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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梦孜:“一带一路”倡议的三个理论视角

更新时间:2022-05-25 19:15:56
作者: 傅梦孜  

  

   一、超大规模经济的外溢效应

   自古代起,中国就是一个人口大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必然产生相应的规模经济。在工业化条件下,特别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这种基于巨大人口规模创造的需求更为多元,经济规模也更为巨大。而一种超大规模的经济产出必然产生外溢效应,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重要条件。

   (一)中国形成超大规模经济体

   在经济学中,规模创造更大的效益。古典经济学认定,大规模生产能否代替小规模生产,首先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首先取决于国内人口规模。中国历来是一个人口大国。巨大的国家人口规模,使满足经济、社会、民生和国防等方面基本需求的市场巨大,从而使生产规模扩大成为必然。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发展几乎处于世界边缘地带。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经过艰苦努力基本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在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及随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生产不足的矛盾仍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人口规模并没有形成相应的生产与市场规模。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与冷战结束、全球化深入发展相适应,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使基础设施建设、住房、汽车等需求不断扩大,同步引发产能的扩大。中国经济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国内需求迅速喷发,吸引着外国直接投资与世界跨国企业进入。这一时期,中国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推进企业与行业的合并重组,倾力打造大型航母级国企,一些民企也顺势成长做大,实现了中国巨大产能规模的初始形成。

   2001年中国“入世”后,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国内企业迎难而上,显示出巨大的成长能力。1996年“世界500强”榜单初创时,中国仅有中国银行和中粮集团两家企业上榜,美国是151家。2001年中国有12家企业上榜,美国则达到最高纪录,有197家企业上榜,美国上榜企业的收入占到了“世界500强”总收入的42%。此后,中国企业经受住国际竞争的巨大考验,并得以迅速成长。晋身“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数迅速增加。在2010年“世界500强”榜单中,共有61家中国大陆公司上榜,如果计入中国台湾地区的上榜企业,则为69家。2016年7月20日公布的当年“世界500强”榜单中,共有110家(大陆与香港共103家、台湾地区7家)中国企业名列其中,数量仅次于美国。2017年,在中华区上榜的公司连续第14年保持增势,达到115家(大陆与香港共109家,台湾地区6家)。

   近年来,中国南车、中国北车合并重组,中国宝钢集团与武钢集团合并组建宝武钢铁集团,首钢集团与河钢集团合并创建北方钢铁集团等,都在加快中国打造制造业、钢铁业的“巨无霸”。中国不仅彻底告别商品短缺时代,而且显示出全球性超大规模生产能力。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超过美国(19.4%)。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需求旺盛,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带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港口、机场、能源管网、住房、新农村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全国迅速展开,这种高速发展的状况持续多年,也同步促进了相关产业形成超大规模的产能。

   (二)“一带一路”契合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外溢效应

   中国企业超大规模的产能必然形成外溢,而“一带一路”倡议正好契合这种客观需要,承载着产能外溢的历史性重任。以铁路建设为例,自2004年国务院批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以来,中国铁路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至2015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12.1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1.9万公里,2016年底达到2万公里,高铁里程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65%;2017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铁增加到2.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总量的66.3%,为世界第一。

   在此基础上,为实现扩大铁路有效供给、强化铁路支撑引领、发挥铁路绿色骨干优势、提升铁路应急保障水平、建设现代化铁路基础网络的目标,国家发改委对2016~2025年国内的铁路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2016年7月2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修订后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按照规划,“十三五”期间中国将投入3.5万亿元促进铁路建设。到2020年,铁路网规划达到15万公里,其中高铁3万公里,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到2025年,铁路网规模达到17.5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达到3.8万公里左右,网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路网结构更加优化,骨干作用更加显著,更好发挥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到2030年,我国铁路将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与此同时,中国铁路已经成为国际产能合作和企业走出去的龙头。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推销”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国铁路建设在海外取得长足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出口主导产业之一。这样的巨大成就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铁路产业本身规模巨大,形成了开发、创新与建设的各项有利条件。以高铁建设为例,中国高铁网络所耗费的单位成本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类似项目都要低。由于超大规模的铁路网络规划,实现了规模经济,使得对各个建筑要素的设计能够标准化,有利于设备制造和工程建设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发展,以及将建造设备的资本成本在一系列工程中进行摊销。规模效应使中国高铁企业走出去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

   一种超大规模的经济,必然具有全球性效应。中国具有如此的产能规模,基本产品除满足国内市场外,着眼于全球市场是势所必然。世界各地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必然伴随巨大的产品消耗,部分中国富余优质产能也会以一定规模走出去,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需求。

