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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道衍之道

——​读史札记

更新时间:2022-05-25 19:06:15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道衍“恰巧”在嵩山寺遇到了袁珙、明太祖“恰巧”把姚广孝分拨给了正需要一个主心骨帮助他拿主意的燕王朱棣,结果两个人一见如故,甚至有相见恨晚之感,很快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密友——用我们这些俗人的话说,两个人当时就对上眼儿了,就像陷入到恋爱中的人那样,相互怎么看怎么觉得对方好。这里所说的“怎么看怎么觉得对方好”,体现在只要道衍来到燕王的府邸,两个人必定遁入密室聚谈,至于究竟谈了些什么,史书没有记载,也不可能记载,我们却可以依据某些外在迹象乃至于当时或者后来的传说,揣度一二。

  

   《明朝小史》亦名《明宫史》是一部不同于《明史》之类正史的史书,也可以称之为稗史吧!这部书的作者是明代崇祯年间的文人吕毖,可以说是与道衍同时代的人——尽管他们从空间和时间上说已经相距二百多年,但仍旧同属于明朝。明亡以后,就像历史上很多在改朝换代的时节所选择的那样,作为知识分子的吕毖为了逃避政治风雨的纷扰,也逃离现实“隐”了起来,到灵岩山当了一名道士,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去了。这个人很有文学才华,写了很多著作,其中《明朝小史》即《明宫史》最为著名,清代甚至还被收入到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修的《四库全书》里面。《明朝小史》行文简洁清晰,隽永安逸,精美醇厚,读之很有滋味,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找来看一看。

  

   《明朝小史》记载了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姚少师广孝,当文皇为燕王时尝侍宴,时天寒甚,王出对曰:‘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应声曰:‘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是主?’文皇大喜,凡有大计,与姚谋焉。”意思是有一天姚广孝往燕王府赴宴,席间,两个人编楹联取乐,当时天气寒冷,燕王说了一付楹联的上联:“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随口就对出了下联:“世乱民愁,王不出头谁是主?”我们或许不能把这件事视为真实发生过,出于后人附会的可能也是有的,但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所描述的心理氛围的角度,去把握当时的事态——燕王听过姚广孝对出来的下联以后,“大喜”,从此以后,凡是有重要事情需要决断之时,燕王都要把道衍找来,到密室里进行磋磨。

  

   那么当时他们究竟磋磨些什么呢?

  

   磋磨燕王怎样应对迎面而来的生死危机!

  

   危机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以七十一岁高龄病世、他孙子朱允炆继皇帝位成为建文帝以后即刻开始的。之所以即刻开始,是因为朱允炆不仅在成为建文帝之后,更是在继位之前即当皇太孙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被他爷爷封藩的叔叔们未来对他的皇位必将构成的重大威胁,很早就和太常寺卿黄子澄(这个人曾经是太子也就是朱允炆父亲朱标的伴读,与朱允炆十分亲近,很自然为建文帝所倚重)讨论过这方面事情:“惠帝为皇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谓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对曰:‘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太孙是其言。”(《明史》141卷·黄子澄传)

  

   朱允炆很显然是接受了黄子澄的见解的,后来他在跟爷爷朱元璋讨论这件事的时候,表达的实际上也是黄子澄的意思。朱允炆的原话是:对强势的叔叔们,首先“‘以德怀之,以理致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太祖曰:‘是也,无以易此矣。’”(转引自晁中辰《明成祖传》:尹守衡《明史窃》卷三)太祖的意思是,也不能说你的办法不是好办法,然而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4

  

   既然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么,朱允炆继位以后,便马上针对这件事开始了具体的筹谋和部署:“比即位,命子澄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谓曰:‘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顿首曰:‘不敢忘。’退而与泰(当时齐泰是兵部尚书)谋,泰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谋定,明日入白帝。”(引文同上)

  

   这就是说,为了更好地让黄子澄作为谋臣参与国政,朱允炆又加爵他为翰林学士,黄子澄以新身份与兵部尚书齐泰密谋,拟定了“先从实力较弱的周王削起,以剪掉实力最强的燕王的羽翼,最后再收拾燕王”的方案,并且于第二天将方案报给了建文帝。建文帝并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或者说,至少在这件事上,他是早有主见的,因此同意了黄、齐的方案。

  

   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不说战略性至少也是战术性的失误。我们甚至有理由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建文帝在此之后遭遇的所有挫折失败,直至丢掉江山,在一场宫廷大火中不知所终,都与他在这个关键时节所犯的这个关键性错误有关。错在哪里呢?错在没有“擒贼先擒王”,错失了最早打掉军事实力最强的燕王的机会,这个机会一去不复返了。

  

   那段时间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我们看《明史》卷145·姚广孝传的记载:“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夺诸王。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

  

   我们已经说过,在此之前道衍已经极尽所能地劝说了燕王,警示他再不反就没有机会反了。当燕王把他的顾虑再次向道衍说出来以后,道衍的回答是果决而且在观念上是颠覆性的:“我只知道天意,说什么民心不民心!”道衍似乎比燕王更具有“反”的意愿与决心,他几乎有点儿迫不及待了!

