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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铮:徐志摩藏书与约瑟夫·康拉德

更新时间:2022-05-25 00:42:11
作者: 刘铮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罹难殒逝。其身后藏书,多归松坡图书馆。事实上,直到近年,我们才有机会知道,尽管徐志摩曾于松坡图书馆任职数年,主持购藏工作,可他生前并没有捐书给松坡图书馆的打算。一九三0年十月二十一日,徐志摩致信丁文江,称:

  

   昨闻振飞说松馆(指松坡图书馆)今由大哥主持,这是好极了的。我有一点琐事要奉烦,前天松馆来信说,虎馆址(指西单石虎胡同的松坡图书馆)即将移让,我寄存在那里的书橱十二架及衣箱杂件,得想法挪,但一时我在南中,又无妥便可以代劳,闻石虎七号今由王抟沙先生承租,可否请大哥向与商量,暂时仍容封寄,年前我当设法来运或另移他处。王利民兄不知仍在馆服务否?如在,拟请其代为照料,俾弗散失。(《徐志摩全集》第七卷,3页)

  

   同年十一月八日,显然是在收到丁文江的复信后,徐志摩又去信,表示:

  

   书生可怜,书外更无所有,捐助之意恕不能纳,必须迁移时,只有暂行寄存史家胡同五十四号甲金岳霖处。已告知东荪及利民兄,希为招呼,俾弗散失,则感激如何可言!(同上注)

  

   从书信内容可揣知,丁文江劝徐志摩将寄存在石虎胡同的书直接捐给松坡图书馆,徐志摩明确拒绝了。可惜世事难料,一年后,徐志摩即身故,他的书到底留在了松坡图书馆。

  

   近二三十年,部分松坡图书馆旧藏的外文书流散坊间,徐志摩当年心心念念、希望有人照料“俾弗散失”的藏书,也终究散失了。有读者买到徐志摩旧藏。如诗人西川,就曾在散文《与书籍有关》中提到,他在北京的舊书店买到的书里面“有打着‘志摩遗书’蓝色椭圆形印戳的《牛津版十九世纪英语文论选》,徐志摩的圈圈点点跃然纸上”(《深浅:西川诗文录》,166—167 页)。目前,流散在外的徐志摩藏英法文书,可以查考到书名的,约有八九种。它们无一例外,均属松坡、“志摩遗书”序列。从内容上看,它们都是品位不俗的文学著作,包括萨克雷、罗斯金等的作品,符合徐志摩的阅读趣味。

  

   二0二0年,我在网上买到一部精装英文旧书,是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随笔集《人生与文学散论》(Notes on Life and Letters ,1921)。该书书名页正中空白处,钤一方朱文篆印“志摩所作”。我推测,此书为徐志摩旧藏。它不属于松坡、“志摩遗书”序列,没盖图书馆的收藏章。

  

   按说,“志摩所作”这种印文,钤在作品手稿上才合适,钤在外文藏书上未免别扭。我想,理由或许是徐志摩匆忙之际未加细审。就在一九三0年十月二十一日写给丁文江的那封信里,徐志摩曾写道:

  

   早该拜谢你慨赠的名著,我先前在巴黎在北京都买过一册,不用说都教朋友给拖跑。这是第三册到我手,我已题上字盖上章,决不再让它跑的了。

  

   可见,徐志摩平时并不常在外文藏书上题字盖章;也许偶尔钤印,以示珍重,也免得给朋友“拖跑”。由于我购买时,商家并未以名人藏书为招徕,而是当一本普通的英文旧书卖的,因此似无作伪之动机。若欲作伪,仿刻一枚外间习见的“志摩”印,不是比别出心裁刻一方其实并不很切合情境的“志摩所作”更合理吗?此书末页又有中国书店旧书定价章,可知在国内流传颇久了。从纸背观察“志摩所作”印油的渗入深度,可判断此印非近年新钤者。综合上述特征,我认为,此书为徐志摩旧藏,殆无疑义。

  

