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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中军: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更新时间:2022-05-25 20:41:11
作者: 侯中军  
还是暂时状态。蓝普森表示,起初可能是事发突然,但后续有可能“固定下来”。吴铁城称,日本可能会对华提出三项要求,一是一揽子解决中日间的悬案而非仅限于东三省,获得在全中国的经济特权;二是将张学良赶出东北,因其妨碍了日本在东北的扩张;三是日本将以一个更容易接受其政策的人来代替张学良,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废帝溥仪。

   数日后,美国驻华公使詹森经过对最初情况的了解断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长期以来阴谋策划的侵略行为,并以最谨慎有序的安排,使其侵略计划付诸实施”,“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说明这些事件是偶然事件,是少数不负责任军官行动的后果”。基于此种判断,詹森建议将日本在东北的侵略事件定义为战争,由《非战公约》各缔约国就日本的侵略行为表态。22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L.Stimson)向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宣读了美方备忘录,希望东北能够恢复原状,中日军队停止敌对行动,并不再使用武力。虽然日本陆军高层此时禁止事态扩大,但关东军仍决定扩大军事行动,朝鲜军司令官为增援关东军,派遣“一个混成旅团及两个飞行中队”,陆续进入中国境内。日军相继侵占东北三省重要地区。

   在国民政府上诉国联后,出席国联会议的英国代表塞西尔勋爵(Lord Cecil)认为,国联行政院首先能做的就是要求日本撤军。英国驻国联代表贾德干(A.Cadogan)在向英国外交部报告与日本代表佐藤尚武交流的情况时称,已经向日方提前透露了国联拟采取的办法。接贾德干报告后,英国外交部特别指示,“暂时不必建议由美国出面对东京施加影响”,但可以通知美方国联准备采取的行动,“让美方自行决定是否采取调停行动”。9月23日,美国国务院通知英国驻美使馆,美方已经两次提议通过中日双方驻美使馆进行调停。美国副国务卿卡斯特尔(R.Castle)于24日又向英国表示,美国将“全心全意支持国联的行动”,但担心国联在未能充分理解日本国内政治军事矛盾的情形下贸然采取行动,将会导致日本军部煽动国内民族情绪,而使支持“和平解决”的内阁和首相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美国建议,在采取任何行动前必须充分估计远东局势的复杂性。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贝克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萧特维尔(James T. Shotwell)便保持着密切沟通。萧特维尔称,美国学界对于日本提出的所谓“满蒙特殊利益论”已经予以充分关注,认为日本所提要求充满了“幼稚的逻辑”,“完全不顾及其脆弱的论据”。因此,事变发生后,美国国务院组织学界对中日冲突的根源进行深入探讨,从学术上为其远东政策提供智力支持。

   如何应对日本以武力改变东北亚格局的行动,是此时美国太平洋学会研究的重点课题。太平洋学会认为,美国在远东地区拥有文化、经济以及政治三方面的利益,这些利益都直接或间接与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有关。从政治上而言,虽然美国对华政策源于维护自身在华的经济和文化利益,但美国在华一直奉行的政策已非单纯维护经济利益,而具有更深的意图:一是门户开放;二是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国家争端的手段。太平洋学会进一步提出,因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缠,与英法等列强合作的传统外交模式已经失去效力,九一八事变后美国与国联的合作是一种有效的新外交模式,没有美国的合作,国联在远东的外交将困难重重。

