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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帝国下腹部的脂肪

更新时间:2022-05-25 00:37:56
作者: 王子今  

   进行古代人物身体史的考察,人们会注意到地位高贵者因生活安逸形成特殊肥胖体态的故事。尊贵者的画像,甚至可见表现“腰腹十围,踞坐一榻适满”的体型([清]孙衣言:《候选训导洪君墓志铭》)。“以肥瘦知贵贱”(《古谣谚》卷一九),成为社会常识。讨论国家政治,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历史信息。《吕氏春秋·知化》写道,齐湣王亡国而居于卫,竟然“容貌充满,颜色发扬”,自称“带益三副”。汉代学者高诱解释,“三副”或作“三倍”。“带益三倍,苟活者肥,令腹大耳。”而历朝“冗官”“赘员”益增,成为王朝下腹“垂腴”,几乎形成周期性的病患。有关行政得失与王朝盛衰的认识,也许能够由人体脂肪过度的有害堆积这种病理现象,得到有意义的启示。

  

   古来成功致富贵人士,状貌往往肥硕。有人说“凌烟阁上人”皆“伟哉风骨”([宋]张纲:《代人上郑相生日三首》)。或言功臣将相“丹青上凌烟”者,其形象大多“腰腹伟”([清]查揆:《题陈树斋军门听雨图》)。

  

   《后汉书·耿秉传》可见“有伟体,腰带八围”的记述。《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说司马朗“身体壮大”。裴松之注引司马彪《序传》称其“腰带十围”。《晋书》中说到传主“腰带十围”的,还有《庾敳传》《尹纬载记》《赫连勃勃载记》。《李势载记》说“势身长七尺九寸,腰带十四围”。《宋书·南郡王义宣传》也可见“腰带十围”的记载。《梁书·韦放传》有关“腰带十围”的记述,见于《昭明太子传》《太祖五王传·萧嗣》《太宗十一王传·安陆王大春》。《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东阳王丕》说到几位曾经“从驾”立功,“并以旧老见礼”的皇亲贵族“皆容貌壮伟”,亦“腰带十围”。《北齐书·孝昭帝纪》:“身长八尺,腰带十围,仪望风表,迥然独秀。”可知依当时的人体美学意识,一定的腰围,被看作仪容出众的表现。《北齐书·文襄六王传·河南王孝瑜》:“体至肥大,腰带十围。”《娄昭传》“腰带八尺”,《慕容俨传》“腰带九尺”,又《周书·叱列伏龟传》“腰带十围”,《庾信传》“腰带十围”,《隋书·世积传》“腰带十围”,也都值得注意。《南史·文学传·高抱》也可见“腰带十围”。以“围”计“腰带”尺寸,应当是指两手拇指和食指合围的长度,有说“径尺为围”的(如《庄子·人间世》陆德明释文引“李云”),也并非准确测定。我们只大略知道“腰带十围”“腰带十四围”体型惊人肥硕。但是“腰带八尺”“腰带九尺”,据丘光明编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以九件骨尺、铜尺文物实物考察的南北朝尺度,以为“根据仅有的材料,似以李淳风所定尺长三十点二厘米更为可信”的意见,则“腰带九尺”,竟然可达二百七十一点八厘米。

  

   据《北史·恩幸传·赵修》记载,赵修“本给事东宫,为白衣左右,颇有膂力”,而“起自贱伍,暴致富贵,奢傲无礼”。其体态特征,史称“素肥壮,腰腹博硕”。这应当与“贱伍”时期已经大为不同。据《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江王元祥》:“元祥体质洪大,腰带十围,饮啖亦兼数人。”当时“腰带十围”情形可能并不罕见,于是唐诗有“将军带十围,重锦制戎衣”句(耿:《入塞曲》)。《旧唐书·太宗诸子传·濮王泰》 则称李泰“腰腹洪大”,以致“趋拜稍难”。《新唐书·太宗诸子传·濮王泰》则说“泰大腰腹”。唐代后期强势军阀朱泚,据说“资壮伟,腰腹十围”(《新唐书·逆臣传中·朱泚》)。

  

