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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两种“六经皆礼”

更新时间:2022-05-25 21:20:20
作者: 陈壁生 (进入专栏)  

  

   摘  要:以郑玄所构建的以礼注经的经学体系为基础,在清末民初经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出现两种不同的“六经皆礼”理论。一种以曹元弼为代表,强调“六经同归,其指在礼”,以一个独立的“礼”的概念去贯穿六经、理解经学概念,其背后是六经“有”礼。一种以刘师培为代表,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出发,以王官学去理解六经,从而认为六经都“是”礼。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关系着清末民初对中国两条不同的现代化之路的理解。

   关键词:曹元弼;刘师培;六经皆礼

  

   清末民初,中国文明遭遇深重的危机,使对这一文明进行整体化的认识,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治古学、贵文章之徒始有“六经皆礼”之论。在这种理解中,礼在文献上不只是六经之一,甚至在制度上不只是三礼所构成的典章制度,在历史中不只是周公制定的一代之学,而是揉合王官学的基本框架,与以礼解经的基本方法,共同构成一套对礼学的独特理解。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目前有两篇论文,其一是李才朝的《“六经皆礼”说考论》,文章罗列了历史上一些六经与礼的关系的论述,并作出简单的分析。[1]其二是顾涛的《论“六经皆礼”说及其延伸路径》,文章认为,陈钟凡在《经学通论》、《诸子通谊》二书中,发明刘师培《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一文的要旨,提出“六经皆礼”的命题,文章对陈钟凡的说法进行系统的考察。[2]其三是丁鼎、马金亮的《“六经皆礼”说申论》。[3]“六经皆礼”这样的说法,看似简洁明了,但是,背后涉及到广阔的理论问题,何谓六经,是六本书还是六种学问,是王官学还是儒家言?何谓“礼”,是六经之一的礼经,还是超越六经的礼学,抑或是贯通经史的礼制?

   而在清末民初,虽未明言“六经皆礼”四字,而实有六经皆礼思想的,事实上有完全不同的理论形态。也就是说,比较典型的有两种“六经皆礼”理论,第一种以曹元弼为代表,强调六经“其指在礼”。以一个独立的“礼”的概念去理解六经;第二种以刘师培为代表,认为做为王官学的六经,都“是”礼。这两种理解方式都建立在郑玄礼学的基础上,虽时有交叉,但思路不同,总体上都是郑玄经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曹元弼:“六经同归,其指在礼”

   晚清民初九鼎迁移,文明变革之世,发明郑玄之学以挽民心、救民命者,曹元弼最为典型。曹氏之学,以礼为本,而以郑玄为宗。其著述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尊张之洞嘱,用《劝学篇·守约》体例编十四经学,所成如《孝经学》、《礼经学》等,都是简述群经的著作,旨在适应一定普及意义的经学教育。二是《大学通义》、《中庸通义》等著述,旨在揉合汉宋。三是专门发明郑学的著述,如《周易郑氏注笺释》、《孝经郑氏注笺释》、《尚书郑氏注笺释》,皆蒐集郑注残佚而为之作疏。曹元弼言礼学可以统六经云:

   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诗》之美刺,《春秋》之褒贬,于礼得失之迹也。《周官》,礼之纲领,而《礼记》则其义疏也。《孝经》,礼之始,而《论语》则其微言大义也。故《易》之言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书》之言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礼。”《诗序》之言曰:“发乎情,止乎礼义。”《春秋》宪章文武,约以周礼。贾、服、颖说。所讥所善,按礼以正之。《郑志》。《孝经》开宗明义言至德要道,要道谓礼乐。《论语》言礼者四十余章,自视、听、言、动,与凡事亲、教子、事君、使臣、使民、为国,莫不以礼。陈氏澧说。《周礼》《仪礼》发源是一。《仪礼疏》序。《礼记》则七十子之徒共撰所闻,或录旧典之义,或录变礼所由。《礼记正义》。盖圣人之道,一礼而已。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六艺殊科,礼为之体。故郑君以礼注《易》、《书》、《诗》、《孝经》,伏生以礼说《书》,毛公以礼说《诗》,左氏以礼说《春秋》,《公羊》、《谷梁》亦皆言礼,而班氏 《白虎通义》之论礼,郑君、孔氏、贾氏之注 《礼》、疏《礼》,又皆以群经转相证明。礼之义诚深矣。尽六经之文,无一不与相表里。[4]

