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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中军: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更新时间:2022-05-25 20:41:11
作者: 侯中军  
报告指出,日本必定要“完全占领东三省”,因此,对日政策的判断应以军事为着眼点。其依据为,尽管日本外务省与军部最初意见不一致,但在国联10月24日决议后,日本外交完全为军部所支配,而“国联不能采取任何有力制裁”,各国亦不会因为日本侵占东三省而“对日作战”。国联在应对日本侵占东三省方面的努力“已将用尽”。委员会专门分析了美国在中日冲突中的态度,认为美国“至今虽极力避免表示意见”,但将来如必要时,有运用《九国公约》抵制日本的可能。报告认为,美国对日本侵略东三省的态度逐渐缓和并劝中方让步等态度,“皆为保留其将来活动之预备”,对美国寄予调停的希望。在分析上述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委员会认为,对日交涉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一切政策对内须以“团结民心,保持政府对人民之信任为根本”,并做好军事抵抗准备。报告将对外策略分为三点:一是“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本宣战”;二是“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三是“尽力顾虑实际利害,但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恤”。报告认为,尽管已做好军事抵抗的心理准备,仍需要“尽力表示中国政府完全信任国联之意思”,并设法展现“时局之益趋危险”。国民政府可借此种做法表明,“由于国联不能完全尽责,不肯采取有效制裁方法,以致日军愈无顾虑,国联权威愈加丧失”,对国内而言可“减少人民责备”,对外而言“不致伤各国之感情”。此外,将来如需运用《九国公约》,在对美国交涉时“较易说话”。委员会认为,国联固然重要,《九国公约》签字国同样重要,“若中国对国联方面,不情到礼到,做尽功夫,将来改变方向时,不易得各国之同情”。

   蒋介石根据以上分析,决定外交方针为:(1)“东三省问题始终不离国联”;(2)“锦州问题之中立地带须以中立国团体参加与否为定,如无中立团体保证,则决不撤退,并确定积极抵抗”;(3)“天津问题如有中立团体参加,行政与警察机关照旧不迁,则可避免冲突”。

   12月2日,国联行政院提出新的决议草案,要求中日双方立即执行国联9月30日决议。草案指出,鉴于自10月24日国联行政院会议以来形势发展日趋严重,国联得到中日双方允诺,将采取一切办法避免局势进一步激化,免致发生战事。出于上述考虑,草案第五条提出派遣联合调查团的提议,决定“指派委员团由委员五人组成之,前赴当地从事研究,并将任何情形足以影响国际关系,损害中日和平或两国间借以维系和平之友好谅解者,报告于行政院”,中日两国各有权指派一辅佐人员加入。草案要求,中日两国须给予调查团以种种便利,使其能在当地获得所需求之任何消息。至于调查团的工作范围,草案规定,中日双方如开启任何谈判,均不属于干预范围之内,调查团也不得干涉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草案还强调,尽管决定派出调查团,但这并不妨碍日本政府执行在9月30日决议内所承诺的撤军协议。

   在日本政府与国际社会虚与委蛇的同时,关东军则不断向东北腹地深入。12月17日,关东军命令独立守备队、混成第三十九旅团、骑兵第二联队及汽车队入侵昌图、法库;命令第二师团派遣一部到辽中、牛庄、田庄台一带,为进入辽西做准备。1932年1月3日,在未遭到抵抗的情形下,日军侵占锦州。

   面临日本即将占领东北全境的态势,在国联决定派遣调查团之前,国民党内部宁粤双方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于南京举行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完成了“党内统一”。在为“复出”埋下种种伏笔后,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下野。孙科内阁上台后,无法应对内外困局,陈友仁的对日绝交方案与特种外交委员会的决定相去甚远,也与外交现实不合。孙科、陈友仁于25日通电辞职,蒋介石联合汪精卫再次复出,重掌外交决策权。1932年1月28日下午,蒋、汪决定对日外交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事实上,蒋、汪所定外交方针延续了特种外交委员会的既定方针。当日夜,“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日关系,又添变数。蒋介石第二日决定迁都洛阳,宣称要对日“决一死战”。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国民政府多方交涉,但根本不可能阻止日本侵略,而国联调查团也并未在促使日本撤军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结 语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应对方针的出台和变化,与中、日、英、法、美等国的外交互动及围绕国联展开的交涉具有密切关联。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最初反应是求助国联,希望通过国联阻止日本侵略,为达此目的,不惜采取不抵抗政策,意在向国际社会展示“忍耐”和“不挑衅”的形象,但此举在事实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极大影响了美国及欧洲各国的外交及内政,远东并不在它们优先考虑的范围之内。不论是主导国联理事会的英法两国,还是《九国公约》主导国美国,均不希望日本改变中国东北现状,但又希望中国“不抵抗”,以避免中日间爆发战争,损害其远东利益。

   国联本质上是英法等列强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外交工具。面对日本的侵华行为,英法根本无意根据盟约制裁日本。只是为了维护国联形式上的权威,英法才意图寻找一种能为日本接受而又能满足中国基本诉求的解决方法。为增强国联的威望,英法均有意获得美国支持。美国虽然从原则上支持国联决议,但保持了行动的独立性。英美起初对于日本军部与外务省的分歧存在一定误判,寄望于日本遏制军部势力;日本外务省也认识到这一情况,有意在对英、美交涉中加以利用。日本在外交上与各国周旋的同时,继续部署兵力,侵占了东北全境。经过连续交涉,国联对于如何介入九一八事变,如何把握与中日交涉的“强度”有了新的认识。在犹豫如何启用《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五条时,恰逢日本提出派遣调查团的提议,国联于是乘机说服中方接受经过修正的调查团方案。

   尽管国联连续出台三次决议,但在本质上只是一种为了维护自身声誉而采取的“折中”办法,是英法美等国绥靖外交的结果。随着日本不断扩大侵略,中国东北局势愈发恶化,国民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如果英法美在远东的利益没有受到直接损害,不可能为了中国与日本决裂,依靠国联外交不可能达到阻止日本侵略的目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及国内反抗日本侵略的救亡运动推动下,国民政府不得不顺应立足自身力量抵抗侵略的现实,其对日政策逐步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而妥协退让成为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

  

   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岗位教师、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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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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