   就个体人生来说,曾经是“英雄”“武士”的董卓,出身陇西临洮,以“六郡良家子”身份“为羽林郎”,“有才武,膂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记载,他奉命击羌、胡,“六军上陇西,五军败绩,卓独全众而还”。然而控制“京都兵权”,横暴朝中之后,已经成为超常肥胖将军。据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董卓被吕布等格杀后,“暴卓尸于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为之丹”。看守董卓尸体的官员“暝以为大炷,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达旦,如是积日”。《后汉书·董卓传》的记述是:“乃尸卓于市。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旦,如是积日。”庾信《哀江南赋》所谓“燃腹为灯”,以及杜甫诗句“燃脐郿坞败”,李贺诗句“曾燃董卓脐”,苏轼诗句“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等,都是对这一故事的回顾。俞樾诗作以“卓脐肥”与“楚腰细”为对,也别有意思。

  

   历史上另一位曾经“以骁勇闻”的名将安禄山,据说“肚大,每著衣带,三四人助之,两人抬起肚,猪儿以头戴之,始取裙裤带及系腰带”。“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抬挽其身,方能移步”,于是“肥大不任战”,当年“骁勇”(《旧唐书·安禄山传》),只是往日的记忆。《安禄山事迹》卷上说:“晚年益肥,腹垂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写道:“禄山体充肥,腹垂过膝,尝自称腹重三百斤。”竟然具体说到“腹”部的重量,固未足信。但异常“肥壮”“肥大”,腹部下垂“过膝”,应是事实。

  

   关于董卓“素肥”“素充肥”,史籍都说到“脂”“膏”。《说文·肉部》说:“膏,肥也。”“肪,肥也。”段玉裁注以为这两处“肥”都“当作脂”。又引“王符曰‘白如猪肪’”。《说文·肉部》说:“脂,戴角者脂,无角者膏。”可知“脂膏”都是指动物脂肪。

  

   作为生理知识而介入政治生活,借用为政治比喻,“肥肉”“脂膏”的超常蓄積,被看作恶政的象征。《说文·肉部》:“腹,厚也。”段玉裁注:“腹厚叠韵。”“谓腹之取名,以其厚大。”又引《释名》曰:“腹,复也,富也。”以为“文法同”。《释名·释形体》是这样说的:“腹,复也,富也,肠胃之属以自裹盛,复于外复之,其中多品,似富者也。”“腹”与“复”和“富”的关系,以及所谓“似富者也”的表现,是发人深思的。

  

   对于《说文·肉部》所谓“腴,腹下肥者”,段玉裁注指出是指人体,“此主谓人”。又写道:“《论衡》传语曰‘尧若腊,舜若腒,桀、纣之君,垂腴尺余’是也。”《论衡·语增》:“传语曰:圣人忧事,深思事勤,愁扰精神,感动形体,故称‘尧若腊,舜若腒;桀、纣之君,垂腴尺余’。夫言圣人忧世念人,身体羸恶,不能身体肥泽,可也;言尧、舜若腊与腒,桀、纣垂腴尺余,增之也。”王充说,言圣人忧民勤事,“不能身体肥泽”,是可以的。但是所谓“尧若腊,舜若腒,桀纣之君垂腴尺余”,则应是夸大其词。按照《礼记·少仪》郑玄注的说法:“腴,腹下也。”《论衡·道虚》也可见“世称尧若腊,舜若腒,心愁忧苦,形体羸癯”的说法。《太平御览》卷八0引邓析言曰:“古诗云:‘尧、舜至圣,身如脯腊,桀、纣无道,肌肤三尺。’”

  

   先古圣王形象多黑瘦,往往“羸恶”“羸癯”,“不能身体肥泽”的情形,又见于《意林》引《尸子》所谓“尧瘦舜黑”,《文子·自然》引老子所谓“神农形悴,尧瘦癯,舜黧黑,禹胼胝”,《淮南子·修务》所谓“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黴黑,禹胼胝,则圣人忧劳百姓甚矣”。《吕氏春秋·贵生》高诱注使用了“瘦瘠”文字:“尧、舜、禹、汤之治天下,黧黑瘦瘠。”

  

   与此不同,《荀子·非相》说到反面政治人物的形象:“古者桀、纣”,其身形“长巨姣美”。这应当与养尊处优相关。《楚辞·天问》直言其“肥”:“受平胁曼肤,何以肥之?”王逸解释说:“言纣为无道,诸侯背畔,天下乖离,当怀忧癯瘦,而反形体曼泽,独何以能平胁肥盛乎?”按照王逸的理解,纣的形象,正是《论衡》所谓圣人“不能”的“身体肥泽”。而所谓“桀、纣之君,垂腴尺余”,是更极端的说法。

