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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民镇:先秦古《书》与古书的源流

更新时间:2022-05-25 00:17:06
作者: 陈民镇  

   李零曾说:“如果我们把古书的发展比作一条龙,那么战国秦汉的古书就是‘龙头,魏晋隋唐的纸本古书就是‘龙身,宋元以来的刻版古书就是‘龙尾。”(《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0四年版,11页)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简帛古书成批出土之前,人们对古书的认识通常是“神龙见尾不见首”。

  

   郭店楚墓竹简(郭店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 上博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清华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 安大简)、北京大学藏汉简(北大汉简)、海昏侯墓汉简、马王堆汉代简帛、银雀山汉简等简帛古书的面世,为世人呈现了古书的早期面目,“龙头”已若隐若现。清华简无疑是近年学界关注的焦点,而清华简所见《书》类文献则是焦点中的焦点。

  

   张政烺生前曾感叹:“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尚书》作为先王之政典,“五经”之一,其意义自然非比寻常。过去郭店简、上博简中的战国竹书保存了若干《尚书》佚文,只是吉光片羽。清华简第一辑所见《尹至》《尹诰》《程寤》《保训》《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诸篇,第三辑所见《傅说之命》上、中、下三篇,第五辑所见《厚父》《封许之命》,第八辑所见《摄命》,第十辑所见《四告》,则令张政烺心心念念的先秦原版《尚书》重现于世。

  

   具体而言,《金縢》见于今文《尚书》《,尹诰》《 傅说之命》《摄命》可与伪古文《尚书》的相关篇目对应,《程寤》《皇门》《祭公之顾命》见于《逸周书》,其他诸篇则当归入佚《书》。《尚书》全书、《逸周书》的部分篇章以及体例近于《尚书》的文献,可概称为“《书》类文献”。因清华简是未经科学发掘的购藏简,社会上一些人对其可靠性心存疑虑在所难免。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之内,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等购藏简已经过重重考验,真伪问题早已不言自明。而清华简《书》类文献进一步验证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之可靠,并进一步说明魏晋时期流行于世的伪古文《尚书》不可信,亦已成为学界共识。

  

   自二0一0年清华简第一辑公布以来,学者前赴后继,孜孜以求,成果丰硕。近期刘光胜《出土文献与〈古文尚书〉研究》、张怀通《〈尚书〉新研》、程浩《有为言之: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等书集中面世,可谓《尚书》学研究的盛事。本文所论,主要围绕《有为言之: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以下简称《有为言之》)一书展开。

  

   “有为言之”一语,出自郭店简《性自命出》简16 :“《书》,有为言之也。”上博简《性情论》简8 所记相同。《书》类文献大抵记先王贤圣之言,故古人称“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性自命出》“有为言之”一语,强调的是《书》与“言”的关系,从而与诗之“有为为”、礼乐之“有为举”相区分。所谓“有为言之”,即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言”,其落脚点在于政教。《书》所记之言,或为王言,或为君臣对话。这些言论如何被记录,并如何进入《尚书》《逸周书》等文献,向来为学者所关注。《有为言之》一书所讨论的,便是先秦《书》类文献的源流问题。

  

   该书的绪论首先界定了何谓《书》类文献。作者程浩认为,《书》类文献指君臣在行政过程中的言论记录所形成的文本,它是一种官方性质、记言体裁的文献,由史官记录并负责保存、传播。在这一定义的指导下,作者排除了若干被某些学者归入《书》类文献的篇章,如《保训》《 耆夜》《命训》《四告(三)》《四告(四)》等。即便在古人眼中,《书》类文献也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什么文献属于《书》,什么文献不属于《书》,见仁见智。

  

   全书的正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清华简“书”类文献与传世文献比勘疏证》, 从今存文本者(《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仅存篇目者(《尹诰》《傅说之命》《程寤》《摄命》)、篇目无存者(《尹至》《厚父》《封许之命》《四告》)三类文献入手,比较竹书本与传世本在用字、用词、文句等方面的异同。该书脱胎自作者完成于二0一五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书”类文献先秦流传考—以清华藏战国竹简为中心》,从答辩到出版,已有六年光景。作者并不满足于旧作,而是结合新的认识对上编部分加以修订,同时还补充了学位论文所未涉及的《摄命》和《四告》两种文献。随着二0二0年底《四告》的公布,清华简《书》类文献已然全部面世。就此而言,在学位论文基础上加以增补的《有为言之》一书,其出版正逢其时。

  

   在上编文本考订的基础上,下编《“书”类文献先秦流传通论》对《书》类文献的编纂和成篇情况以及《书》类文献结集与流传情况做进一步讨论,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尚书》之体, 孔安国《尚书序》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体”,在此基础上,孔颖达增益贡、歌、征、范四体,合为“十体”。此外,陈梦家将《尚书》文体分为诰命、誓祷、叙事三大类(《尚书通论》,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版,309—310 页),钱宗武分为典、诰、誓、命四类(《尚书入门》,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24 页)。程浩则从清华简《书》类文献出发,分为训诰、册命、誓祷三类。《四告》公布之际,赵平安曾认为《四告》可归入广义的诰体(《清华简〈四告〉的文本形态及其意义》,载《文物》二0二0年九期)。不过告神之“告”,与训诰之“诰”并不可同日而语。过去有人认为《尹诰》《仲虺之诰》的篇题说明“诰”除了可指“上告下”,亦可指“下告上”,笔者并不同意此说,另有专文辨析(见拙作《清华简与〈尚书〉文体的再认识——兼论晚书辨伪》,载《江西社会科学》二0二一年五期)。程浩指出《四告》是典型的祝祷辞,应归入“誓祷”,极有见地。

