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侯中军: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更新时间:2022-05-25 20:41:11
作者: 侯中军  

  

   摘 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不抵抗政策,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英法主导的国联有意联合美国,将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波及其自身利益。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联陆续出台的三次决议,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在日本罔顾国联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掀起反侵略浪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 国联调查团 不抵抗政策 国联外交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不仅拉开了日本14年侵华战争的序幕,而且打破了华盛顿体系构筑的东亚格局。英美等国从己方利益出发,对日实行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华气焰,使局势日益复杂。基于中外文档案,学界从双边视角展开了诸多考察,如对中日围绕国联交涉的探讨、对英国绥靖外交的分析、对美国史汀生主义出台过程的研究等。日内瓦国联档案开放后,学界进一步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团产生的背景及过程。既有研究认为,国联调查团的派遣出自中国的主动提议,属于中国的外交成果,但忽略了国联调查团的派出方案已严重背离中国的初始提议这一事实。此外,国联与美国关系微妙,国联及英法对于联美一事各有打算,已有研究虽然分析了国联三次决议的情况,但并未厘清决议出台背后的多方复杂博弈及对华影响。本文立足各类档案及日记等资料,重点考察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围绕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问题的国际交涉,分析国民政府对日交涉与国联外交的联动,进而探讨英美外交与国联三次决议对于国民政府从“不抵抗”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政策的转变以及局势走向的影响。

   一、事变爆发后国联第一次决议的出台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数日,国民党内宁粤之争达到白热化,国民党军加紧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借口,将政治重心放在与胡汉民、汪精卫的派系之争,军事上则集中全力对中央苏区发动进攻。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打乱了蒋介石的既定部署。如何应对日本侵略,统筹处理派系之争及与中共的关系,成为事变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采取相关举措的基本考虑。

   9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建议向国联揭露日本暴行,并请驻日内瓦代表施肇基“在大会宣布日方谋我真相,要求召集行政院,按照国际联合会盟约第十六条之规定,迅予必要之措置”,同时通报《非战公约》签字国。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十六条规定,如国联会员国有违反盟约而从事战争者,应当“视为对于所有联盟其他会员国有战争行为”,其他会员国应“立即与之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上之关系”,经出席行政院之其他会员国代表投票表决,“宣告令其出会”。盟约对于会员国侵略行为的严厉态度,是国民政府外交部最初寄望于国联的原因。

   作为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收到事变的报告后,即指示通报英美驻华人员。9月19日凌晨2时后,张学良顾问端纳(W. H. Donald)先后联系美国驻华公使詹森(N. T. Johnson)、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通报了九一八事变情况。继而,顾维钧受张学良委派,探访詹森和蓝普森,询问各国依据《国际联盟盟约》《非战公约》以及《九国公约》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并建议由美国出面召集利益相关国家讨论日本侵略一事。蓝普森向顾维钧表示,中国可以根据《国际联盟盟约》或《九国公约》采取行动,他在未接到英国政府通知之前不便表态。他同时表示,鉴于英日之间的传统友谊,英国不可能单独对日采取行动。蓝普森和詹森一致表示,在得到更为具体的准确事实之前,两国政府不会持任何立场。

   9月20日,在南昌布置“剿共”的蒋介石返抵南京后便召集会议,决定在外交上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之事首先向“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申诉”,“以求公理之战胜”,对内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具体举措是,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对日决策研议机构;抽调部队北上,暂停进攻粤系和“剿共”计划;派遣蔡元培、张继、陈铭枢等赴粤,商量对日办法;发布告安抚舆论,“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在国内进行相应处置的同时,国民政府与英美等国展开密集沟通。在最初与英美的接触中,国民政府主要是试探两国对于求助国联或以英美为主的《九国公约》签署国的态度。尽管并未得到英美明确答复,但国民政府内部倾向于诉诸国联。

   面对日军的进攻,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方针。9月20日晚,张学良在协和医院接待室向外国记者表示,“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抵抗,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

   在接到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提交的申诉后,国联行政院考虑将日本侵华一事提交国际仲裁。蒋介石在了解到国联可能作出“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各退回原防,听候国联派委员查察裁判”的决议后,认为此举对中国有利,他指示张学良,“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北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于日本可能登陆烟台、青岛沿海比较敏感,要求山东方面加紧部署兵力,一旦日本侵略济南,应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

   国民政府倾向于采取外交手段解决东北问题,这诚然和军事实力有关系,但本质上是一种妥协方针。中共中央于20日发表宣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屠杀,揭露其有意“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以便“实行更大规模的屠杀政策以瓜分中国”,批评国民党的“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呼吁全民行动起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进行斗争。中共中央随后派出干部奔赴东北,领导组织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

   9月21日,中国民众代表向政府建议,“约外使会同国联代表实地调查”。面对中方向国联的申诉以及英美等国的关切,日本于9月24日发表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一次声明。声明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并谎称日军大部已经撤回南满铁路附属地,并保证对中国东北无领土要求。