  

   从情势上说,道衍的焦急是有理由的,因为此时此刻建文帝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八月,周王橚有罪,废为庶人,徙云南。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所军单丁者,放为民。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齐王榑、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明史》卷4)意思是:建文帝首先废掉了燕王的同母兄弟周王朱橚;紧接着齐王朱榑、湘王朱柏、代王朱桂、岷王朱楩也相继遭到削废。除此之外,在削减和约制燕王军事实力以及密切监督燕王举动方面,建文帝也动作频出地调兵遣将,目的无他,就是要掏空燕王所节制的部队,削弱他的军事能力,准备在时机成熟之时,对其发起决定性的一击……这一点,道衍看得清楚,身在局中的朱棣看得更清楚,他只是需要一个人帮助他下决心罢了。

  

   然而从朱允炆方面说,尽管看起来咄咄逼人,其实这一切早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他反而打草惊蛇,让燕王及早有了警觉,为自己争取到了难得的备战时间。这就是我在前面引文中所说的,道衍协助朱棣暗中操练带有死士意味的反叛人员,单等着起兵那一天的到来。你说朱允炆文弱也罢,宽柔也罢,平庸也罢,总之,他从一开始就错误地判断了他的这位四叔,他不知道燕王迟早是要反的,无论有没有“羽翼”,无论军事上处境有利还是不利,朱棣都不会安身于在北平做一个混吃等死的藩王,他认为南京才是他真正的安身之地,皇位本该就是他的。这既是朱棣的命数,也是朱允炆的命数,更是大明的命数。

  

   让我们再强调一遍:建文帝朱允炆忙来忙去,所取得的效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朱棣和道衍都迫在眉睫地认为,刀已经悬在项上,再不反就没有机会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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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起兵之前心里其实是很虚的,原因有二:一、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以消泯个性自由为前提的“正统”的观念由来已久并且极为坚固,这种观念不仅牢固地存在于帝王将相的脑袋里,就连普通民众也在他们的生存中都固守着这种观念,因此,所谓“篡逆”从来都是大逆不道、会被灭九族的勾当,不陷入死境,任何人都难以做出这种选择;由此又连带着产生了第二个原因:起不起兵,朱棣不能不考虑民心向背问题,而在当时,建文朝在与洪武朝的对比中,民意是好的,建文帝基本上是受到朝野拥戴的。这两种情形,沉甸甸地压在燕王心头,即便是拥有雄才大略的朱棣也难以决断,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如前所述,道衍不但尽最大努力鼓动了燕王朱棣起兵,并且通过训练死士亲身参与了实际上的兵变阴谋。这就是说,在推翻朱允炆皇权的问题上,道衍不但有言,更是有行;他既是策动者,又是实行者。由于我上面已经说到的原因,即使我们今天也很容易想象,无论道衍或是燕王,他们所为之的“篡逆”有多么凶险,成功则罢,万一失败,那可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勾当,不抱有必死的信念,人是无法下这样大的决心的。

  

   “篡逆”真的这样危险吗?真的这样危险。我们多说几句吧。

  

   在皇权专制主义时代,从来都有所谓“十恶不赦”的说法。最早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北齐,尚书令、赵郡王等奏上《齐律》十二篇,“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那时候还没有“十恶”的概念,然而到了隋开皇初年,随着佛教的兴盛,统治者将佛教中的“十恶”之名引入律法,以之代替了《齐律》中的“重罪十条”,“十恶”之罪名遂正式出现。《隋书·刑法志》第二十五卷记载:“开皇元年……更定新律(指《开皇律》)……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十恶不赦”不仅成为历代皇朝的法宝,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和骨架,漫漶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正统”的观念,其实也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

  

   除了前述之外,《明朝小史》还说到一件事:“帝初与姚少师广孝共谋举事,语未几,檐瓦飘坠地而碎,帝以为不祥,色殊不怿。少师曰:此祥也。帝骂曰:汝何妄言?少师笑曰:天意欲殿下易黄瓦耳。帝乃喜,是日谋乃定。”意思是燕王与姚广孝正在密谋何日起兵,话还没说完,屋檐上的瓦片突然坠落下来,摔了个稀碎,朱棣不免有点儿心惊肉跳,以为这不是好兆头。

  

   关于这件事,《明史》145卷·姚广孝传说得更详细些:“建文元年六月,燕府护卫百户倪谅上变。诏逮府中官属。都指挥张信输诚于成祖,成祖遂决策起兵。适大风雨至,檐瓦堕地,成祖大惊。道衍曰:‘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兵起,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号其众曰‘靖难之师’,道衍辅世子居守。”

  

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年代,迷信在所难免,这也是起兵之前和起兵之后朱棣身边总是簇拥着袁珙、金忠、袁忠彻(袁珙的儿子)之类的相术之士(这几个人后来都成了明成祖朝的高官)乃至于“颠士”(看起来有些疯疯癫癫的人)的主要原因。举事之前屋檐掉瓦这件事的严重性,是远超今人想象的,它给燕王造成了大面积的心理阴影。此类事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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