   曹氏首揭“六经同归,其指在礼”,其语出自班固《汉书·礼乐志》“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5]但是,班固强调的不是礼乐可以解释六经,而是礼乐之“用”对治身治国的意义,因此接下去说:“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礼乐志》所述,也是从古文经学的角度论证大汉必须用古文之礼,以解决“旧旷大仪”的问题。曹元弼的“六经同归,其指在礼”,则是要证明六经之中皆有礼。《礼经学》之外,他还多次说过类似之语,如《周易郑氏注笺释序》云:“盖六经同归,其指在礼。”[6]曹氏为张锡恭《丧服郑氏学》作序云:“天道至教,圣人至德,著在六经。六经同归,其指在礼。礼有五经,本在《丧服》。”[7]

   曹元弼跟郑玄最大的差别,是郑玄以礼注经,使六经皆有礼,而曹元弼则在六经皆有礼的基础上,把“礼”从六经中抽象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再以之理解六经。

   “《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如果以礼观《易》、《书》,则二经所述,不离于礼。就此而言,礼内在于先王之政。曹元弼说:“《易》,礼象也。法象莫大乎天地,伏羲定乾坤,索六子,立三纲,叙五伦,别人类于禽兽,而礼之大本立。”[8]曹元弼直接判断《易》是“礼象”,但何谓礼象,曹氏以《易》变天地为乾坤,天地便是最大的“象”。如果说《易》法天地,便可称为“礼之大本”,那么这里的“礼”,既不是三礼文献,也不是具体的礼制仪节,甚至不是礼制背后的礼义,而是礼之理,如《礼记·礼运》所说的“礼必本于大一”,孔颖达《礼记正义序》所云:“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9]曹元弼把“礼”抽象为天地万物形成的基本法则,才可能将《易》象直接称之为“礼”。至于《书》,曹元弼说:“孔子曰: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礼者,人伦也。”[10]礼是政之本,但《书》中自尧舜至于春秋,政事百端,郑玄只是用礼去解释其中部分内容,决不可能说《书》之政就是礼。曹元弼则直接用一个抽象的“礼”去解释抽象的“政”,若如曹氏所云,则政即是礼,无所谓政了。

   曹氏又说“《诗》之美刺,《春秋》之褒贬,于礼得失之迹也。”其意是《诗》、《春秋》之美刺、褒贬,必然有其内在的标准,这种标准就是礼。就此而言,礼建立了基本的是非标准。就此而言,《诗》、《春秋》不是礼,但背后的礼,是美刺、褒贬的标准。

   “《周官》,礼之纲领,而《礼记》则其义疏也。”盖曹元弼以为“礼经”在《仪礼》,故把《周官》视为纲领,而《礼记》视为解《仪礼》之书。但是,曹氏对礼的标准的确定,并不仅在《仪礼》冠婚丧祭诸礼,而包括所有存佚之礼。在曹氏看来,孝为礼之始,故《孝经》所述,是礼的根本。而《论语》要旨,也在于礼。

   曹元弼的“六经同归,其指在礼”,实质上是郑玄礼学的进一步发挥。郑玄礼学中,周公之法的核心是三礼,礼的概念扩大化,等同于一般规则。而曹元弼进一步将礼理解为政事之本,善恶的标准,将之贯穿在六经之中。如果说郑玄只是以礼制解经,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经的“礼”,那么曹元弼则是将“礼”从经书中独立出来,尤其是曹氏说“六艺殊科,礼为之体”,则是把礼抽离于六经,用以贯穿六经。