   对于美国而言,此时最需要了解的是事变现场的真实情况,以便为下一步外交决策提供基本参考。9月28日下午,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约谈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表示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无法掌握关于中国东北全面、真实的信息,因此希望派遣驻哈尔滨总领事汉森(George Charles Hanson)和美国驻日大使馆秘书索尔兹伯里(Laurence E. Salisbury)前往沈阳及日军占领区考察。对于美国有意派遣调查员一事,出渊胜次表示将向日本外务省报告,争取配合,但要求美国明确这并非“一次国际调查”,而是美国出于对东北的关心而采取的行动。9月29日,日本通知美国驻日代办内维尔(Edwin Neville),外务省已批准美国派遣调查员的要求。得悉日本意见后,史汀生立即向内维尔部署详细任务,要求全面调查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摸清日本是否已经准备撤军并制订撤退计划,了解日本是否已经在沈阳建立了行政机构,判断日军是否干涉中国在当地的行政管理。10月3日,美国通过驻南京总领事照会国民政府,称其已经派员前往东北调查。至此,美国将派遣东北独立调查组一事,已经为中、日及国联所周知。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美国不愿在远东独自面对日本,争取与国联合作是美国的外交目标。美国与国联的合作,主要是通过联系主导国——英、法实现。美国在派出独立调查组后,与英国共享相关信息,提升了国联判断事变进展情况的信息准确度。10月7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奥德(C.W. Orde)在致塞西尔的一份节略中表示,已经收到多份电报,均指控日本非但没有撤军,而且还进一步寻找理由延长占领时间。英国驻日大使伶俐(F. Lindley)亦持此观点。10月9日,贾德干致函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Eric Drummond),称日军毫无撤退迹象。日本关东军在大规模轰炸锦州的同时,三次增兵嫩江,并命令第二师团“13日晚出发,15日午前7时30分到达大兴站”,做好侵占齐齐哈尔的准备。

   此时,国联内部对处理事变的态度并不一致。英国批评法国态度消极,但法国有自己的解释。法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那齐亚(M. Naggiar)密告英国驻法大使馆一等秘书维格瑞(R.Wigram),在中日问题上,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拟确定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顾及国联的利益”;二是“不能把发生在远东的九一八事变视为两个欧洲强国之间的问题”。那齐亚提出,“不论是通过条约还是国际惯例,多国都在中国港口和内河派驻部队和战舰”,相较于列强在华的军事行为,“日本只是走得更远”,但两者均非“战争行为”。那齐亚对中日问题的态度,反映了法国政府在国联种种消极作为的原因。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美国与国联的交往来看,美国一方面希望能够在远东问题上与国联取得合作,通过国联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则担心国联在处理复杂的远东局势时,因难以准确把握日本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而刺激日本。美国希望能够给日本一定时间,由其内部解决东北问题。

   英国亦持相似看法,其对日本内部各政治势力的博弈,尤其是军方和外交部门的博弈寄予较高期望。也就是说,日本内部这种表面上的分歧,扰乱了英美等国的视线。德拉蒙德致函英国驻国联代表贾德干,称国联能否让日本撤军,取决于中国政府能否完全制止国内的反日浪潮。德拉蒙德希望英国可以说服中国停止反日,避免刺激事态恶化。英国外交部在收到德拉蒙德的建议后,即要求蓝普森劝中国与日本进行交涉。美国则通过驻日内瓦领事吉尔白(Prentiss B. Gilbert)向国联提议由中日直接交涉,并积极表态,称将仿照华盛顿会议时中日会外交涉的先例,由友好国家参与监督中日交涉。英、美希望中国与日本先行交涉,其考虑的共同之处在于,相信日本政府内部可以制止军方的战争行为。

   由于英国在国联内部未能获得法国的积极回应,而美国表现出主动参与国联合作的姿态,加之英美较为接近的立场,使得两国得以迅速接近。10月10日,史汀生告知吉尔白,“如获邀请,授权其参加国联行政院关于中日问题的会议”。10月15日,蓝普森与詹森同时抵达南京,调解东北问题。蒋介石认为,“英美形势似较前略佳”,并仍坚持国联须“派出监察团”,如日本不接受,“则我方决照国联争持”。对于美国此次与国联合作,蒋认为这体现了美国“仗义执言,主持公道”。吉尔白参加了10月16日开始的国联行政院会议,标志着美国与国联在解决东北问题上开始正式合作。