  

   《有为言之》描述了《书》类文献的生成过程:《书》类文獻原本是史官对君王言论的现场记录,此后便成为藏于盟府的档案文书;史官事后还会对这些档案文书进行整理与加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文本,是为第一轮整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对这些文献的时代和故事背景已不甚了解,于是史官添加了一些故事背景和情节的描述, 是为第二轮整理。在此认识的基础上,程浩对《书》类文献的成篇年代做了一系列的推断。以《金縢》为例,作者认为该篇的主体——周公祝告先王的部分应是周公自述、史官记录并整理而成,而第二、第三章“周公居东”以及“成王启金縢之匮”大约是春秋战国时期所增。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书》类文献及其他先秦古书成书的复杂性。

  

   陈梦家曾指出:“册命既是预先写就的,在策命时由史官授于王而王授于宣命的史官诵读之。”(《尚书通论》,159 页)根据其说,西周册命铭文以及《尚书·文侯之命》“ 王若曰” 所引入的是预先在命书上写就的内容。张怀通则认为,“王若曰”的内容反映的是口语,是君王现场发挥的讲话,而非命书上的内容,命书的内容未在铭文中显示(《“ 王若曰” 新释》,载《历史研究》二00八年二期)。程浩也对陈梦家的观点持质疑态度,他认为,《书》类文献虽以记录王命为主,但以君臣对话为主题的篇目亦不在少数;即便我们承认篇中“王曰”的内容存在史官草拟的可能,但臣子的大段回答却无论如何都不会出自史官代笔。笔者亦曾撰文讨论该问题,认为陈梦家所指出的史官代宣王命之制是事实存在的,西周中晚期的命书具有程序化的特点,系预先写就,并在册命仪式上供史官宣读(见拙作《试论册命之“书”的体例及〈摄命〉的性质》,载《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13 辑,巴蜀书社二0二一年版)。陈梦家的讨论主要就册命类文献展开,而册命文书具有特殊性,我们不必因此扩大化,一概将“王若曰”之后的内容视作史官草拟。程浩所指出的君臣对话等情形,无疑源自现场记录。

  

   清华简《书》类文献与传世《尚书》的篇目、篇名及部分文句不同,程浩从墨家与楚地的渊源、清华简《书》类文献不讳言鬼神等线索出发, 推测清华简《书》类文献或多或少地受到墨家的影响。刘光胜《出土文献与〈古文尚书〉研究》一书对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儒、墨诸家传本的异同亦有讨论,可以参看。

  

   程浩显然并不满足于探讨《书》类文献的源流,他还试图从《书》类文献这一个案出发, 重新反思先秦古书的生成与流传问题。过去古史辨派注意审查古书的年代,取得不少成绩,同时由于材料与方法的局限,也造成了一些误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多批重要简帛佚籍引导了古书的“第二次反思”,李学勤、裘锡圭、李零等人都有重要的贡献。程浩受李学勤、李零、谢维扬、宁镇疆等学者的影响甚深,他对《书》类文献以及其他先秦古书源流的反思渊源有自。李学勤强调:“我国古代大多数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二00一年版,32 页),李零曾指出古史辨派的疏误在于将古书本身的年代与古书内容的年代混为一谈,对古书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也认识不足(《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24页)。程浩认为,我们应从“线”而非“点”的角度去看待古书的形成过程,古书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会增加新的内容,“层累”作成,既有脱、漏、乙、误等自然演变,也有后人出于避讳、押韵以及思想性等动因做的主观改动。因此,过去某些学者根据篇中某字某句对全篇进行断代,必然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有为言之》的上编偏于文本考订,看似与下编的侧重点不同,实际上两编是相辅相成的,文本的细部研究可有助于揭示古书复杂、动态的生成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强调,要充分考虑古书成书的复杂程度与未知因素,并不断深入对篇章字句的考察,适当估计书写载体对文本流变的影响,准确考量汉代人对古书的整理工作。

  

   简帛古书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新文本或新版本,还在于它们呈现了古书的原始物质形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古书的形制与格式。如余嘉锡等前辈学者提出的古书多单篇流传、古书不题撰人等观点,为出土简帛所一再证实。《有为言之》亦结合清华简的材料讨论了篇题的拟定者与时代、篇题拟定的原则、《书》类文献的序次等问题。如根据清华简的简册形态,指出以人物为中心的编次原则的存在。作者还指出,脱简、残断、错简等对文本流变产生的影响,以及书写载体的材质对文本的影响, 都值得重视。可见,簡帛的物质形态同样蕴藏着古书的重要信息,有待进一步抉发。

  

   清华简《书》类文献之于《尚书》,安大简《国风》之于《诗经》,上博简《周易》之于《周易》,等等,皆为古书之龙首,非一鳞半爪所能比拟。现有的材料自然不能勾勒出真龙的全貌,但至少离真相愈加切近了。

  

   (《有为言之: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程浩著,中华书局二0二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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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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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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