  

   有人重视腹部过量脂肪堆积的危害,并且将这种生理现象与贪腐行为相联系。晋国大夫叔鱼初生,其母观察其体型,以其“牛腹”,断言“必以贿死”(《国语·晋语八》)。“牛腹”竟然是与“贿”相关的人体征象。又如刘克庄《 贫居自警》 诗以清贫志向与“燃脐”悲剧对比:“夸士燃脐犹殉货,先贤覆首或无衾。”沈錬《休贪百姓钱》也写道:“请君但看燃脐报,可是黄金坞内填。”现在看来,把这种政治告诫看作对王朝格局构建、帝国决策倾向、君王行政取舍提出的警告,其实也是适宜的。关于腹部的异常,又有“腹尺”之说。“腹尺”或许与“垂腴尺余”有某种关联。《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引《平原祢衡传》说到“赵荡寇”“有腹尺”,于是有“可使监厨请客”的调侃,据说“其意以为”“赵健啖肉”。所谓“腹尺”,《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腹的阔度”,以为“比喻食量大”。

  

   “腹大”“垂腴”的情形,也适合用以形容传统政治体制。

  

   以身体部位比喻王朝秩序之安危得失,是中国传统政论的语言习惯。如《晋书·刘聪载记》载刘易、刘敷等谏语有“陛下心腹四支何处无患”的警告。《六朝通鉴博议》卷七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治国如治身。心肠四体,将养调治缓急,各自有序。人失其序,则疾生之。国失其序,则乱生之。”指出古来有“虚心腹,肥支体,遂为后世深患”者,于是发表了“可不戒夫”的严正警告。

  

   而历代开明的政论家言称帝国政治弊病最多见的批评,是对“冗官”“赘员”现象的指摘。《说文·肉部》:“肬,赘肬也。”又《说文·部贝》:“賸,物相增加也。”段玉裁注:“賸增叠韵。以物相益曰賸。字之本义也。今义训为赘疣。与古义小异,而实古义之引伸也。改其字作剩而形异矣。”“賸”字现今简写为“剩”,已经“形异”。古字“賸”结构有“肉”,可以理解为不必要的,甚至灾难性的“增加”,是可以从人体生理与病理的角度认识其意义的。史籍所见王朝的“赘员”(《明史·忠义传·阮之钿》)、“赘余”之“官”(《清史稿·职官志二·太常寺》),都是可以由“赘肬”有所认识的。“赘肬”,有时又写作“赘疣”(《清史稿·选举志·考绩》),更强调其病患性质。宋人陈彭年《重修广韵》卷四《去声·八未》:“赘,赘肉也。又最也,聚也。”“赘”即“赘肉”可以理解为脂肪的过度壅积。

  

   “冗官”“赘员”,造成民众过于沉重的负担。有人称此为“官多则民扰”。唐代名臣刘晏曾有此说(《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同样的说法又见于宋人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卷二二。明清政论中,“官多则民扰”频繁出现。李鸿章言“官多则民必扰”(《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六),语气尤为肯定。又有“官多则民困”([清]陈澹然:《权制》卷一)之说。“冗官”“赘员”也导致行政运行效率的降低,往往也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隐患。顾炎武写道:“官多则乱,将多则败。”(《日知录》卷五)这样的意见,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如下说法是一致的:“如果国家仍然是同一个国家,行政官的数目纵然可以任意增加,政府却并不会因此便获得更大的实际力量”,“还可以肯定:负责的人越多,则处理事务就愈慢”,“随着行政官的增多,政府也就会松弛下来”。“行政官的人数愈多,则政府也就愈弱。”卢梭指出:“这是一条带有根本性的准则。”(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0年版,84、82 页)

  

顾炎武生年较卢梭约早一百年。他提出的行政学“治官”理念,其实已经相当先进。前引“官多则乱”,可以看作顾炎武治官第一定律。他的治官第二定律是“大官多者其世衰”(《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顾炎武治官第三定律是“省官之故,缘于少事”。他提出的“省事”更重于“职官多寡”(《日知录》卷八《省官》)的主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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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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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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