   根据英国外国直接投资市场研究公司的统计,到2016年6月的18个月内,中国投资者宣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了315个新项目的投资,总值达759亿美元,是此前18个月的两倍;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56%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终投向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称,“一带一路”引导了中国的投资流向。因为对于建筑、能源资源、重工业等而言,这是“利用过去20年来国内累积起来的庞大过剩产能的重大机遇”,为“输出过剩产能创造了条件”。除了传统的中国对外投资大户之外,中国迅速崛起的大型企业,如电商集团阿里巴巴和消费电子产品专业公司海尔集团,也同样在持续走出去,成为对外投资大户,它们都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加速在海外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布局。

   (三)产能外溢有空间与限度的制约

   巨大的产能规模,也明显存在高耗能、高污染等特征。比如,水泥产业被认为是世界最污染的行业之一,占人为制造二氧化碳排放的5%。全世界一年消耗的水泥为43亿吨,中国占一半,其次是印度和美国。这种巨大产能不可能像日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一样,通过“雁阵模式”主要在东亚地区逐步实现产业外移。因为世界上很难找到有国家和地区能承受中国这么巨大规模的产能转移,而且在环境意识升高的今天,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转移,也会受到国外的抵制。

   尽管“萨伊定律”认为“一切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按照合理的价格出售,因而决不会发生一般的过剩情形”,但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即使不以一国、一个地区的市场为局限,就是面向全球,这种转移也是难以彻底实现产能消化的。对中国而言,大规模生产事实上形成了产能过剩。传统行业中“压缩一批、转移一批”,既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也是防治大气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治本之策。大规模产能必然形成外溢效应,这是“一带一路”建设所拥有的具体条件。但是,化解产能过剩并不完全依靠转移。那种指责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转移国内过剩产能的说法并无充分的依据。过去几年中国政府的实际举措表明,消化产能过剩,中国不靠转移到国外,而是会自行压减。习近平主席在G20杭州峰会上指出,中国在去产能方面力度最大,举措最实,说到就会做到。从实际发展状况看,2017年中国煤炭、钢铁行业已经圆满实现全年化解产能过剩目标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取得明显成效。“一带一路”为部分产能转移实现外移创造了条件,但不是全部的,中国必然要自行压缩大量产能。

   二、价值链的延伸与攀升效应

   全球化条件下形成的产业分工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主要体现于包括供应链、生产链和物流链的价值链之中。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得益于创新驱动,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一个不断由低端向中高端上移、由国内向国外转移的过程,这种价值链的延伸与攀升效应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必然。

   (一)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

   全球化条件下,特别是受跨国企业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等因素的推动,企业产业链具有全球性质。着眼于资源最佳配置与利润最大化,国际分工更为紧密、专业。产业分工更细,产业间分工进一步向产业内分工转变。理论上的国际分工从国家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及企业内的全球分工方向发展,推动全球化在更高水平上展开。

   中国真正开始嵌入全球产业链,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当时做出的重大决策,使中国有了参与全球分工必要的政策基础与市场条件。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迅速发展,加快了资源、劳动、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更为合理的配置过程。中国拥有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内的后发优势,这种优势在冷战后全球化助推下进一步表现出来。在贸易与国际投资驱动下,中国企业参与的国际分工日益细密。中国产业水平提升与全球产业转型的有机结合,使中国企业更深参与全球产业链。在这种产业链中,一些产品与其说是中国制造,不如说是全球制造。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产品之间甚至零部件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全球性联动。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与变化,加上向价值链上方游动,构成了中国产业、产品品质变化的动力。在出口形态上,中国企业逐步走出一条由以纺织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轻工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再到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最终到更高级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产业价值链攀升的路径。

   国际分工条件下大规模生产必然有大规模的物流,供应链构成这种物流的主要环节。改革开放后,经过数十年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进出口的全球化格局基本形成,使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环节,而且具有双向、多元、网络化特征。

   世界价值链并没有也难以在短时期内发生具有转折性的变化,在研发设计与销售网络方面,发达国家仍处于这两个高附加值价值链端口,发展中国家处于加工制造这个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制造业面貌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从价值链方面看,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还偏低。中国在全球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是自我要求的过程,唯此方可改变长期被锁定在中低端的命运,而这就需要依靠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跟上潮流,把握发展主动权。2016年5月 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走”目标,这将推动中国企业创新跃上新台阶,从而为中国企业晋升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供有力支撑。依据《“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将大幅跃升。《规划》体现出全球视野,要求打造“一带一路”协同创新共同体,全方位融入和布局全球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全球创新治理。

   (二)中国在价值链上攀升形成全球联动

伴随着过去四十年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2016-2017》英文版显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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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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