   9月30日,国联行政院就日本侵略东北作出第一次决议(以下简称“9月30日决议”)。决议首先简述双方各自声明:日本声明,“对于满洲并无领土野心”,在日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切实保障下将撤退至铁路区域内;中国声明,在日本军队撤退后,中国将担负铁路区域之外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接着,决议进一步表示,已“阅悉中日代表既保证各该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之步骤以防止因时局愈加严重致扩大事变之范围”。在事态陈述之外,决议并未对日本形成约束力,所以并不属于一份要求日本撤军的法律文书。以往学界认为9月30日决议是要求日本撤军,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

   9月30日决议出台后,为应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外交变局,取得广泛国际支持,蒋介石敦促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等人开展国民外交,特别是联络太平洋学会各国,促其关注日本暴行。国民政府还进行外交人事调整,由顾维钧接替施肇基,出任中国驻国联代表;派驻美公使颜惠庆赴北京,与各国驻华使馆接洽;派国际法院法官王宠惠赴美,联络美国各界。

   对于下一步对日方针,尤其是否直接交涉,国民政府内部存在不同意见。蒋介石反对直接交涉,但财政部长宋子文、代理外交部长李锦纶曾向美方试探,“日军首先撤退至铁路附属区域内”,中日方可直接交涉。顾维钧认为,如果日本抵制撤兵,国联无法作出有效应对,中日双方的直接交涉为“事实上所需要”。但特种外交委员会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决定避免中日直接交涉,寄托国联主持的调停或调查。对此,罗文干、顾维钧等坚持中日直接交涉“终难避免”,“如能由第三者加入旁听,如华府解决山东问题之例,实属上策”。此外,罗文干还提出“勿轻言战事”,抵制日货应当以民间为主,政府“不宜公然提倡”。对于中方舆论所坚持的恢复事变前的原状再谈判的提议,罗文干认为“事属难能”,“只要使日军退入附属地内,似可开议”。

   基于国民政府内部讨论,中央政治会议拟定了甲乙两种对案。甲案前两款主要针对日本提出,一是要求“日本即日停止军事行动”;二是要求“日本于确定最短期内撤兵完竣,并于该期内实行撤兵之步骤”;三是提出中国将“保障东三省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四是希望“国联派各国代表团监视撤兵与接收”。第五、六、七款是对中日双方的要求:“中日彼此声明尊重条约上之义务,所有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九国公约均包括在内”;在各国代表参与调查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即日开始商订撤兵与接收详细办法、保障东北日侨安全详细办法;中日间一切问题由美国与国联国际会议根据上述各原则公平解决。

   乙案前四款与甲案相同,不同的是第五、六款。第五款规定,中日两国在中立国代表参加视察下开始就下列各点谈判:(1)撤兵与接收详细办法;(2)保障东三省日侨安全办法;(3)规定议事日程以便进行第六款所指之谈判。第六款规定,“中日两国于日本撤兵完竣后并在行政院所派中立国代表参加视察之下”,根据以下原则围绕两国间各种悬案进行谈判:(1)“保障东亚和平”;(2)“实行国际合作,促进东三省经济上之发展”;(3)“消除中日两国人民间误会之原因”。如果谈判时双方产生争执,则提交调解委员会处理。甲乙两案均将中日两国的直接交涉视为必要途径,而这与蒋介石的最初设想并不一致,故遭到其反对。

   鉴于国际社会的微弱反应,在继续进行国际交涉、寄望于外交解决事变的同时,蒋介石开始筹划应对日本侵略的整体布局。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国民政府此时已开始准备对日的整体战备计划,亦即在东北采取不抵抗政策的情况下,在华北、华东进行备战。对于列强利益集中之上海,蒋介石决定,一旦日本有侵略行为,中国军队应“即行抵抗”,并指示时任上海市长张群,“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为应对局势恶化,蒋介石初步考虑,“先移首都于西北,集中军队主力于陇海路,严阵以御日军侵略”,计划将西北作为第二根据地,“万一首都陷落,即当迁于洛阳,将来平时亦以洛阳与西安为备都也”。

   此时,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仍未消止,宁粤双方都在争取“统一对方”。而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更是延伸到对外交主导权的争夺。蒋介石与胡汉民、陈友仁等在对日外交上态度迥异。作为蒋介石主要政治对手的胡汉民,在转向武装抗日之前,力主“中日直接交涉”。为了统一国民党,宁粤双方代表在香港举行和谈,和谈结果是要求蒋介石通电下野,粤方亦通电“向国民引咎,并说非统一不能救国”。其后,双方又在上海举行和谈,“蒋介石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最大限度地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结构,并不断分化各派反蒋势力的联盟”。

   二、英、美的外交反应以及围绕国联的交涉

   在分析英美围绕国联的交涉之前,需要关注此时英美的内部局势。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严重影响了美英等国。危机从美国蔓延到英国后,英国的煤炭、纺织和造船三大工业严重衰落,失业率上升到22%。就在九一八事变前两日,英国大西洋舰队水兵发动兵变,致使9艘军舰无法出海。面临危机,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实行金镑贬值。英国此时“急于在国内稳定资本主义秩序,把这看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因而对远东发生的事件最初不甚措意”。

自9月20日起,英美从各种途径陆续收到九一八事变相关信息,开始研判事变性质。20日晚,国民党中执委、蒋介石代表吴铁城拜访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询问日本是要将事变“永久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4124.html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