   既然这是约瑟夫·康拉德的著作,那么徐志摩平日是否读过康拉德的书呢?我遍检《徐志摩全集》,在他的文章、书札中共找到七篇涉及康拉德者,兹按时间先后为序简述如下。

  

   一九二二年,徐志摩在《雨后虹》一文中提道:“我又想起康赖特的《大风》,人与自然原质的决斗。”这里谈及的是康拉德的小说《台风》。

  

   一九二二年,徐志摩撰写《丹农雪乌》,介绍意大利小说家邓南遮,称:“他的笔力有道斯妥奄夫斯基的深彻与悍健、有茀洛贝的严密与精审,有康赖特(Joseph Conrad)禽捉文字的本能……”

  

   一九二三年,徐志摩在有名的散文《曼殊斐儿》中提及:“她问我最喜欢读那几家小说,我说哈代,康拉德……”

  

   一九二三年夏,徐志摩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举办系列讲座《近代英文文学》(赵景深整理),他在讲座中称许“康拉特下笔凝练,愈看愈深”,指出“他善于描写海洋生活”,并列举了康拉德的三部代表作:《台风》《大海如镜》《在陆海之间》。在后面谈到作家威尔斯时,徐志摩又说:“威尔斯和康拉得也不同。康拉得是以人为本位,而他是以社会为本位的。”

  

   一九二七年,徐志摩参与翻译小说《玛丽玛丽》,他在译序中称:“在我翻译往往是一种不期然的兴致……我想翻柏拉图,想翻旧约,想翻哈代,康赖特的小说,想翻裴德的散文,想翻鲁意思的哥德评传,想翻的还多着哪……”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徐志摩在复女诗人李祁的信中称:“Lagoon 我所最喜,译文盼立即寄我,短文一并寄来。Youth 何不一试?再加一篇,即可成一Conrad 短篇集,有暇盼即着手如何?”徐志摩“最喜”的康拉德短篇小说即《礁湖》,后面建议李祁试译的则是康拉德短篇小说《青春》。

  

   一九三0年,徐志摩在小说集《轮盘》自序中表示,“恐怕我一辈子也写不成一篇如愿的小说”,之后列举他歆慕的小说名家福楼拜、康拉德、契诃夫、曼殊斐儿、伍尔夫夫人等,称“我念过康赖特,我觉得兴奋”。

  

   由上可见,徐志摩对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非常熟悉、非常喜爱、非常佩服,不但敦促别人加以译介,甚至自己也曾动过翻译的念头。这样一来,他会购读康拉德的随笔集,也就顺理成章了。

  

   英国文人、著名的中国诗歌翻译者阿瑟·魏礼(Arthur Waley,或译魏雷),与留英时期的徐志摩过从甚密,他晚年撰写了一篇关于徐志摩的短文《欠中国的一笔债》。魏礼提及徐志摩在英国时与大作家的交往:“他的顶礼心情和朝圣脚踪,愈来愈指向文学的领域。他访康拉德(Conrad)、威尔斯(Wells)、哈代(Hardy)、毕列茨(Bridges);在这一连串的谒见中,他创造出一种中国前所未有的新文体,就是‘访问记’。这种文字激情四溢,是因发现新事物而沸腾的一种内心兴奋,与普通新闻式的报道迥然不同。”(梁锡华译,见《徐志摩评说八十年》,93 页)鉴于魏礼所述为“孤证”,我们一时还无法确定徐志摩是否真的拜访过康拉德,不过从情理上讲,喜读康拉德作品的徐志摩有参拜这位文坛耆宿的愿望,是再正常不过了。

  

   《人生与文学散论》并非稀见之书,但有徐志摩钤印的这一册,乃一九二一年的初版本,我在网上淘书二十年,该版本也只见过这么一次。一九二一年,对徐志摩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他经狄更生推荐,以特别生的资格入读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兴许,人在剑桥的徐志摩,是在《人生与文学散论》刚刚出版时就买来读了;兴许,读这部书,也是谒见他仰慕的大作家康拉德的一种准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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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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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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