   简言之,在郑玄看来,周公制作礼乐,要在《周礼》与《仪礼》,《周礼》较为完备,惟缺《冬官》,而《仪礼》只有部分士礼,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残缺,郑玄所理解的“礼”,就是以《周礼》、《仪礼》为文献基础的礼乐制度,郑玄的“以礼注经”,就是以周的礼乐制度注解其他时代的礼乐制度,因此,郑玄所导出的是《诗》、《书》、《易》、《春秋》都有礼。而曹元弼则认为礼经只是《仪礼》,《周礼》是纲领,是制度背景,《礼记》是义疏。曹元弼把“礼”从三礼文献中抽象出来,独立为一个概念,用这个概念去统贯群经。曹元弼的这种新的礼学观,不是申述郑玄,而是在郑玄的基础上重建礼学体系与经学体系。就此而言,曹元弼的经学体系对传统经学具有革命性。而且,曹元弼所重建的经学体系,有其独特的目的,即在于构建以人伦为核心的经学理论。在《孝经郑氏注笺释》中,曹氏云:

   生民之初,有善性而不能自觉。伏羲继天立极,作《易》八卦,定人伦,实为孝治天下之始。自是五帝、三王,《诗》、《书》所载盛德大功,皆由此起。故尧、舜之道,孝弟而已。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至周公制礼而大备。周衰,礼教废,彝伦斁,至于篡弑相仍,则生理绝而杀气炽,生民将无所噍类。孔子作《春秋》,诛大逆而遏杀机,作《孝经》,明大顺以保生理。盖伏羲以来之道,集大成于孔子,六经之旨,备于《孝经》。[11]

   晚清民国经学,有一种体系化的倾向,即把题目、旨意、教法不同的群经,结合成为一个共同的理论系统。而曹元弼的经学体系,“人伦”是其核心,从伏羲画八卦,有上下尊卑,是人伦之始,经五帝三王,至周公制礼,人伦大备,而孔子作《春秋》,严父子君臣之别,又作《孝经》,以总汇六艺之道。就六经性质而言,自伏羲画八卦至孔子作《孝经》,其根本义理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人伦,经学就是人伦之学,在经学影响下的中国文明就是以人伦为中心的文明。

   而在曹元弼看来,人伦要实现,主要必须依靠礼。也就是说,礼的意义,即在于明人伦。曹氏云:

   礼者,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以各正性命者也。乐者,达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之情,以保合大和者也。导之以礼乐,则民心合敬同爱而和睦矣。[12]

   礼植根于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别,每一种身份有其相应的道德,这样,以礼为治,便能合敬同爱,民用和睦。同时,以礼为治,自孝开始。曹元弼《礼经大义》云:

   孝,礼之始也,明王以孝治天下,则礼达于下,无所不行。亲亲,父母为首;尊尊,君为首。而君臣之义起于父子,父子之本正于夫妇,有父子则有兄弟,有君臣则有朋友,故三纲又为五伦之本。[13]

   曹元弼之所以重视孝,重视《孝经》,是因为《孝经》中的“爱”与“敬”,贯穿于圣人制法,即六经之中。他说:“盖六经者,圣人因生人爱敬之本心而扩充之,以为相生相养相保之实政。《易》者,人伦之始,爱敬之本也。《书》者,爱敬之事也。《诗》者,爱敬之情也。《礼》者,爱敬之极则也。《春秋》者,爱敬之大法也。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孔子直揭其本原而为之总会,于是乎有《孝经》。”[14]

   曹元弼的“人伦”之学,是把六经概括、落实成为“人伦”。而规定人伦关系,并使人伦关系可以行于政治社会者,便是“礼”。同时,因为人伦的背后是《孝经》中的爱敬,人伦是六经的核心,则爱敬亦贯穿于六经。正因如此,人伦通过礼落实在政治社会生活中,能使天下人皆爱敬其亲,安上治民,遂莫善于礼。曹元弼所继承郑玄礼学者,在于礼学不止是礼经之礼,而且是规则之礼,故六经作为伏羲至孔子的完美法度,其内在即是礼。

   总体言之,曹元弼的“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正是继承并突破了郑玄的礼学思想。而在此基础上,曹氏更进一步用“人伦”去概括六经。曹元弼这种思路,也可以称之为“六经皆礼”,但这种“六经皆礼”的内涵,是礼为六经的内在标准,可以以礼解释六经,六经的教化也必通过礼来实现。

   二、刘师培:“六经皆礼”

   将礼学与六经的关系直接概括为“六经皆礼”,是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与郑玄的以礼解经的结合。首揭其义者是刘师培,1906年,正在22岁青涩之年的刘氏在《国粹学报》发表《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开头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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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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