的权利理念却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1]法国学界通常将人权、公共自由和基本权利作为一组概念进行对比和区分。在法学语境下,“人权”(droits de l'homme)和“公共自由”(libertés publiques)的概念长期居于主流,至20世纪末慢慢被基本权利所取代。法国作为人权母国,人权概念自出现以来即得到广泛承认,但其在法律效力层面似乎是较为虚弱的,缺乏具体化机制和缜密的救济程序。或许也正因为其效力微弱反向推动了其他概念的发展,人权概念较为顺利地过渡到“公共自由”阶段。公共自由主要体现为对行政权的消极防御,对法国近代立宪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公共自由的局限性也较为突出,不能走出立法至上的窠臼,无力对抗来自立法权对公民权利的侵害。[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合宪性审查机制的普及,基本权利开始在德国、意大利等国成为宪法实施的核心关切,这一浪潮也在20世纪70年代涌入法国。法国法中以基本权利作为合宪性审查基准肇始于1971年宪法委员会“结社自由”判例,也因为这一判例,基本权利的行使成为宪法实施实效化的重要机制。[3]此后,以基本权利保障为审查基准的判例急剧增加。1990年,宪法委员会在判决中首次使用了“具有宪法效力的基本自由与权利”(les libertés et droits fondamentaux de valeur constitutionnelle)之表述,[4]将这一范畴正式确认。

  

   然而,法国对德国理论并未一揽子照单全收,对德国法语境下首先表现为一种主观权的逻辑进行了部分改动,进行了更倾向于客观价值秩序的逻辑构造。这一现象的形成首先来自于法国学界对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土化调适,更多地注重客观价值秩序面向与法律体系完整性的协调。尤其是艾克斯学派(Ecole d'Aix)以路易·法沃赫(Louis Favoreu)为代表的学者推动了基本权利在整个公法体系中的研究。[5]此外,在基本权利从理念到实证法的演变过程中,宪法委员会也扮演了关键角色,相关判例逐渐成为宪法研究的重要资源。[6]基本权利的内容由宪法委员会逐案决定,例如在1982年1月16日关于国有化的第81-132号决定中,宪法委员会首次确认了“财产权的基本性质”。1984年10月10日和11日宪法委员会第84-181号决定中,思想自由获得“基本自由”的定义,1994年7月29日第94-345 DC号决定中,宪法委员会也给表达自由贴上了“基本”的标签。自此,宪法委员会逐渐建立了一个单独的类别,以“基本权利”为依托增强对立法者的制约,不得在立法中降低对此类别权利之保障水平。[7]同时,“基本权利”体系一直处于开放状态,充分吸收欧盟法和邻国比较法的资源,尤其是欧洲人权法院判例及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宪法学说和宪法案例,不断在个案中精细化基本权利的实质内容和保护范围。但在国家与社会转型期,固有权利的内涵发生急剧变迁、新型权利不断涌现,因此辐射到理论层面,法国学界对基本权利之“基本”的内涵的探讨存在多种维度,例如价值维度、形式维度、结构维度和共性维度。[8]通过多维度探讨可以探寻基本权利概念在法国如何入宪,如何行使,如何在基本权利实质保障和程序保障机制的统合下促进体系化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基本权利的特征在法国法律话语中也逐渐变得清晰。[9]

  

   在我国宪法学研究中,基本权利概念的体系化在最近30年获得了长足发展,在比较法意义层面受德国法的影响较大,研究的样态从权利个别化走向基础理论研究,立足我国宪法文本进行教义法构造,基本权利研究从边缘逐步成为中心,基本权利的总论和分论均获得了较大的延伸。[10]但不可忽视的是,仍存在不少亟待进一步厘清的问题:首先,在对以宪法第33条为核心的条文进行基本权利教义构造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明确权利主体、国家义务、功能体系,以及如何持续保持体系的开放性;[11]其次,在国家与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法律对多项新型权利缺乏明确规定,诸多学者开始期待“权利入宪”成为权利保护的规范基础,然而,并非所有权利均可“入宪”,权利入宪存在路径寻觅与如何保障的问题;最后,基本权利如何在我国合宪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机制中实现内在衔接?在备案审查显著实效化的当下,需要深入研究审查依据规范并与普通诉讼一起进行抽象和具体的权利交互保障。有鉴于此,本文将对法国基本权利之“基本”的内涵进行多维度的考察和论证,并对我国基本权利理论问题进行针对性探讨。

  

   二、形式维度:权利入宪的多元路径

  