   三、日本拒绝国联第二次决议前后的多方交涉

   国联9月30日决议出台后,日本非但没有撤兵,反而进一步扩大侵略,轰炸锦州,进逼齐齐哈尔。在此形势下,国联行政院会议决定提前1天召开。10月13日上午,国联行政院讨论中日问题,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美国建议引用《非战公约》一事并不适宜,因为一旦引用《非战公约》则意味着战争状态的存在,而现在东北问题虽有战争危险,但仍处于国联掌控之下;二是“日本有意将东北问题复杂化,将该问题与两国间所有争端的总解决混在一起”,“是否撤军,取决于能否得到满意的总体解决”,国联行政院认为,日本此举“无法理解”。

   会议开始后,在与英国驻日内瓦领事帕特森(Patteson)的会谈中,白里安询问英国是否认为国联此次会议能够取得成效;如果此次会议未能缓解危局,英国下一步应当如何应对。帕特森表示,国联在获得较高声望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但应清楚“国联不是一名警察,而是代表一种正义精神的力量”。

   同日,国联围绕中日问题再次开会,日本抛出所谓的和谈大纲五条:(1)中日“相互宣称在满洲的不侵略政策和行为”;(2)中日“共同参与镇压敌对骚动”;(3)“日本重申确认中国的领土完整,包括满洲”;(4)“日本在中国进行和平及合法事务,受到中国充分的保护”;(5)“中日双方达成防止破坏性的铁路竞争和落实执行现存铁路协定的措施”。对于日本的和谈大纲,蒋介石与戴季陶讨论后表示,“万难承认”,并要求“以东三省为中国之领土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基础”。

   于是,国民政府向美国试探启动《九国公约》机制的可行性。詹森以个人身份表示,当中方向国联提出仲裁的同时,也意味着启动了《九国公约》。美国虽然此时向中方表明不反对引用《九国公约》,但其参加国联行政院会议时所依据的是《非战公约》,意在取得对日交涉的最大公约数。在第一次参加国联行政院会议时,吉尔白宣读了史汀生的声明,表明美国有意参加解决东北问题的国际努力。在声明中,吉尔白特别强调,尽管美国会给予国联提出的任何措施以道义支持,但美国参加国联会议,是基于《非战公约》,因为目前的中日冲突事实不但适用于《国际联盟盟约》,同样适用于《非战公约》。

   在此形势下,蒋介石认为,如果寄望于国联解决问题,其前景“殊觉暗淡”。10月17日,蒋要求施肇基在国联坚持四点原则:(1)“解决满洲纠纷之谈判,必以立即撤退日军为基础”;(2)“撤兵时及撤兵后必须有一中立委员团视察”;(3)“必须承认中国之损害赔偿权”;(4)“必须设立一中日间调和与公断之永久机关”。为向国内外宣示态度,蒋介石提出,“如日寇相迫过甚,吾必与之一战”。19日,蒋介石召集各国驻华公使谈话,“宣示对日抵抗及不签订丧权辱国之条约的决心”。

   此时中日两国对于国联商议的决议,争议在于两点:中国拒绝直接交涉,而日本拒绝确定撤兵日期。国联行政院希望“日军能定期撤退,中国有保护日侨之保证”,并授权白里安尽力说服中日两国。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的英、法、意、日、德五国代表建议,日军须于限定期限内撤军,撤军完成前国联行政院不闭会,但不同意“中立人员参加于接收办法之商订及撤兵后两国悬案之谈判”。10月22日,顾维钧与戴季陶、宋子文、颜惠庆等提出中方修正案:一是仍需明确撤军日期,“如实不能办到,可承受五大国之担保日军于下届开会前撤尽”,但下届开会日期“应以十日为限”;二是开启有条件的中日接收办法谈判,“即日在日内瓦与日代表商订接收办法,结果报告理事会主席,务期于开会前商定”。

经与中日双方反复交涉,1931年10月24日,国联行政院作出第二次决议(以下简称“10月24日决议”)。10月24日决议重申了9月30日决议中两国的允诺,即日本在得到中方保护日侨生命财产的保证后,撤兵至铁路区域之内,而中国负担保证铁路区域之外日侨生命财产安全。决议再次重申日方“在满洲并无领土野心”的声明,并知悉“此项声明与国际联合会盟约及九国条约之规定相符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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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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