   基本权利规范的产生具有不可忽视的自然法背景,权利和自由的“基本”内涵与自然法以及人权的正义理念息息相关,但理念如何落地,需要在现实的宪法制度安排中得以具体化。[12]正如有学者所言,自然法的主观主义色彩被宪法实践客观化。对基本权利实质理性下的形式理性探讨成为基本权利研究的内在需要。[13]这一形式理性客观化的过程也可以视为权利入宪的必要路径,需要根据权利在规范等级中的地位予以具体确定,主要通过现行宪法序言对1789年人权宣言、1946年宪法序言(préambule)以及2004年《环境宪章》中的条文进行宪法效力确认与规范构造。

  

   (一)宪法序言作为“权利之源”

  

   法国宪法有一较为“吊诡”的现象,自1875年宪法开始,历部宪法正文中都未设置有关权利的专门章节。2008年宪法修改之前在宪法文本中难寻“基本权利”的踪影。实践中,权利具体实效化的过程在法律文件中均与1789年人权宣言特别是1946年宪法序言的概念密切相关。在司法裁判中也会时常出现某条款因构成对“序言”的违反而被判定侵犯某项基本权利,宪法序言俨然成为“权利之源”(les sources des droits fondamentaux)。具体而言,法国宪法中关于基本权利的文本依据由三大部分构成:其一,1789年人权宣言中对公民自由权的宣告,主要包括言论自由、人身自由、财产权等;其二,1946年宪法序言中公民社会权的确认,一定意义上补充了上述的自由权,例如男女平等权、受教育权、罢工权等;其三,2004年《环境宪章》中对环境相关权利的宣告。其中,《环境宪章》序言部分主要规定了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等一般意义上环保原则。正文部分则对个人的环境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细致的规定、确认了国家的环保职责。[14]有学者以法国宪法委员会近15年来援引《环境宪章》的案例为分析对象,发现了其中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势:《环境宪章》所载的环境权最初更多地作为“客观价值秩序”逐渐过渡到“主观权利”面向,可诉性亦逐步增强。[15]

  

   此外,“共和国法律所确认的基本原则”(Principes Reconnus Par Lois de la République)作为法国独特的理论,也为新型权利入宪开辟了诸多可能的路径。具体而言,被认定为此项原则需要具备三大条件:首先,要成为“基本”的原则,该原则必须规定具备重要性的规则,即需要具有足够程度的普遍性,也与国家政治或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的领域相关;其次,“共和国法律所确认的原则”在1946年以前存续的前三个法兰西共和国颁布的法律文本中需要有规范基础;最后,“共和国法律所确认的原则”必须得到持续的应用,第四共和国之前不能有任何法律对此原则造成减损。有学者将其与美国式未列举权利理论相类比。法国宪法委员会虽然通过确认“共和国法律所确认的基本原则”对某些未明确的基本权利进行了确认,但无意朝美国模式方向发展,这显得相对保守。截至目前为止,“共和国法律所确认的基本原则”包括12项基本权利和自由(详见下表1)。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式确认新型权利的方法也存在抽象解释后逐渐明确的趋势,其中有四项基本权利在后续的宪法委员会判例中获得了成文宪法规范的确认。因此,在此后的判决需要援引相关宪法依据时,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可直接引用宪法第66条;[16]对思想自由直接引用1789年人权宣言第10条,[17]或者1946年宪法序言第5条;[18]对辩护权的尊重依据1789年人权宣言第16条。[19]换言之,“共和国法律所确认的原则”可以成为过渡性阶梯,将权利的诉求首先吸纳进宪法效力规范中,再与具体宪法条文挂靠。

  

  

   (二)新实证主义宪法学底色下学界对基本权利的演绎与体系化努力

  

基本权利除了通过上述途径入宪,学界的努力也成为间接且重要的路径。已故知名法国宪法学家路易·法沃赫及其所带领的埃克斯马赛大学宪法司法教学科研团队对基本权利理论进行了持续的研究。自1981年开始,每年举办关于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国际圆桌会议:每届圆桌会议的记录均定期在《国际宪法司法年鉴》(Annuaire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Constitutionnelle)上发表。[20]《法国宪法学杂志》(Revue Français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在其刊发的文章和定期案例综述中广泛讨论比较法意义上的基本权利。这种长期的学术整理工作逐步推动法国形成了符合比较法教义又带有本国特色的基本权利体系。目前法国主流教材将基本权利和自由分为以下五大类别:第一类为“自由权”(droits-libertés),主要包含人的尊严权、隐私权、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通信自由、财产权、营业自由、避难权等;第二类为“参与权”(droits-participation),主要包含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第三类为有权要求国家采取积极行动,其往往体现为要求国家提供福利和保障权利,因而被称为“受益权”(droits-créanc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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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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